金燦榮：告別西方中心主義——對當前國際格局及其走向的反思

別西方中心主義——對當前國際格局及其走向的反思

金燦榮、劉世強

內容提要：

自近代以來，西方通過制度創新、商業擴張和武力征服逐漸建立起在現代國際體系中的中心地位。五百年來，西方的中心地位經歷了從歐洲階段向美國階段的轉移，並承受著持續不斷的內部鬥爭和分裂。冷戰的結束再一次確立了西方在國際結構中的中心地位，卻因美國的政策錯誤和西方的內部問題受到削弱。更為重要的是，非西方世界經過近百年痛苦地學習和適應後積累了相當的現代化知識。伴隨著非西方世界的興起，西方的中心地位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衰落。未來的國際格局走向取決於西方的自我調適、非西方世界的發展態勢以及西方與非西方能否實現權力共享。

過去幾百年以來，西方一直是現代國際體系的中心。西方不僅具有發達的政治經濟結構、軍事組織方式和社會價值觀念，而且還塑造著近代以來國際關係的基本面貌和交往方式，在推進人類邁向工業文明、實現世界現代化方面起著主導性作用。自地理大發現開始，西方逐漸取得了對非西方世界在力量、制度和觀念層面的全面優勢。在力量上，西方的工業能力、科技水平和軍事技能處於遙遙領先的位置；在制度上，現代資本主義的制度安排使得傳統的生產方式黯然失色；在觀念上則體現為以個人理性為核心的現代性啟蒙。直到現在，以工業化為表徵的文明形態在權力結構上仍然以西方大國為中心，在制度觀念上依舊以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為主導。

歷史地看，十九世紀是西方中心主義的第一個高潮，即現代國際關係的歐洲階段。作為惟一產生了先進現代工商業文明的地區，歐洲在十九世紀末以前的數百年里曾是世界最有活力的權勢中心。①歐洲列強總合起來左右了世界政治的基本格局——以及規範各種國際相互作用方式的國際法體制——而那些歷史作用異常巨大的更廣泛的國際關係價值觀念和思想也是如此。②其結果是，歐洲對非歐國家和地區的全面入侵和支配，美洲、澳洲成為歐洲文明的外部延伸，亞洲、非洲的大部分地區淪為殖民地或附庸國，諸如奧斯曼、中國等古老帝國也未能倖免被半殖民化的命運。隨著美國的崛起，國際權力重心經歷了從歐洲內部向側翼邊緣的轉移，西方中心主義逐漸過渡到以華盛頓為主導的新階段。不同於霍布斯式的歐洲階段時期，美國主要通過制度建構、規則設定和議程主導來確立西方的中心主義地位；而美國對自由價值的堅定信仰和強烈推廣則為這一時期的西方中心主義刻上了鮮明的意識形態印記。

然而，與西方中心地位確立相伴隨的是其內部的分裂③，集中體現為一戰、二戰和冷戰。同盟國與軸心國的實力火併、德日對國際體系的挑戰以及美蘇超級大國的競爭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西方作為整體的行動能力和政治意志；戰爭對抗所造成的敵對情緒和毀滅性破壞也使得西方人對自身文明普遍質疑，甚至自我否定。與此同時，西方在對非西方世界進行殖民掠奪和勢力拓展的同時也造成了先進技術和現代理念的廣泛擴散，構成了後發國家推進現代化的第一動力；西方的內部分裂也為非西方世界的興起提供了相當空間。因此，當冷戰結束以及西方內部分裂重新彌合之時，非西方世界已經通過主動學習積累了強大的現代化能量。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人類步入了後冷戰時代。

一、美國的全球首要地位與西方中心主義的再確立

蘇聯解體標誌著冷戰的結束④，以美蘇對峙為基礎的兩極格局走向終結。儘管學界就後冷戰時代的國際結構是單極還多極爭論不休，但美國確實一度確立了其他競爭者無可匹敵的戰略優勢和首要地位。⑤事實上，美國享受著一種自現代國家體系產生以來未曾見過的不對稱權力。在過去，一些領先的國家會在某一個領域佔有優勢——但是美國則是現代歷史上唯一一個這樣的大國，它幾乎在每個重要的權力領域都建立了明確的領導地位。⑥

在經濟層面，自19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一直是世界最發達和龐大的經濟體，GDP佔世界的比重一直穩定維持在25%-30%之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度躍升至50%。冷戰結束後，在新技術革命和金融創新的帶動下，美國經歷長達十年的經濟黃金增長期，與日本的經濟衰退、歐洲的發展乏力形成鮮明對比，在生物技術、航空通訊、新能源等幾乎所有的高科技領域，美國都保持著一馬當先的發展勢頭；美國的教育體系和移民政策鼓勵著社會的充分競爭和不斷創新；全球化推動的市場整合更為美國企業的全球擴展和商品出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此外，美國經濟實力還有著恆定的自然資源、地理條件和地緣位置的優勢，國土遼闊，人口總數大而密度低，這些都是俄羅斯以外的國家無法比擬的優越條件。在全球人口急劇膨脹同環境惡化、資源稀缺的矛盾日益激化時，美國這一優勢將越來越明顯。⑦

如果說美國在經濟領域保持著領先地位，那麼美國的軍事能力則更是令人難以望其項背。雖然冷戰結束初期，美國一度壓縮軍費，減小軍事開支，但自1998年開始再度增加，並保持了連續12年的增長態勢。以2003年為例，美國當年的防禦支出佔了全球總額的近40%，這一數字是位列第二的中國的7倍。換句話說，美國在防禦上的開支與排在它之後的13個國家的總額相等。⑧更為重要的是軍事控制和實戰能力，美國現在擁有壓倒性的核優勢、世界上佔主導地位的空軍力量、唯一真正的藍水海軍和獨一無二的全球軍事投送能力⑨；美國建立了覆蓋全球的軍事聯盟基地，牢固地控制著世界上主要的戰略通道；而豐富的戰爭實踐經驗和靈活的軍事戰略調整則將美國的軍事霸權地位進一步放大。

在地緣政治層面，從1989年到現有的20年里，美國的權力深刻地影響了國際秩序，美國的政治、經濟與外交理念是全球行動的起點。華盛頓儼然成為世界上每個大洲里最強大的外來力量。它控制著整個西半球；在歐洲和東亞，它是最重要的外來平衡力量；在中東、中亞和南亞，它都在擴大著自己的影響力。⑩與此同時，美國的霸權現狀並沒有催生一個反美集團的出現，西方以外的國家既缺乏實力也沒有意願挑戰西方的中心地位，相反都以融入西方主導的現行國際體系為基本戰略目標，將改善同美國的關係確立為對外政策的重點。這樣，世界上的主要大國大多成為當今美國的盟友。隨著新千年的到來，美國已經獨自站在世界權力的頂峰。(11)

在國際制度層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通過構建各種國際機制和制度安排確立了其在世界事務中的霸權地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關稅和貿易總協定所確立的國際經濟機製成為美國賴以控制和管理世界經濟的得力工具；在安全領域，美國主導促成了聯合國的建立以取代國際聯盟，並確立聯合國安理會的權威和大國決定的原則，從而確保了美國在安全領域的至上地位；在軍事領域，美國在二戰期間及其後在世界各戰略要地建立了軍事基地，並駐軍歐亞，建立了保障自己利益與權力資源的軍事戰略網。(12)總體而言，在美蘇對抗的全球背景下，美國主導的國際制度網路受到地緣競爭和意識形態對抗的阻礙而難以擴展至全球範圍。冷戰的結束和全球化進程的迅猛發展使得世界市場真正成為一體，越來越多的後發國家在對外開放和融入世界的政策目標指導下加入了現行國際制度體系。國際制度的全球擴展事實上強化了美國的霸權主導地位。這一時期，美國參與建立、制定、補充的國際組織、國際公約、協定，同各國發表的雙邊或多邊聯合聲明，其數量和所涵蓋的地理範圍、專門領域，都是國際政治歷史上空前的。美國構築和鞏固國際機制的努力，降低了維持單極霸權的成本，對維護美國戰略利益和經濟來說，可謂意義深遠。(13)

在文化和軟實力層面，美國同樣具有統治性地位。美國的電視節目和電影大約佔世界市場的四分之三。美國的通俗音樂居於同樣的主導地位。同時，美國的時尚、飲食習慣甚至穿著，也越來越在全世界被模仿。互聯網的語言是英語，全球電腦的絕大部分敲擊動作出自美國，影響著全球會話的內容。(14)然而，美國文化的吸引力絕不止於此，更是來自於這些物化產品所傳遞出來的價值信仰，如民主、個人自由、經濟和社會地位的流動性、公開性等。(15)在世界範圍內，美國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模式正在被瘋狂模仿，市場、民主、人權成了全球共享的「普世價值」，「華盛頓共識」被認為是後發國家實現現代化顛簸不變的真理。美國通過大眾文化的優勢建立起強大的軟實力，進而增進了外部世界對美國霸權合法性的認同。

正是上述各個層面美國力量權勢的全面領先，使得泛義的西方在美國的領導下實現了統一。(16)西方自近代以來逐漸確立了在現代國際體系中的中心地位，但一直也面臨著內外因素的制約和阻礙。在西方文明內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對抗；在西方以外，則有世界範圍內的民族獨立運動和新興力量崛起。蘇聯的解體意味著來自內部的分裂得到彌合；面對美國的霸權優勢，外部世界大都放棄制衡而選擇融入西方主導的現行國際體系。這樣，世界歷史再次進入了穩固的西方中心主義時代。

二、變動中的國際結構與西方中心地位的衰落

雖然世界一度進入了以美國霸權定義的單極時刻，但國際力量的互動和消長使得後冷戰時代的國際結構正在發生著複雜深刻的變動，展現出遠非美國獨霸或西方中心所能全景概括的地緣政治圖景。從世界政治領導和被領導的角度，我們把當前的國際結構大致劃分為西方和非西方。（如圖1所示）

以美國為首先的泛義西方陣營是世界的領導者，在東西和南北關係中佔據全面優勢，是全球規則的制訂者和國際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西方陣營在人口上佔世界的百分之十，卻擁有超過三分之二的人類財富和力量。在經濟領域，西方在全球經濟產值中所佔的份額達到百分之六十，幾乎壟斷了先進技術工業的研究和開發，提供了世界上絕大部分製成品，擁有和操縱著國際金融系統，並主宰了國際資本市場；(17)在軍事領域，西方國家在軍備數量、武器技術、組織效率等所有領域持續保持著絕對優勢，並能夠對世界其他地區進行武力威脅和軍事干預；在現代知識、互聯網使用、新聞報道等層面，西方也佔據著主導地位，引導著世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

然而，同樣明顯的事實是西方的中心地位的不斷衰落。冷戰結束短短十多年的時間，西方尤其是美國在力量結構、國際權威和全球影響上都遭到明顯削弱。在力量結構上，步入新世紀的西方經濟進入了新一輪的增長乏力期，在發展態勢、增長潛力和國際貢獻等指標上都表現遜色；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西方在金融領域一統天下的局面發生改變，極端信奉市場的發展模式備受質疑。雖然西方仍然保持著軍事領域的顯著優勢，但它們通過武力手段來實現其意志的能力嚴重下降，美國入侵伊拉克和反恐戰爭的久拖不決即是有力佐證。在國際權威上，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單邊行為和霸道邏輯遭遇到非西方世界的強烈反抗；西方在對外事務中的兩面做法和雙重標準凸顯其虛偽本質，導致軟實力出現下滑；西方一意孤行和不切實際地推廣民主造成了眾多後發國家的治理困境和人道主義災難，其國際形象和道德權威受損嚴重。在全球影響上，雖然西方在國際秩序和規則上具有壟斷性地位，但無論處理傳統的大國關係和國際安全，還是功能性的非傳統議題，西方的國際動員能力都受到有力限制。

與西方相對應的則是一個相對分裂和弱勢的非西方世界。它們在世界權力結構中處於邊緣位置，不僅沒有制度決定權和利益分配權，還不時受到西方世界的肆意干涉和戰略擠壓。具體而言，我們把非西方世界劃分為五類國家和國家集團(18)。第一，新興市場經濟國家。(19)過去20年來，世界經濟體系內出現了一大批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這些國家在全球市場開放的戰略機遇下從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從自我封閉走向對外開放，經濟效率大大提高，國家實力明顯增強，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在經濟總量上，新興經濟體目前在全球GDP中的比重已達43.7%（按購買力評價），到2013年該數字將上升及50.2%；就經濟拉動力而言，2008年全球經濟增幅的約78%來自新興經濟體，而2009年這一數字可能將升至88%。其中「金磚四國」2008年對全球經濟增幅的貢獻率超過了45%。(20)在發展態勢上，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新預測，新興經濟體在2010年的實際GDP增長預計將達到近5%，而發達經濟體同期的增速則只有1.3%。(21)新興經濟體經濟實力的增強相應提高了其在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中的地位，他們在國際和地區層面的影響力開始顯現，成為改變和塑造現在國際秩序的重要力量。

第二，俄羅斯。冷戰的結束意味著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在版圖上終結，俄羅斯繼承了蘇聯的政治和戰略遺產，成為國際政治格局中的重要行為體。遼闊的疆域、豐富的資源及不可忽視的戰略核武庫支撐著俄羅斯的政治大國地位，但這並不能掩蓋俄羅斯的極度虛弱和一定程度的政治失控。相伴隨蘇聯解體而來的是國內經濟的全面崩潰、社會動蕩以及政治層面複雜而激烈的權力鬥爭。在對外政策上，俄羅斯極力推行「對西方一邊倒」的外交戰略，以全面融入西方體系為國家目標。(22)但總體而言，俄羅斯的道路選擇並不成功，西方不但不接受俄羅斯作為其文明內部的一員，相反卻不斷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隨著經濟實力的恢復性增長和政治精英的強勢領導，俄羅斯開始通過強硬姿態回應西方在其周圍地帶的戰略進攻。俄羅斯的政策動向成為影響未來國際政治變動的重要因素。

第三，伊斯蘭世界。伊斯蘭世界共有57個國家，總面積約3214萬平方公里，人口約16億人，在國際上是一支重要的戰略力量。(23)由於區域內各國的歷史恩怨、領土爭端、宗教矛盾和利益糾葛，再加之區域外大國勢力的競相滲透，伊斯蘭世界成為當今世界民族宗教關係最為複雜、戰略利益衝突最為激烈的地區。冷戰結束後，伊斯蘭世界都進行了基於現代化取向的內部變革，加快推進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進而提高其整體的國際地位。然而，從傳統向現代體制轉型過程中出現的發展失衡、思潮碰撞和模式競爭加劇了國家內部的治理難度；各國之間民族宗教矛盾複雜交織大大加劇了伊斯蘭世界的動蕩不安；美國的強行改造和戰略擠壓則強化了西方和伊斯蘭世界的意識形態對立。在此背景下，越來越多的伊斯蘭國家經歷了宗教復興運動，逐漸放棄了現代化和世俗化的努力和嘗試，轉而回歸到傳統的政治結構和思想教義中尋求解決辦法。(24)就其地位和前景而言，在內部，轉型中的伊斯蘭世界仍將是各種政治思潮或「主義」碰撞、激蕩、試驗和發酵的實驗場，也是現代與傳統、自由與保守、改良與革命、激進與溫和等各派政治力量的「角斗場」，它的未來不可能線性發展。就外部而言，伊斯蘭世界是各大戰略力量保障安全和獲取戰略優勢必須高度關注並進行相應投入的「戰略場」……內部發展與外部變遷激烈互動、對沖，伊斯蘭世界將由此成為國際格局中一支不可或缺、難以忽略的戰略力量。(25)

第四，反美主義國家(Anti-Americanism states)。(26)冷戰結束後，尤其是「9·11」以來，美國在對外政策領域以維持和擴展霸權地位為目標，奉行單邊主義的戰略取向，不顧一切地推行民主，肆意干涉他國內政，動輒制裁甚至武力威脅「不聽話」的國家。美國的霸道做法引起了世界範圍內的強烈反彈，招致聲勢不斷高漲的反美主義浪潮。反美主義是指一種在思想上對特定美國模式的拒斥，在情感上對特定美國價值的抵制，在行動上對美國利益及其行為的襲擊。(27)總體而言，反美主義國家都是處於相對弱勢的發展中國家，他們通過各種非對稱和軟制衡的手段來削弱美國的戰略地位，打擊其國際形象，進而造成美國對外政策的被動窘境。(28)隨著奧巴馬上台以來美國對外政策的重大調整，全球反美主義的浪潮有所緩解。但基於美國的全球首要地位和擴張性價值觀，反美主義不僅在短期內不會消除，相反還可能因美國政策的強硬轉變而進一步激化。因此，反美主義國家也構成了國際格局中一支獨特的政治力量，牽動著世界形勢的發展走向。

第五，「失敗國家」(failed states)。「失敗國家」作為一種國際現象早已有之，並隨著冷戰後失敗國家的大量增生而成為國際社會關切的熱點。「失敗國家」主要是集中於非洲、中東和中亞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大都經歷了殖民統治和民族解放的歷史過程，對推進本國現代化和實現民族富強具有強烈的利益訴求。然而，歷史遺留難題、政治社會體制虛弱以及不公平的國際秩序使得這些國家的現代化嘗試困難重重。冷戰結束後，在全球化進程負面效應凸顯、國際格局轉換帶來權力真空和內部現代化轉型困難等多重背景下，這些國家的治理困境進一步出現了加劇。它們在內部不能為本國公民提供基本的安全與福利，制度軟弱無力，法律形同虛設，導致政治腐敗叢生，權力鬥爭激烈和社會秩序的解體；在外部則無法履行基本的國際義務，甚至難以構成獨立的國家行為體。(29)前現代、無政府、輕人權和強依附構成了「失敗國家」共同的本質屬性。(30)「失敗國家」引發了大量的人道主義災難，並破壞了國際秩序的穩定，因而成為影響國際政治變動的重要因素。

通過對西方陣營與非西方世界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雖然西方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佔據著主導地位，卻出現了不斷衰落的趨勢。相對集中的國際權力結構正在發生分化和流散，一個更加多元和複雜的地緣政治圖景正在形成。

三、西方中心地位衰落的原因探析

冷戰結束之初，西方在美國的領導下重新實現統一，並獲得全球領導權力。西方從規則制定、議程塑造到國際動員方面都具有無可爭議的支配地位。然而，短短十多年的時間，西方中心主義地位就出現了衰落的趨勢。美國的戰略失誤、西方社會整體能力的下降和非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戰共同構成了國際結構發生變動的動力機制。

圖2：冷戰後美國戰略性失誤的基本邏輯

第一，美國的戰略失誤。冷戰的結束奠定了美國在戰後的霸權地位，同樣也開始了其權力的衰落過程。通過圖2，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戰略失誤的背後邏輯。美國精英層對冷戰結束的歷史性錯誤認知構成了其後來一系列戰略失誤的邏輯起點。冷戰結束的直接原因是蘇聯自動放棄對抗，而非美國戰勝蘇聯；內在機理是蘇聯的政治和社會體制積重難返，異常僵化，決策者又採取了過於激進的政策措施，致使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終結和整個國家的解體。不可否認，美國在這一歷史過程中伴演著重要角色，在戰略、經濟和價值層面施加了多重壓力。但是，從國際比較的視野來看，蘇聯的最終解體源於其內部治理的失敗。從結果上來看，美國確實贏得了冷戰，成為蘇聯解體的最大受益者。不幸的是，美國混淆了冷戰結束的原因和結果，將二者都視為自由世界的全面勝利。這就導致了美國自信心極度膨脹，傲慢心態無以復加。其集中地體現就是「歷史終結論」的提出和對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推崇。就前者而言，福山指出冷戰的結束意味著人類步入了意識形態一統的時代，自由民主制度已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最後歷史階段；後者則強調市場的至高無上和對國家的過度懷疑，相信自由市場的力量可以戰勝一切困難，解決一切問題。正是在這樣的認知和心態下，美國犯下了一系列戰略性錯誤。在國內，美國大力發展虛擬經濟，貶低實體經濟的價值，導致了後來的產業泡沫和空心化。同時，政府放鬆了對市場的監管和約束，導致金融衍生工具泛濫和社會信用喪失，為後來的金融危機爆發埋下了禍根。在外部，美國更是頤指氣使，動輒干涉他國內政，隨便製造對立威脅，肆意推行美國價值，過度濫用軍事力量。這就激起了世界範圍內的反美情緒和行動，使美國的國家實力出現透支，國際形象嚴重受損。「9·11」事件既是外部社會對美國霸權的回應，同時也開啟了新一輪的反美主義行動。

美國的戰略性失誤使得其國際地位與冷戰結束初期的情形已顯著不同。這表現在三個層面：

其一，新經濟的外溢效應(Over-spilling effect)不復存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知識和信息為主體的新經濟在美國高歌猛進，全世界的資本像夢遊般地湧入美國，刺激並支撐著自由市場的繁榮。隨著泡沫的破滅，新經濟所帶來的外溢效應也隨之結束。其二，不再享有冷戰結束帶來的和平紅利。美國挾冷戰贏家之威一度可以在世界上發號施令、從者如雲，以極小成本維持對其有利的國際秩序。但美國進攻性對外政策和面臨的困局使得國際社會對其敬畏感正在消失。隨著俄羅斯的公開反抗和伊斯蘭世界的正面對撞，美國不費力氣就行使國際領導權的日子成為歷史。其三，霸權的雙重成本難題。「9·11」以前，美國霸權的成本在於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確保世界市場統一和國際秩序穩定；然而「9·11」以後，美國不得不擔負起國土安全的沉重成本。為防止第二個「9·11」的出現，美國投入了大量資源，在外部擴展情報系統，增加軍力投送，軍費開支急劇上升；在內部加強安全措施，也影響到公民的個人權利和社會自由度。所有這些問題都凸顯了美國的內外困局，並加劇了西方中心地位的衰落。

第二，西方社會整體行動能力的下降。首先表現為西方社會的內傾化取向。冷戰結束後，西方越來越關注其內部問題和需求，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福利制度和人口難題。實行近半個世紀的西方福利制度在令人羨慕的同時，也造成了政府財政負擔加重、經濟增長停滯、社會競爭力下降、助長民眾懶惰情緒等諸多問題。(31)在人口問題上，年齡結構老齡化與種族關係複雜化的趨勢並存。面對非西方世界的巨大人口數量，西方通過技術創新積累起來的微弱優勢將難以長期維持；而持續不斷的移民浪潮及其由此而帶來的文化多樣性正在衝擊著白人的精英主導地位，以及西方的國家特性建構。「我們是誰」的隱憂因此而變得突出。(32)內部治理的優先性限制了西方在外部世界的行動能力和意願，推卸國際責任甚至從世界事務中抽身成為許多西方國家的政策選擇。

其次是西方聯盟的團結問題。冷戰時期，基於蘇聯共同的戰略威脅，西方聯盟內部雖然分歧不斷，但在美國的領導下維持了總體團結的局面。後冷戰時代的西方聯盟卻漸行漸遠，日漸鬆散。一方面，西方在推進核心價值觀、維持壟斷性的國際規則秩序和應對非西方世界興起等問題上具有共同的利益需求；但另一方面，西方在更為廣泛的國際議題、威脅認知和處理方式上卻矛盾重重，甚至分道揚鑣。以跨大西洋關係為例，美國關心的是霸權維持問題，歐洲則相信各種抽象和後現代的議題更具優先性；美國仍然處在一個實力至上的叢林世界，感覺到威脅無處不在，歐洲則正在擯棄實力，進入一個以法律、規則、跨國談判與合作進行自我約束的世界；美國人處理國際事務時表現出更強的單邊主義而疏離國際法，而歐洲人則更具耐心，堅持以更細膩和複雜的方式解決問題。(33)此外，美歐在國際貨幣、金融秩序、全球治理等問題上也充滿著競爭性。因此，西方內部的問題雖不至於導致聯盟解體但也使得其作為整體的行動能力受到制約，進而危及西方中心地位本身。

第三，非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戰。西方中心地位的衰落不僅緣於西方內部的問題，更來自於非西方世界中他者的崛起和挑戰。首先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挑戰。需要指出的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對現行國際體系持滿意態度，並沒有意願推翻現有的制度安排，而是尋求在承認現有體系合理性的前提下尋求漸進增量改革，逐步實現國際權力結構的對等和均衡。但從長期趨勢來看，這些國家持續的經濟發展在客觀上對西方的優勢地位構成挑戰。在這其中，中國的實力增長無疑具有決定性意義。經過三十年的經濟增長和實力積累，中國的國家能力得到全面提升；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提升了中國的戰略地位，崛起態勢進一步明朗化。基於中國的洲級大國規模、巨大能量和文化特性，中國的崛起不僅將影響世界的經濟發展和戰略格局走向，更塑造著人類對社會發展模式和現代性的理解。(34)

第四，俄羅斯、伊斯蘭世界和反美主義國家出現鬆散聯合，進而從地緣政治層面對西方的中心地位提出了挑戰。冷戰結束後，俄羅斯的戰略空間被不斷擠壓，在融入西方的幻想破滅後，俄羅斯很快祭起自主獨立的大旗，尋求通過強硬姿態來恢復俄羅斯的大國地位；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民主計劃和長期偏袒以色列的行為引起了伊斯蘭世界的普遍不滿，而隨意將恐怖主義與伊斯蘭教義等同而論更激起了伊斯蘭世界強烈的仇美情緒；美國對朝鮮、古巴和委內瑞拉等國的長期制裁不但沒有迫使他們放棄革命主義道路，反而更加鼓勵了它們原有的反美主義立場。應當說，一開始，三者之間的聯繫並不緊密，他們各自反對美國都不具有戰略內涵，其目的在於通過對抗性舉措來達到與美國改善關係的目的。然而，在戰術性手段沒能取得理想效果之後，俄羅斯有意識地加強與後兩者的緊密聯繫，一個以反美為目標的地區聯盟正在形成。

值得重視的是，美國主導的西方陣營和以俄羅斯為首的反美聯盟「有組織、無紀律」，在穩定性、可預期性方面遠不如冷戰時期的聯盟體系。陣營的核心國家對內部成員缺乏有效控制，這些成員雖然實力水平差異甚大，但都具有強烈的獨立性，自我約束能力差。因此，在核心國家的邊緣地帶將充滿著頻繁的低烈度戰爭，人類有可能進入一個既非全面性熱戰又非大國冷戰的「溫戰時代」。雖然國際金融危機使俄羅斯經濟遭受重創，向西方展示「肌肉」的心氣有所下降；美國新政府的政策調整一定程度上也緩和了世界範圍內的反美情緒，但西方佔據主導的國際結構以及美國對前三者的政策立場決定了以美俄為核心的戰略對抗仍將長期持續，構成對西方中心地位的持久挑戰。

四、國際結構的發展趨勢與西方中心主義的未來

不確定性仍然是世界政治發展的常態。當學者們還在為兩極還是多極更有利於秩序穩定而爭論不休時，蘇聯的突然崩潰足以讓他們跌破眼鏡；冷戰結束之初將美國霸權自詡為「新羅馬帝國」的政治家們也很難想像到西方今天的戰略處境。西方仍然在現有國際結構中具有中心地位，但國際權力正在不可避免地發生著轉移。這一趨勢能否以和平、漸進的方式實現取決於以下兩個關鍵變數。

第一，西方自身的調適能力。國際環境複雜性與人類認知有限性之間的矛盾意味著國家永遠不可能在充分信息的條件下做出決策，同時也不能避免錯誤決策的可能性。問題的關鍵在於一國是否具備戰略反思和自我調適的能力。面對其中心地位的不斷衰落，西方必須在政策和心態上做出調整，以適應新的現實需要。在內部，如前所述，西方面臨著經濟增長乏力、福利制度困境、種族關係複雜化等一系列問題，唯有進行變革調整，釋放社會活力、推動制度創新、確立新的身份認同，才能保持在世界經濟和政治中的影響力。而這其中美國的政策調整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長期的領先地位已經使美國產生了「霸權依賴症」。對美國而言，霸權的維持不僅關乎利益增減，更是生死攸關的問題。到目前為止，不到世界人口百分之五的美國人卻享受著三分之一的世界資源，形成了超優越的生活條件和消費習慣，美國人已經很難接受再回到發展中國家水平的生活標準。因此，美國極力通過聯盟領導、制度建構和軍事領先保持其霸權統治的合法性。然而，非西方世界的興起使得美國的霸權維持日益困難，是否能夠建立新的制度安排，既適應國際結構的變化，又不至影響目前的生活方式對美國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在外部，西方需要從固有的道德優越感和中心主義話語中走出來，適應國際結構多極化的現實。這首先取決於西方能否釋放新的制度空間，真正接納新興大國的崛起。在未來的世界經濟格局中，新興大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將普遍高於西方發達經濟體，其實力地位和全球份額將進一步提升。反映到國際政治層面，世界將進入一個新老大國並存的階段，這意味著發達國家和新興大國在利益平衡、規則主導和責任分擔等問題上的矛盾大為加劇，發達國家對優勢喪失的擔憂和新興大國對現狀的不滿將同時存在，共同構成了對既有秩序的挑戰。因此，西方大國能否為新興大國提供足夠的發展空間，進而新老大國能否合作建立一個基於平等地位和廣泛協商基礎上的全球性體制，將決定著國際政治的未來基調和發展取向。其次，美國能否實現與俄羅斯的戰略和解。俄羅斯在內心上還是希望回到西方大家庭之中，但美國能否抓住緩和美俄世紀性矛盾的歷史機遇仍是未知之數。如果不能，俄羅斯將繼續在「希望——失望」的情緒循環圈中徘徊，這也決定了美俄關係改善的限度。未來俄美關係的最好狀況是兩國之間維持冷和平的局面，而最差狀況則是俄羅斯組成鬆散聯盟與美國進行正面對抗。其三，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矛盾能否得到緩解。伊斯蘭世界內部瀰漫著強烈的反西方情緒，泛伊斯蘭教義對美國為首的西方意識形態構成了公開挑戰。美國的政策調整一定程度地緩和了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對立關係，但二者在地緣上的戰略矛盾和價值觀上的深刻分歧不會在短期內消除，這也決定了西方與伊斯蘭世界關係的不確定性。

第二，非西方世界的發展態勢和政策選擇。新興大國雖然能保持高於西方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勢頭，但在經濟結構和創新能力上仍然處於弱勢；在目前的國際結構中，新興大國已經成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但在國際規則和關鍵議題上仍缺乏塑造能力；金融危機的爆發進一步凸顯了新興大國的戰略地位，但這主要緣於西方地位的相對下降，而非自身實力的絕對提升。這些因素決定了新興大國將潛在實力轉換成實際影響力的難度。更為重要的是，新興大國內部普遍面臨著諸如政治轉型、貧富差距、腐敗滋長等一系列治理挑戰。內部的制度變革和國家社會關係調整決定了新興大國的發展態勢和未來政策選擇。就伊斯蘭世界而言，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項在於能否對現有的社會體制結構進行調整，進而在伊斯蘭傳統和世俗價值、本土文化和西方影響之間達成總體上的平衡。也就是說，伊斯蘭世界能否開啟內生力量驅動的現代化轉型，決定著其未來的前途命運。對反美主義國家來說，對外政策的強硬掩蓋不了內部體制的虛弱。這些國家一方面需要在維持自身合法性的同時，漸進推進改革和開放，為社會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則需要在對外政策領域保持對抗與合作的張力，爭取對其有利的國際環境和政策空間。失敗國家面臨的首要任務在於建立普遍化和有效的權威結構，維持政權和國土的基本統一。同時，在不同的政治派系和武裝勢力之間達成妥協、尋求共識，建立一個共同遵守的法律框架，並在此基礎上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爭取國際社會援助。

五、結語

自近代以來，西方通過制度創新、商業擴張和武力征服逐漸建立起在現代國際體系中的中心地位。五百年來，西方的中心地位經歷了從歐洲階段向美國階段的轉移，並承受著持續不斷的內部鬥爭和分裂。冷戰的結束再一次確立了西方的中心地位，卻因美國的政策錯誤和西方的內部問題受到削弱。更為重要的是，非西方世界經過近百年地痛苦學習和適應後積累了相當的現代化知識。伴隨著非西方世界的興起，西方的中心地位就不可避免地出現衰落了。未來的國際格局走向取決於西方的自我調適、非西方世界的發展態勢以及西方與非西方能否實現權力共享。從人類的整體福祉出發，最理想的狀況是西方內部的成功轉型和非西方世界的平穩發展同時實現。果真如此，國際結構將從不平等的西方中心主義時代走向更加均衡合理和平等競爭的局面。我們期待這一天的到來！

收稿日期：2010年1月

注釋：

①William H.McNeil,The Rise of the West:the History of Human Communi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art Ⅲ.

②時殷弘：《新趨勢·新格局·新規範》，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6-87頁。

③有關西方內部的分裂存在兩種解釋，一是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帝國主義的本性決定了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必然在世界範圍內尋求市場、原料和殖民地，進而導致戰爭的爆發；另一種解釋則是西方文化本身具有強烈的競爭性，孕育著相互衝突的因子。參見［蘇］列寧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美］保羅·肯尼迪著，陳景彪等譯：《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6版。

④筆者認為冷戰結束的標誌是1991年12月25日蘇聯鐮刀斧子旗從克里姆宮降下。雖然2009年11月9日，西方大張旗鼓地紀念柏林牆倒塌二十周年，誇大其象徵意義，但這只是冷戰結束進程的一個環節而已。假設蘇聯帝國最後沒有解體，就算柏林牆倒塌，我們至今仍然生活在冷戰中。

⑤有關冷戰結束後的國際結構是單極還是多極的爭論參見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Foreign Affairs,Vol.70,No.1,1990/1991,pp.23-33; Christopher Layne,The Unipolar Illusion Revisited:The Coming End of the United States' Unipolar Moment,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1,No.2,Autumn,2006; 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Kristol,"The Present Danger",The National Interest,spring,2000; 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rth,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Foreign Affairs,Vol.81,No.4,Jul./Aug.,2002; Samuel P.Huntington,The Lonely Superpower,Foreign Affairs,Vol.78,No.2,Mar./Apr.,1999.

⑥Mearsheimer,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2001,p.71.

⑦王緝思：「高處不勝寒——冷戰後美國的世界地位初探」，載《美國研究》1997年第3期，第15頁。

⑧The Military Balance:2004-2005,London: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2004,pp.354-358，轉引自［美］斯蒂芬·M·沃爾特著，郭盛、王穎譯：《馴服美國權力：對美國首要地位的全球回應》，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版，第17頁。

⑨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rth,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Foreign Affairs,Vol.81,No.4,Jul./Aug.,2002,pp.21-22.

⑩［美］法瑞德·扎卡利亞著，趙廣成、林民旺譯：《後美國世界：大國崛起的經濟新秩序時代》，北京：中信出版社，第54頁。

(11)［美］斯蒂芬·M·沃爾特著，郭盛、王穎譯：《馴服美國權力：對美國首要地位的全球回應》，第14頁。

(12)門洪華：「關於美國霸權的機制分析」，載《太平洋學報》2000年第2期，第74頁。

(13)王緝思、徐輝、倪峰主編：《冷戰後的美國外交(1989-2000)》，北京：時事出版社，2008年版，第5頁。

(14)［美］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著，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年版，第22頁。

(15)［美］約瑟夫·奈著，鄭志國等譯：《美國霸權的困惑：為什麼美國不能獨斷專行》，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頁。

(16)這裡的西方在地理範圍上更加廣泛，除了原來的歐洲、北美、拉美和澳洲，還包括處於西方邊緣化的俄羅斯和東歐，以及在制度形態上屬於西方的日本。

(17)Jeffery R.Barnett,"Exclusion a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Parameters,24,Spring,1994,p54，轉引自［美］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75-76頁。

(18)這裡對非西方世界的劃分主要是根據這些國家和國家集團不同的身份角色、政策重點和戰略影響。這只是為了分析上的方便，並不是絕對完全歸納，個別國家在類別上存在重合。

(19)這裡指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主要包括金磚四國、展望五國和新鑽十一國，具體參見Goldman Sachs:"Dreaming with BRICs:The Path to 2050",http://www.macropolis.org/oriente/BRICS.pdf; "VISTA overtaking BRICs for Trust Investments",May,14,2007,http://en.j-cast.com/2007/05/14007399.html; "The Next Eleven",December 12,2005,http://www.amazines.com/Next_Eleven_related.html.

(20)高祖貴、魏宗雷、劉鈺：「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及其影響」，載《國際資料信息》2009年第8期，第1頁。

(21)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Sustaining the Recovery",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09/02/pdf/text.pdf.

(22)有關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成立初期的經濟狀況、政治鬥爭和外交政策參見馮紹雷：《20世紀的俄羅斯》，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198-216頁。

(23)有關伊斯蘭世界的定義和範圍參見高祖貴：「轉型中的戰略力量：伊斯蘭世界」，載《國際資料信息》2004年第4期。

(24)［美］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11-123頁。

(25)高祖貴：「伊斯蘭世界的國際戰略地位分析」，載《亞非縱橫》2004年第3期，第16頁。

(26)美國將反美主義國家稱之為「流氓國家」或「無賴政權」，是主要由美國政府使用的政治概念，用來指集權體制、違背其他國家的願望，試圖獲得其他國家設法控制的武器、對內或對外挑起其他國家憎惡的戰爭、進行反人類的罪行、窩藏恐怖分子、容許其他國家不容許的犯罪活動（如販毒）、或者尋求顛覆或損害其他國家的政治實體。此一概念的外延在美國外交中基本等同於「邪惡軸心」。這是美國根據其意志人為製造出來的一個國家群體，包括伊拉克、伊朗、朝鮮、古巴、利比亞、敘利亞等國。參見維基百科全書，http://zh.wikipedia.org/zh-cn/%E6%B5%81%E6%B0%93%E5%9B%BD%E5%AE%B6.

(27)趙可金：「世界反美國主義及其命運」，載《國際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第157-159頁。

(28)沃爾特總結了不同國家反對美國的不同戰略，包括制衡、故意妨礙、約束、訛詐和去合法化等手段，具體參見［美］斯蒂芬·M·沃爾特著，郭盛、王穎譯：《馴服美國權力：對美國首要地位的全球回應》，第三章。

(29)參見韋宗友：「『失敗國家』問題與國際秩序」，載《現代國際關係》2005年第3期。

(30)宋德星、劉金奇：「國際體系中的『失敗國家』析論」，載《現代國際關係》2007年第2期，第29-33頁。

(31)金燦榮、戴維來：「大國關係變化的新趨勢及其影響」，載《當代亞太》2008年第1期，第44-45頁。

(32)參見［美］亨廷頓著，程克雄譯：《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北京：新華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9頁。

(33)參見［美］羅伯特·卡根著，肖蓉、魏霞譯：《實力與天堂——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國與歐洲》，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頁。

(34)參見［英］馬丁·雅克著，張莉、劉曲譯：《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導言。

來源： 2010年 《國際觀察》(滬)2010年第2期 第1-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