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洛聞：曾經與中國共產黨如此靠近的香港，後來怎麼了？——東方之珠的紅色剪影（上）

導讀：「香港在回歸前，甚至回歸後，並沒有有系統的愛國主義教育，反之，一項在學校推動國民教育的工作就被別有用心的人和傳媒大肆污名化，並藉此破壞學生對國家的觀念和認同，可以說是遺害甚深。」 這是7月10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出席香港愛國主義教育高峰論壇上用普通話發表致辭時的一段話。也讓外界直觀了解到香港社會目前所處的境地。 而今年又是建黨百年，以此為契機，我們梳理出了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和香港這座城市的歷史脈絡，也藉由此看清了香港社會思潮發展變化的軌跡。隨著香港國安法的落地，我們也更加相信：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香港會越來越好。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常洛聞】

第一任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中聯辦）主任姜恩柱在2000年上任時曾經說過，「香港是本難懂的書。」回歸到現在二十多年過去，隨著內地的發展，很多書中的難題已經有了答案。但共產黨這一章，在香港仍然是禁忌中的禁忌：反對派聽到如蠅見血，普通人聽到避而遠之，建制派聽到欲言又止。

其實香港與中國共產黨的距離比很多人印象中要近得多，甚至很多新中國和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大事就發生在香港。那麼，與紅色拐點如此接近的香港人，為什麼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會是今天的這個樣子？

1921-1945 黑暗中飄揚的紅色旗幟

1920年代，香港作為自由港，法制鬆弛，經濟發達，內地的紛亂對港英殖民政府的統治也影響有限，這個特殊大都市不自覺的包容性，給了各種力量閃轉騰挪的空間，其中就包括新生的中共。歷史上很多中共的高級領導人、高級將領都在革命的起伏中藉助過香港的特殊環境化險為夷，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香港更是發揮了特殊的作用。可以說從1921年中共建黨開始，維港之畔就一直飄揚著看不見的紅旗。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在歷史舞台上正式亮相。會上通過的《關於集中力量領導工人運動的決議》中指出：「組織產業工會為我黨基本任務。凡擁有一種以上產業部門的地方，均應組織工會；在沒有大工業而僅有一二家工廠的地方，可建立適合當地條件的工廠工會。」同時，成立之初的中國共產黨還不能在上海進行合法公開活動，黨中央急需成立一個可以公開領導工人運動總機構，於是在1921年8月11日，「英美煙廠」罷工勝利第二天，在上海北成都路19號（今成都北路899號）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並在《共產黨》月刊第6號發表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宣言》中指出：「是由上海——中國產業的中心的一些勞動團體所發起的，是一個要把各個勞動組合都聯合起來的總機關。」而且預言：「將來的世界一定是工人們的世界」。

當時香港雖處於英國殖民統治之下，但與內地之間往來緊密且邊境管制寬鬆，三教九流都能找到容身之所。由於殖民政府和英資企業的壟斷和壓榨，香港本地勞資矛盾尖銳，本質上是英國政商壟斷集團和本地買辦為代表的大資本家，與產業工人、海員為代表的無產階級之間的不可調和的利益衝突。當時香港華人海員長期遭受英資公司與包工頭的殘酷剝削及種族歧視，與洋人海員同工不同酬，工資不到洋人海員的五分之一，還常遭受凌辱、打罵及剋扣工資，沒有職業保障可言。所以從建黨開始，中共就全力在香港發展工人階級黨員，並且為維護香港海員的利益，組織了工會和罷工鬥爭。

港英殖民政府人口普查資料，1922年香港在冊人口不過63萬餘

1921年9月和11月，香港渣甸和太古船務兩大英資公司的華人海員兩次向資方要求加薪被拒。1922年1月12日，中華海員工會聯合總會（組織者中有中華全國總工會書記，以國民黨人身份公開活動的共產黨員鄧中夏，香港海員工會會長蘇兆征）第三次向資方提出增加工薪，工會可以介紹工作，簽訂合同時工會有權代表工人等三項要求，遭到船務公司拒絕後，工會宣布罷工。短短一周內，123艘輪船、6500名海員參與罷工，致使香港往英、法、美、日、荷的遠洋航線和廣州、江門、梧州等內河航線完全癱瘓。

香港海員罷工爆發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伸出援手，聯絡協調全國予以支持，並以中共廣東支部名義發表《敬告罷工海員》書，號召工人群眾堅持到底、團結一致、嚴守秩序、注重自治，使罷工鬥爭能夠有理、有節地進行。香港各行業工人為支持海員鬥爭，運輸工人、產業工人等也加入同盟總罷工。到3月初，總人數超過十萬人，從蔬菜米面到交通運輸全線告急的港英政府管治陷入癱瘓，連港督府都只剩下兩名華人傭工，威爾士親王在4月訪港的行程也被迫推遲。

中共廣東支部發表《敬告罷工海員》書

1922年1月，香港海員大罷工爆發

罷工期間，港英治下的資本家企圖在上海招新工人到香港，頂替罷工海員的工作，香港海員工會急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促請設法勸阻上海工人來港。書記部李啟漢和進步海員朱寶庭等人深入上海海員當中，宣傳「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不能壞工人的事」，抵制了香港資本家破壞罷工的陰謀。在北方，勞動組合書記部發動京漢、京奉、京綏、隴海、正太等鐵路工人組織起「香港海員罷工北方後援會」。他們開大會、發電報、廣為募捐，積極支援海員罷工。京漢鐵路工人在火車頭上豎起寫有「援助香港海員」6個紅字的大旗，從北京一直飄揚到漢口，又從漢口飄揚到北京。

當時的港督司徒拔面對罷工採取強硬手段，宣布海員工會為「非法團體」，頒發戒嚴令，封閉海員工會會所，逮捕罷工領導人，限制工人離開香港時所攜帶的現金金額。3月4日，因為火車停駛，罷工工人步行返回廣州，途徑沙田時，遭到英國軍警開槍射擊，致使6名工人喪命，數百人受傷，史稱「沙田慘案」。案發後民意鼎沸，罷工繼續擴大。迫於形勢，港英當局不得不於3月8日接受海員提出的要求，這場震撼中外的五十六天大罷工以工人的全面勝利結束。

香港海員大罷工是星星之火，隨後，上海、武漢、廣東、湖南、直隸等省市和航運、鐵路、採礦等行業工人的罷工鬥爭風起雲湧，合計一百餘次，參加人數在三十萬以上。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大會強調做好香港產業工人工作，使之成為反帝鬥爭的強大力量，並決定在港成立黨組織。

1925年5月30日，五卅慘案發生，中國各地旋即爆發反對英帝國主義的浪潮，並成為誘發省港大罷工的主因。中共中央再次委派中華全國總工會總書記鄧中夏、香港海員工會會長蘇兆征等組成團隊，召集香港各工會，聯合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並在罷工委員會中組建中共黨員為領導核心的黨團委員會，同時在罷工工人中大力發展中共組織。

6月19日起，香港海員、電車工人、印刷工人首先罷工，接著其他行業的工人也紛紛響應，有逾十萬名工人在蘇兆征等人的率領下罷工返回廣州。罷工委員會運用罷工、排斥英貨、封鎖香港三項有力武器與英帝國主義作鬥爭，工人糾察隊在各海口駐防，東起汕頭，西至北海，對千裏海岸線實行封鎖，使香港經濟活動陷於全面癱瘓，航運停頓，進出口貿易銳減，商業蕭條。

6月中，中共黨員藍裕業、周文雍奉派到港，協助中共香港青年團組織發表《援滬宣言》，並成立「學聯」發動學生罷課。皇仁書院、聖保羅、聖士提反等書院的學生紛紛響應，連同其他各中小學共有三十所學校的教師及學生近萬人參加了罷課鬥爭。身為中共青年團廣東區委執行委員、宣傳委員的藍裕業，還協助共青團香港地委編印《香港學生》月刊，並擔任《工人之路》周刊的總編輯，宣傳中共政見主張，團結指導學生、工人參加反帝愛國運動。

全心全意為港人謀福祉的罷工也得到香港各階層的大力支持支持，在政治、經濟等方面都給予港英當局以沉重打擊。僅11、12兩個月，香港宣告破產的商店達3000餘家，股票、地產急速貶值。港英當局財政收入萎縮，1925年財政赤字達58萬英鎊。

為了支持北伐戰爭，1926年10月初，罷工工人代表大會決定停止罷工。10日，罷工委員會召集群眾大會，宣告罷工勝利結束，並宣布停止對香港的封鎖。這一世界工運歷史上最長時間的罷工歷時16個月，根據《泰晤士報》在1927年4月作的估計，省港大罷工給港英當局造成了1億英鎊的經濟損失。

當時中共在內地還不能公開活動，在香港的組織工作也有一定的掩護，港英治下的報紙、雜誌也不會給中共的活動和罷工的成果留下正面的描寫。當時香港各個階層自發動員支持罷工，工人、小商販積極投身工運，學生、進步青年全面同情支持工人雖然是不爭的史實，但他們對中共的認知應該還相當有限。反而是英國人嘗到了中共的厲害，見識了中國內地、香港廣大人民的真正力量。

港督司徒拔深信罷工是中共在背後組織，一直要求英廷出兵，武力威逼有共產黨人參與的廣州政府，還要求英廷向中國政府行賄，剿滅內地的反英活動，均遭到英廷駁回，不久還把任期屆滿的司徒拔撤換，派出了與中國人打交道更多的金文泰出任港督。這肯定不是因為英廷有意對新生的中國共產黨網開一面，而是英廷在思考中國內地與香港的關係，思考能否用武力之外成本更低的方式，更長久地霸佔香港。

隨著大革命進程的起伏，香港在歷史上的角色也越來越特殊。1927年，寧漢分裂，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汪精衛發動七一五清黨，周恩來等人領導的南昌起義爆發，起義後部隊轉移到廣東，遭遇國民黨軍包圍，部隊被數倍於己的敵人打得慘敗，周恩來當時還患了嚴重的瘧疾高燒昏迷，葉挺、聶榮臻等通過潮汕將周送到香港，扮作上海商人，居住在尖沙咀廣東道，後來將周送進聖德肋撒醫院治病，修養完好後，周恩來才返回上海參加中央機構的工作。

1927年下半年開始，為躲避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中共廣東省委、南方局相繼搬遷到香港。當時的香港群眾基礎良好，國民黨特務有所顧忌，中共機構能得到有效的保護。毛澤東1927年上井岡山建立中央蘇區，中共中央設在上海，上海中央和中央蘇區的聯絡，就是靠經過香港的秘密交通線維持，中南方向有四條支線，全部從上海經香港後再分散至汕頭、深圳等地。而且香港作為英治自由港，給收集信息、護送人員、購買藥品、運輸武器提供了巨大方便。

電視劇《絕密使命》描寫的「中華蘇維埃的血脈」紅色秘密交通線

1928年，周恩來以南方局書記的名義到達香港，總結李立三的左傾路線對於廣東和香港鬥爭的危害，吸取經驗教訓。他曾經到過中環、旺角、油麻地的基層組織開會布置工作，並且部署了廣州起義的計劃。他還居住在中環荷李活道75A的木匠工會，了解基層生活狀況。還到過香港堅尼地道130號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機關，西環羲皇台23號中共廣東省委機關。鄧小平在1929年和1931年兩次到過香港，分別與設立在香港的廣東省委和中央軍委商討在廣西百色起義發展紅色根據地的規劃。

香港紙醉金迷的浮華表象和港英貌似森嚴的殖民統治，曾不止一次地被中共作為開展革命活動的保護色。但這些建築和遺迹，由於改建、城市發展等多已不存。

抗日戰爭爆發之後，香港又多了團結海外華僑、廣泛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前哨這一角色，中共中央派遣廖承志等人赴港籌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中共香港市委先後建立工人、學生、知青、街坊等47個支部，團結香港各界民眾參與抗戰救亡運動。中共香港海員工委及外圍香港海員團體動員1.6萬名海員停止為日本船隻工作，組織海員回鄉繼續參加抗日活動，前後有1萬多名香港海員血灑抗日戰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當天，日軍進攻香港，駐港英軍在日軍突襲下，潰不成軍，12月25日晚7時，時任港督楊慕琦於半島酒店3樓的日軍戰鬥司令室向日軍第二十三軍司令官酒井隆中將無條件投降。

1941年12月18-25日，香港島攻防示意圖

1941年香港淪陷，日軍舉行「入城式」

1942年2月3日，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港九大隊在西貢黃毛應村的教堂宣布成立，由曾在香港淘化大同食品有限公司罐頭廠當過工人的蔡國梁任大隊長，廣州大學經濟學系學生陳達明任政委，下轄長槍隊、短槍隊、海上中隊、城區地下武裝隊（市區隊）和情報隊等五個中隊。

從初創開始，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從領導層到基層指戰員中就有大批大中學生，游擊隊總隊長曾生，中山大學學生，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王作堯，是廣東軍事政治學校畢業的大專生，政治部主任楊康華是中山大學學生。港九獨立大隊同樣是一支高學歷的抗日武裝，而且與東縱其他部隊相比，港九大隊的很多乘員從小接受的是當時香港最高等的全英文教育。例如曾為曾生擔任翻譯，後擔任東縱政治部敵工科副科長的林展，是香港著名的庇理羅士女子中學的畢業生。

正因如此，港九大隊在戰鬥之餘十分注意破除半封建半殖民地化帶給香港的各種陋習。例如除了日寇的侵略掠奪，本地的魚欄主採用大秤進小秤出，逼迫漁民借高利貸，不準漁民女眷上岸，甚至到1942年仍在享受對漁民婦女的所謂「初夜權」。港九大隊海上中隊組織漁民合作社，利用鮮魚到內地換購糧食和煤油；同時發動「漁民協會」與封建魚欄主進行鬥爭。海上大隊隊員還在漁船上開設學校，教授漁民子女讀書。

東江縱隊港九大隊在香港邊界附近行軍。（香港政府檔案處，1945年）

經過這些行動，港九地區的大批漁民受到現實教育，主動積極協助共產黨，加入海上中隊打擊日寇。據不完全統計，截止1944年海上中隊共俘獲日船43艘，擊沉7艘，俘獲日軍36人，偽軍50多人，殲滅日偽軍合計近兩百人，繳獲1門山炮、5挺機槍、50支長短槍，奪得一台發報機以及約100噸軍用物資和藥品。

抗戰時期，九龍新界有650個左右的自然村，港九大隊的敵後武工隊員每天走村串戶，建立起強大的秘密情報交通網。在城市游擊戰中，港九大隊中湧現出一大批威震敵膽的游擊英雄。短槍隊在隊長黃冠芳和副隊長劉黑仔（劉錦進）帶領下，與1942年秋冬之際在獅子山下伏擊並殲滅了日軍一個班，在牛池灣摸掉日軍哨所，全殲日偽16人，在九龍市區化裝成偽警察擊斃漢奸肖如九。1943年乘夜突入啟德機場，炸毀日軍油庫和一架日軍飛機。甚至日軍高級特務東條正之和日本憲兵司令部的陸姓翻譯，都被短槍隊處決。

除了劉黑仔之外，香港日偽對於港九大隊城區地下武裝隊（市區隊）的隊長方蘭同樣是又懼又怕。方蘭原名孔秀芳，1938年11月年僅十八歲的方蘭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擔任香港灣仔的兒童團團長。1942年1月中旬，方蘭奉命回廣東參加游擊武裝鬥爭。1943年秋天，方蘭從東莞游擊區調往港九大隊擔任城區地下武裝隊（市區隊）中隊長兼指導員。香港人民親切地稱她為「方姑」，因此市區隊又被稱為「方姑游擊隊」。

被香港人民稱為「方姑」的方蘭

「方姑游擊隊」最經典的武器是傳單。這些可怕的「紙彈」是市區隊自己編印的《地下火》，它們總會出現在日偽最不願看到的交通要道甚至軍警單位門口，向不甘心做亡國奴的香港同胞傳播抗日的火種，很多經歷過那段歲月的香港市民都會回味當年看過傳單後興高采烈地告訴親朋好友「老友（游）神出鬼沒」的情景，這些現在看來如《地下交通站》一樣戲劇化的故事，都是當年香港市民全心支持中共抗日的註腳。

1943年12月2日，為適應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和國內抗戰形勢發展的需要，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在惠州坪山宣布正式改名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簡稱東江縱隊）發表《東江縱隊成立宣言》，公開打出中國共產黨的旗號。

1942-1943年，東江縱隊一共從香港救出了50多名英國人、54名印度人、2名挪威人，1名蘇聯人和1名菲律賓人。戰後英國方面於1946年在倫敦向東江縱隊人員頒發了勳章。1944年5月26日，5名美國B-25機組成員因為東江縱隊的幫助順利返回內地。

東江縱隊和港九獨立大隊屢立奇功之後，盟軍方面開始主動東縱接洽，商討聯合作戰問題。由於香港獨特的地位，港九獨立大隊設有由黃作梅擔任組長的國際工作小組，主要負責營救被日軍扣押的盟軍人員，向盟軍報告香港的各種情報。

港九大隊成立三年多之中，前後粉碎日軍10餘次全港九規模大掃蕩。從草創時期的上百人發展為一支800餘人的敵後抗日勁旅。同時，港九獨立大隊也是我黨領導下的各抗日武裝中最善於進行城市游擊戰的部隊，其市區中隊擁有來自香港各行各界的300多名抗日戰士，甚至有隊員滲透到日本憲兵總隊特高課內部。

1945年8月30日英國海軍駛入維多利亞港，9月1日英國重新接管香港，港九獨立大隊奉東江縱隊命令撤離香港。在撤離時，港九獨立大隊代表東江縱隊發表了宣言，對三年零八個月的浴血抗戰做了這樣的總結：「三年零八個月，冒出生入死之險，不惜重大犧牲，救護盟邦人士，肅清土匪活動，破壞敵偽統治，保護人民利益，確實盡了我們應有的努力，並做了許多成績。」

雖然英國人始終把最大程度上奴化殖民地放在了第一位，從1946年4月楊慕琦重建港英政府開始，直至1997年6月30日末代港督彭定康黯然離任，港英當局始終不承認中共領導下的東江縱隊和港九獨立大隊在香港的抗日功績，不給予這些抗日英烈以應有的歷史地位，但是如果沒有香港市民的踴躍幫助和無私支持，東江縱隊不可能生存壯大，日寇勢必在香港造成更大的破壞。港英的歷史書中雖然沒有東江縱隊的勳章，但香港的山山水水都飄揚著看不見的紅色旗幟。

香港回歸之後，1998年10月28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舉行儀式，紀念為保衛香港而捐軀的烈士，寫有115名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陣亡烈士姓名的戰士名冊，被正式安放在香港大會堂的紀念龕內。120多名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的老戰士和家屬出席了儀式，時任香港特區特首的董建華在儀式上代表香港市民，向所有在二戰期間為保衛香港而捐軀的軍民和家屬致敬。這標誌著中國人自己的香港特區政府終於以廣泛追認的方式，表彰了在抗日戰爭期間為保衛香港而戰的東江縱隊和港九獨立大隊的近千名抗日英雄。

香港新界烏騰蛟抗日英烈紀念碑，東江縱隊總隊長曾生題寫碑名

1945-1967 新中國閃光的紅色焦點

1945年9月，抗日戰爭勝利。重慶談判召開，雖然和談取得了結果，但蔣介石一面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一面調動軍隊進攻解放區。

1947年2月，幾次勸諫蔣介石不得要領，同時對蔣介石獨裁政策越來越不滿的國民黨元老李濟深以回鄉掃墓為名，乘輪離滬轉赴香港。到達香港後，李濟深發表了《對時局的意見》，呼籲「停止內戰，廢除黨內獨裁」，並提出解決時局的七項主張，引起社會各界強烈反響。國民黨當局惱羞成怒，第三次開除李濟深黨籍。

李濟深在香港促成建立了民聯、民促南方聯合執行部，並親任執行部主席，實現了國民黨內兩個民主派組織的初步聯合。1947年5月起，他多次邀請何香凝、蔡廷鍇、彭澤民、李章達、陳其瑗、朱學范、陳此生、鄧初民等民主人士在他香港寓所聚會，商討建立新的國民黨民主派組織問題。

經過長時間的籌備和醞釀，11月12日，中國國民黨民主派第一次聯合代表大會在香港召開。1948年1月1日，民革正式宣告成立，明確提出要推翻蔣介石賣國獨裁政權，成立聯合政府。大會選舉李濟深、何香凝、馮玉祥、譚平山、蔡廷鍇等16人為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宋慶齡為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李濟深為主席。

1948年1月，民革中央部分同志在香港合影。前排左起：朱蘊山、柳亞子、蔡廷鍇、李濟深、張文、何香凝、彭澤民、王葆真；中排左第二人起：鄭坤廉、梅龔彬、劉遐翚、張克明、馮伯恆、李子誦、陳其瑗，右一為周穎

1948年4月30日，中共發布「五一口號」。李濟深積極響應中共號召，5月2日就聯合沈鈞儒與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代表，熱烈討論了「五一口號」，一致表示擁護。

由於李濟深地位特殊，很多勢力都想藉助他維持自己的利益。1948年6月，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親自到香港與李濟深面談，希望與之合作，在廣東另組政府，替代蔣介石政府，直接與中共談判，被李濟深拒絕。1948年秋，美國副總統華萊士派遣曾任南京政府建設委員會秘書長的蔡增基專程來港，想說動李濟深出面組織一個新政府，由美國給予支持，代替蔣政府，由李濟深出面與共產黨談判，實行「劃江而治」。李濟深表示：「中國應該統一，劃江而治是將中國分裂」，會造成「內戰永無寧日，大好形勢任人擺布，萬萬不能」。

在此期間，港英殖民政府在明，將李濟深作為「反對派政治領袖」加以監視和保護，港督派出親信，時不時到李宅探聽動靜。同時國、共兩黨在暗，都派人到了香港，在李濟深左近等候機會。據李濟深女兒回憶，當時因為李濟深身份特殊，每天忙於奔走呼號，家庭沒有收入，所住的羅便臣道三層宅邸租出去兩層，後來才知道一樓住的是國民黨特務，三樓住的是共產黨特工。後來李濟深等民主人士為新中國的政治協商、外交等工作做出了巨大貢獻，說香港是新中國政協的策源地也不為過。

1949年，局勢明朗，包括李濟深在內的一批在港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區，到了10月，解放軍解放廣州，香港門戶洞開。10月17日，鬥志昂揚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5兵團揮師南下，打到了深圳河北岸，兵鋒直指香港。面對僅一河之隔的熊虎之師，英國政府發出死保香港的信號，大大加強香港防禦力量，將在香港的駐軍由5000人急增到3萬人，調運裝甲部隊和空中支援力量，以及一支航空母艦編隊到港，並緊急修築防禦工事。

就在時任港督葛量洪忙於練兵備戰的時候，一封來自北方的信送到了他的辦公桌上。在這封信里，中國政府提出了「三項條件」：第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基地；第二、不許進行旨在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威信的活動；第三、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港人員必須得到保護。信中還強調，只要做到這三條，香港就可以維持現狀。

其實在1946年12月，解放戰爭爆發不久後，毛澤東在會見西方記者時就談過香港問題：「我們現在不提出立即歸還的要求，中國那麼大，許多地方都沒有管理好，先急於要這塊小地方幹嗎？將來可按協商辦法解決。」

新中國外交方針形成大致在1949年1月至7月，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毛澤東用形象化的語言所闡釋的「另起爐灶」和「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也就是在這一段時間，負責對外貿易和港澳工作的廖承志向毛澤東等人提出了「暫時維持現狀不變」的建議。周恩來在內部談到香港的問題時，也曾說：與其讓英國拉著美國一道來共同防衛香港，就不如把香港留到英國人手裡，這樣對我們比較有利。

現實的英國人沒有等太久就給出了回報。1950年1月6日，當時的英國艾德禮政府不顧美國反對，宣布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為中國合法政府，願意在平等互利及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1954年日內瓦會議兩主席之一的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前往中國代表團駐地拜訪周恩來

沒過多久，抗美援朝戰爭爆發，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後，美國政府對中國大陸及香港、澳門地區的出口，實行全面的許可證制度。英國在1951年也亦步亦趨，宣布對華實行全面禁運，禁止出入口的物品有13類190種之多。不僅囊括了所有戰略物資，而且上至汽車、電子產品、橡膠、機械設備、化學品、一般鋼鐵產品，下至「容量四加侖以上的汽油桶」、「紡織品及衣料」，統統納入禁運範圍。

有一個例子，足以說明禁運的嚴厲，當時香港出口到美國的臘鴨，是由中國大陸的鴨蛋在香港孵出鴨子後製成的，它到底屬不屬禁運範圍？英美煞有介事，函電交馳，最後達成協議：「孵蛋的時候，要有一位警察在場，他要為剛孵出來的小鴨在腳上烙上印。鴨子長成後再另加記號，這樣才可以把鴨子宰掉．晒乾運往美國。」

按港英當局的規定，凡違禁出口，一律屬觸犯「未得工商署准許證私運禁品出口罪」，一經定罪，貨物與交通工具，均要沒收，罰款10萬元，並可判三年徒刑。但當時港英政府實際上對走私留了口子，船隻在香港水域航行並不犯法，出了公海也不追截。顯然是基於英國自身利益的現實主義考慮，這樣的嚴刑峻法催生了霍英東等一批與船有關的愛國商人，使中國的戰略壓力大大減輕。但也是由於戰爭、政治、破舊立新等種種原因，香港和內地關係開始發生變化。

從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因為各種原因，通過毗鄰深圳邊境的周邊區域發生了大規模的偷渡到香港的事件。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由深圳出發的4次大規模逃港潮，逃港人數50多萬人。

逃港者中有一種是從解放前就開始，由於國民黨潰敗，不願意或者不能去台灣的達官顯貴。這些人中，有上海、天津的資本家，有南京、廣州的達官貴人，有躲避土地改革、清匪反霸的地主豪紳，更多的是躲避戰火的老百姓和國民黨敗兵。一些著名的資本大亨，像唐炳源、王雲程、榮氏兄弟、邱德根等，就是在這個時期從內地逃到香港，以至於當時的半山不允許華人居住，從內地到港的上海人紛紛住進九龍塘豪宅區，上海話一時之間成了香港最時髦的方言。

另一種逃港者是因為特殊時期的飢餓從內地逃亡香港。當時，寶安縣一個農民一天平均收入大約0.7元，而香港農民一天平均收入為70元港幣。當地流傳的民謠唱道：「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如對面8分錢。」意思是花8分錢郵票寄信到香港叫親屬匯款回來。

1952年，朝鮮戰爭爆發後，位於羅湖橋的香港和內地邊境開始收緊。隨後的數年中，很多文人逃到了香港。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隨著很多知識青年感到迷茫和絕望，許多有地位有能力的人踏上了逃亡的道路。曾有人統計過，上世紀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

1979年5月6日，由於有人造謠香港將在英國伊莉薩白女王誕辰當天實行大赦，滯港3天即可入籍，深圳邊防開放關口，爆發了最後一次大規模逃港潮。

1978年，習仲勛主政廣東後，經過大量的走訪，親身感受到了當地居民對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他意識到，光靠嚴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必須另想治本的辦法。1980年8月26日，深圳成立了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負責廣東特區籌辦、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書記的吳南生回憶道：「在特區條例公布後的幾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確確實實，那成千上萬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後、樹林中準備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彼時港英殖民當局為強化統治，不允許中文、中國歷史科目進入學校，港人不知道1949年之後神州大地上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只知道南逃而來的親戚朋友口中種種可怕的故事，這也影響了一代香港人。

1962年的香港幼稚園

另一方面，敗退海上的國民黨當局一邊籌劃利用香港反攻大陸（如策劃克什米爾公主號暗殺行動），一邊給困守西南各地的殘軍畫餅，香港成了容納散兵游勇的重要緩衝。葛肇煌的14K、向前的新義安等幾大黑社會團體都是脫胎於國民黨軍隊。加上戰後港英派出的葛量洪、柏立基、戴麟趾三任總督前後二十多年，仍然是官商勾結，壓制左派，收買高等華人，鎮壓基層社團的殖民地套路，人口暴漲帶來的經濟、住房矛盾無人解決，底層市民生活難以為繼，以及世界範圍內左的風向給英帝國統治帶來的威脅，種種力量最終把香港推向了歷史的分水嶺。

在抗戰期間，中共在香港建立了完善的統戰、情報網路，戰後還建設了一批左派學校、出版社、電影公司等文教機構。《大公報》和《文匯報》轉移到香港後，在新華社香港分社的領導下，按照統一戰線思路，創辦《新晚報》、《香港商報》和《晶報》等立場中間的報紙，增加大量副刊，刊登香港人喜愛的馬經、狗經、武俠和色情內容。梁羽生和金庸的武俠小說最先是在《新晚報》上刊登出來，此後《大公報》、《文匯報》也刊登了武俠小說，開香港新派武俠小說的先河。在「文革」之前，受新華社香港分社領導或影響的報紙發行量，佔香港報紙發行量近三分之二。

1966年11月，澳葡政府鎮壓市民集會，引發澳門左派罷市，在內地與有關部門積極配合下，澳葡政府全盤認輸，澳門變成「半個解放區」，香港左派紛紛到澳門取經。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通過廖承志向香港新華社發布了指示：

「香港不能照搬內地，內外有別，香港不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宣傳上千萬不要使香港同胞以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將席捲香港。至於我們黨政企業組織內部，不搞大字報，不搞群眾運動，不搞揭發批判。務必避免我們在香港的黨組織和各企業機構自己內部大斗，發生大亂子，毀掉香港長期工作的深厚基礎和戰略部署。」（轉引自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20頁）

1967年，負責港澳事務的中央外事辦被造反派奪權，廖承志完全失去權力，香港本地左派主導了本地的工作思路，「解放香港」被提上日程。

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控制的外交部於1966年5月15日在京召見英國駐華使館代辦，對港英政府的鎮壓香港左派表示強烈抗議並發表聲明。在內地的支持下，香港左派成立了「港九各界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手持毛主席語錄，佩戴毛主席像章，採用貼大字報、批判會和鬥爭會的形式，正式向港英政府發起政治鬥爭。

1967年5月，六七暴動（五月風暴）爆發，由最初的罷工、示威，發展至後來的暗殺、路邊炸彈和槍戰。香港警察在港英當局指令下，驅散、鎮壓和拘捕左派。最少造成包括十名警員在內的51人死亡，包括212名警員在內的802人受傷，1936人被檢控，事件涉及1167個炸彈。

1967年港英政府鎮壓示威群眾

1967年8月22日，外交部造反派和首都紅衛兵一萬餘人，以「港英瘋狂迫害香港愛國新聞事業」為由，聚集在北京英國駐華代辦處門前召開「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憤怒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會後以英方逾期不答覆最後通牒為由，衝進英國代辦處，放火燒掉辦公樓，造成英國代辦離任回國。

五月風暴觸動了港英政府的核心利益，港英當局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進行大規模的拘捕、羈押，動用了催淚彈、警棍、宵禁等鎮壓手段，矛盾進一步激化。香港左派發動罷工、罷市、罷課，港英政府在確知北京沒有收回香港的意圖後，肆無忌憚地全面鎮壓，查封左派報紙、關閉左派學校，大規模地逮捕左派人士。

而此時內地「文革」方興未艾，外交、港澳、統戰工作幾乎全面癱瘓，香港左派的激進行動使大批左派工人被解僱，生活陷入困頓。港資和外資公司迅速佔領市場，大量內地中資公司和左派公司倒閉。左報取消副刊、武俠、「馬經」這些「封、資、修」的內容，再加上港英政府的打壓，導致銷量大跌。統戰功能完全喪失，左派電影公司及其經營的影院，也在極左文藝路線下紛紛倒閉。

左派抗議運動極端化，引發了香港市民對左派的不滿和恐懼。眾多本來就對共產黨沒有善意的香港市民階層對港英政府的信任空前高漲。港英政府也從此調整了通過「高等華人」代管行政，壟斷市場掠奪經濟的殖民地思路，開始通過強化行政管理，系統性地改變香港人的認知。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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