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刊文談中國歷史上是如何進行防疫鬥爭的

近日，浙江中醫藥大學教授鄭洪在《求是》上撰文指出，中華民族繁衍數千年的歷史，也是與疾病抗爭的歷史。在防治危害尤其嚴重的傳染病方面，我國從古到今積累了許多經驗與教訓，值得回顧、思考及取鑒。

有瘟疫必然有同瘟疫的鬥爭。在甲骨文中，我們已能看到早期所採取的措施。例如卜辭有「疾，亡入」，意為不要接近病人，可能因為得的是疫病。在出土大批甲骨的殷墟，還發掘出了完善的下水道，說明城市已有公共衛生設施，有利於減少疫病產生。

秦漢時期，在傳統哲學思維的指導下，中醫藥學趨於成熟，在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形成了防病治病的理論和技術體系。中醫經典《黃帝內經》中有完整的疫病防治思想，包括「五運六氣」致病觀、「正氣存內，邪不可干」的防疫觀和「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防治觀等。「五運六氣」理論構建了推衍疫病發生的宏觀預測體系，在今天看來其精華實質在於探索影響人體發病的內外在因素。

在有效的理論指導下，社會對防治疫病的認識不斷發展。首先是對傳染性的認識加深。其次是對疫病的預防與治療有了進步。第三是防控措施不斷完善。

中國古代對防疫有豐富的理論與經驗，但是也存在著明顯的瓶頸。第一個瓶頸是缺乏組織性防疫。這是封建王朝統治的局限性決定的。有的統治者殘忍無道，如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南征，遇到疫疾，大臣都要求退兵，他竟然說，這是「天命」，我只要征服四海，不用擔心沒有人民。有的統治者雖然提倡「仁政」，但所採取的一些防疫手段也只應用於朝廷官員。在民間，每當瘟疫流行，地方政府與社會人士往往只能做一些臨時性的收容、散葯等工作，沒有持續性。明代學者呂坤曾疾呼，每個州都應該撥出專款，用於培養醫生和購置藥材以應對疫災。但在落後和紛亂的封建時代，這些呼籲根本無法實現。

另一個瓶頸是防護技術不足。雖然認識到疫病會傳染，但無法根本性阻止。這種局限給古代防疫帶來倫理難題，引起宋代學者的討論。

防疫與治疫，都離不開醫生。中國古代，有一批批的大醫，在大疫中挺身而出，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與應對經驗。

面對各種瘟疫，一代代大醫毫不退縮，不避艱險，反覆在實踐中研究治法，得出非常有價值的經驗。但與此同時，也要認識到防與治的不同作用。像清代著名醫家羅汝蘭，即使探索出有效治法，仍無法阻止鼠疫流行。《申報》記載，僅在1894年廣東全省死亡達數萬人，加上後來疫情十年間死亡近20萬人。而同在1894年，香港採取了隔離防疫手段應對鼠疫，嚴格實行交通檢疫，對所有感染者集中隔離，最終全年死亡僅2552人。這時醫學界剛剛發現鼠疫病原，尚無有效治法，香港主要是通過有組織防疫取得了成效。這說明，在烈性傳染病面前，再好的治療也難以及時和全面地推廣，這就需要靠強力的防疫手段來阻斷。近代開始，世界相互聯繫逐漸緊密，防疫不再是單一國家和地區的事務，而成為了區域性甚至世界性事務。

近代西方醫學在晚清傳入中國後，引起了很多關於中西醫的比較與論爭。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邊區，在衛生與防疫中都實行了中西醫合作的政策。1944年毛澤東在延安大學開學典禮上講話說：「不管是中醫還是西醫，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我們提出這樣的口號：這兩種醫生要合作。」邊區還廣泛運用中草藥防治疫病。

新中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為我國的衛生防疫事業開闢了嶄新的道路。中國共產黨忠實踐行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全面加強對衛生事業和防疫工作的領導。

新中國70多年的防疫鬥爭史告訴我們，在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沒有黨的堅強領導這個主心骨，沒有社會主義制度這一統一高效的制度優勢，沒有「以人民為中心」的政策路線，沒有醫療衛生事業的突飛猛進，就不可能取得公共衛生領域今天這樣的巨大成就。

以下為全文：

中華民族繁衍數千年的歷史，也是與疾病抗爭的歷史。在防治危害尤其嚴重的傳染病方面，我國從古到今積累了許多經驗與教訓，值得回顧、思考及取鑒。

一、歷史上的瘟疫之害

我國歷史上記載的瘟疫多不勝數，《中國古代疫情流行年表》輯錄1840年以前就有826條記錄，其中有不少疫情對我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有過重要影響。

三國時期的赤壁之戰，曹操軍隊敗於孫劉聯軍，背後其實有《三國演義》沒有寫的重要影響因素——瘟疫。《三國志》載：「公（曹操）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

唐朝天寶十三年，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南詔堅壁清野，唐軍糧盡，「士卒罹瘴疫及飢死什七八」，最終大敗，不但留下了「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娘夫別妻。皆雲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回」的慘痛記憶，並且成為安史之亂的導火索，令大唐王朝由盛轉衰。

在南宋後期抵抗蒙古軍隊的戰爭中，四川釣魚城堅守達36年之久，令世人震驚。當時蒙古軍隊發生瘟疫，《元史》記載，在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親征時，「駐合州之釣魚山，軍中大疫，方議班師」，這使南宋軍民獲得喘息時機，最後一直堅持到1279年。

在明亡清興之際，瘟疫的暴發也曾深刻影響歷史進程。史載，1641—1643年北京連年大疫，《崇禎實錄》稱：「京師大疫，死亡日以萬計。」疫情十分慘烈，甚至導致北京守城軍隊嚴重缺額，於是在李自成農民軍進攻時一觸即潰。

以上僅是一些歷史重要關頭中的典型事例。實際上在幅員廣大的中華大地，不同流行規模的瘟疫可以說無歲不有，嚴重危害著民眾的生命健康。

二、對防疫的探索與認識

有瘟疫必然有同瘟疫的鬥爭。在甲骨文中，我們已能看到早期所採取的措施。例如卜辭有「疾，亡入」，意為不要接近病人，可能因為得的是疫病。在出土大批甲骨的殷墟，還發掘出了完善的下水道，說明城市已有公共衛生設施，有利於減少疫病產生。

《周禮》記載了周王室定期舉行「以索室驅疫」的時儺活動以及負責「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疫」的官員。《周易》一書出現了後世常用的「豫（預）防」一詞。用藥物來干預疫病的做法也開始出現，《山海經》載有熏草等7種藥物。

湖北雲夢出土的秦簡，記載了秦代對患麻風的犯人進行安置的機構。而漢代則有在瘟疫流行時收容和醫治平民的機構。《漢書》記載：「元始二年（公元2年）……詔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這是中國防疫史上第一次比較規範的記載。

秦漢時期，在傳統哲學思維的指導下，中醫藥學趨於成熟，在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形成了防病治病的理論和技術體系。中醫經典《黃帝內經》中有完整的疫病防治思想，包括「五運六氣」致病觀、「正氣存內，邪不可干」的防疫觀和「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防治觀等。「五運六氣」理論構建了推衍疫病發生的宏觀預測體系，在今天看來其精華實質在於探索影響人體發病的內外在因素。外因是否導致發病，又取決於內因「正氣」，即人體的體質與抵抗力，所以增強正氣可以預防疾病。人們應該在發病之前加強預防，或者在發病早期及早治療，或者治療後防止複發。其他中醫經典如《傷寒雜病論》《神農本草經》則提供了防治疾病的辨證處方與藥物知識。這些經典理論對後世都有深遠影響。

兩宋時期，發生了多次疫病流行，政府經常派醫官到地方發放藥物救濟。宋代李唐的《村醫圖》生動描繪了醫生救治病人的情況。（資料照片）

在有效的理論指導下，社會對防治疫病的認識不斷發展。

首先是對傳染性的認識加深。比如進一步區分了傳染性不同的疾病，隋代巢元方說傳染病是感「乖戾之氣」得病，有其特殊病因。在此基礎上，明代著名醫家、《溫疫論》的作者吳又可總結成「戾氣」學說，指出「氣即是物，物即是氣」，敏銳地指出疫病病因可能是某種不可見的物質。這是非常接近於微生物病原學的假說。

其次是對疫病的預防與治療有了進步。在預防方面，華佗提出用屠蘇酒，葛洪提出用老君神明散，後來又有人提出常服藿香正氣散，唐宋時期廣泛應用香葯來預防疾病，明代流行焚燒蒼朮來凈化空氣。明朝中期，預防天花的人痘接種術在民間出現，經過不斷發展，清朝將其引入宮廷，為皇室成員種痘，還在許多地方推廣。一些外國使臣也來學習，並把這一技術帶回歐洲，後來英國醫學家貞納在此基礎上發明牛痘接種術，為最終全球消滅烈性傳染病天花奠定了基礎。在治療方面，在傷寒學說的基礎上，明清時期形成了溫病學和瘟疫學體系，為臨床提供了更加全面的理論指導。

第三是防控措施不斷完善。晉朝已經形成了制度化的防疫措施，《晉書》記載：「朝臣家有時疾，染有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宮」。宋代注意對染疫死者的屍體儘快處理和火化。清代宮廷中設「避痘所」隔離感染天花者，規定在隔離九日後親人才可探視。

以上可以看到，中國古代對防疫有豐富的理論與經驗，但是也存在著明顯的瓶頸。

第一個瓶頸是缺乏組織性防疫。這是封建王朝統治的局限性決定的。有的統治者殘忍無道，如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南征，遇到疫疾，大臣都要求退兵，他竟然說，這是「天命」，我只要征服四海，不用擔心沒有人民。有的統治者雖然提倡「仁政」，但所採取的一些防疫手段也只應用於朝廷官員。在民間，每當瘟疫流行，地方政府與社會人士往往只能做一些臨時性的收容、散葯等工作，沒有持續性。明代學者呂坤曾疾呼，每個州都應該撥出專款，用於培養醫生和購置藥材以應對疫災。但在落後和紛亂的封建時代，這些呼籲根本無法實現。

另一個瓶頸是防護技術不足。雖然認識到疫病會傳染，但無法根本性阻止。這種局限給古代防疫帶來倫理難題，引起宋代學者的討論。南宋經學家程迥看到有家屬離棄染病的親人，於是說疫病是天時不正引起的，不會人傳人，要求人們留下來照顧病者。朱熹則認為應該公開真相，讓人們在了解的前提下去自主選擇救護親人。南宋教育家歐陽守道進一步指出，「氣接則病，氣不接則不病也。」

但是古代條件下，如何令「氣不接」一直缺乏手段。吳又可雖然認識到「夫物之可以制氣者，藥物也」，但也感慨「受無形雜氣為病，莫知何物之能制矣」。受科學技術因素的制約，古人無法知道空氣中有不同大小的病原顆粒，不能發明相應的隔離防護用具和有效消除病原。

三、大疫之中有大醫

防疫與治疫，都離不開醫生。中國古代，有一批批的大醫，在大疫中挺身而出，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與應對經驗。

東漢末年，名醫張仲景的傳世名著《傷寒雜病論》就是在瘟疫中寫就的。當時，張仲景宗族原本有200多人，10年間死亡了2/3，其中因「傷寒」這種疫病死去的佔七成。張仲景在傷心哀痛之餘，積極救疫，後來寫成了《傷寒雜病論》。全書細緻地辨別患傷寒者不同階段的癥狀變化，提出相應治法，成為中醫辨證論治的典範之作。更為激勵後人的是，他強調醫生要有「上以濟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的擔當精神，在研究醫學中貫徹「勤求古訓，博採眾方」的嚴謹態度，因此被後世尊稱為「醫聖」。

唐代名醫孫思邈的名篇《大醫精誠》，樹立了中醫的醫德規範，其中要求醫生要「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在救治病人時「不得瞻前顧後，自慮吉凶，護惜身命」。他本人躬行實踐，收治被社會歧視的慢性傳染病麻風患者600多人。他還提出「天地有斯瘴癘，還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備之」的防治思想，尤其提出了許多養生思想，其醫德醫術深為後世敬仰，有「藥王」之稱。

1232年，蒙古軍隊圍攻汴京，金兵死守數月，發生大疫。《金史》記載：「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死者九十餘萬人。」對當時流行何種瘟疫，學者們尚有不同意見。當時名醫李杲則從中醫角度出發，創立了脾胃學說，強調通過治理脾胃內傷，令「正氣存內」以抵禦病邪，這特別適合戰亂環境中營養不良的人群。對於急性瘟疫，李杲創製的「普濟消毒飲」全活甚眾，人們將藥方刻在石碑上以流傳。他的學生羅天益也成為善於救疫的名醫，在元代軍隊中救治了許多染疫的官兵。

明清時期，出現了許多現在仍然在應用的救疫名方，都是名醫在實戰中總結出來的。如吳又可的達原飲、葉天士與吳鞠通的銀翹散、余師愚的清瘟敗毒飲、楊栗山的升降散和王清任創製的解毒活血湯等。1893—1894年，華南地區發生了嚴重的鼠疫大流行，從廣東高州蔓延到廣州、香港，此後數年連續不斷。

在疫延初期，高州中醫羅汝蘭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毅然親入疫區，反覆觀察病情，最後選用解毒活血湯加減，採用特殊給葯法，形成了有效治法。但第二年疫情復熾，再用原方竟然無效，羅汝蘭再次實踐，發現疫毒更重，於是全方加倍用量，最後「尚救九成有餘」。他將成功經驗寫入《鼠疫彙編》一書，廣泛傳播，各地醫生仿效應用，廣東高要黎佩蘭、福建鄭奮揚都報告成功率達到八九成。

面對各種瘟疫，一代代大醫毫不退縮，不避艱險，反覆在實踐中研究治法，得出非常有價值的經驗。但與此同時，也要認識到防與治的不同作用。像清代著名醫家羅汝蘭，即使探索出有效治法，仍無法阻止鼠疫流行。《申報》記載，僅在1894年廣東全省死亡達數萬人，加上後來疫情十年間死亡近20萬人。而同在1894年，香港採取了隔離防疫手段應對鼠疫，嚴格實行交通檢疫，對所有感染者集中隔離，最終全年死亡僅2552人。這時醫學界剛剛發現鼠疫病原，尚無有效治法，香港主要是通過有組織防疫取得了成效。這說明，在烈性傳染病面前，再好的治療也難以及時和全面地推廣，這就需要靠強力的防疫手段來阻斷。近代開始，世界相互聯繫逐漸緊密，防疫不再是單一國家和地區的事務，而成為了區域性甚至世界性事務。

四、中西醫並重的中國經驗

近代西方醫學在晚清傳入中國後，引起了很多關於中西醫的比較與論爭。但是在更加重要的公共衛生層面，清政府遲遲沒有進行系統性變革。1910—1911年，我國東北地區暴發鼠疫大流行，疫情威脅京津，同時由於東北是日本與俄國的勢力範圍，清政府面臨很大的外交壓力。

在此情況下，清廷起用西醫伍連德主持東三省防疫。伍連德通過一系列的隔離防疫手段，有效地平息了疫情。1911年，在瀋陽召開了萬國鼠疫研究會，這是我國第一次舉辦世界性的醫學研討會。

1910—1911年，我國東北地區暴發鼠疫大流行，清廷起用西醫伍連德主持東三省防疫。伍連德通過一系列的隔離防疫手段，有效地平息了疫情。1911年，在瀋陽召開了萬國鼠疫研究會，這是我國第一次舉辦世界性的醫學研討會。圖為東北鼠疫時期伍連德在東北主持防疫，實施隔離檢查措施。（資料照片）

中華民國成立之後，逐步建立全國性的衛生防疫機制，先後成立了中央防疫處、東三省防疫總管理處、西北防疫處、蒙綏防疫處和海港檢疫處等機構，各省市紛紛設立包含防疫職能的衛生管理機構。1916、1930、1944年國家三度頒布《傳染病預防條例》或《傳染病防治條例》。由於衛生事業發展緩慢，在廣大城鄉仍然只依賴中醫中藥來防治疫病。當時在觀念上卻出現了質疑中醫藥科學性的論調，甚至提出要廢棄中醫。

實際上，中醫早已在吸收新知，參與到傳染病防治中。如1917—1918年山西等地鼠疫大流行，中醫曹元森、楊浩如等前去大同與西醫協同防疫；1919年廊坊一帶霍亂流行，中醫孔伯華、楊浩如等參加防治，他們深入村莊救治病人，受到歡迎。兩次中醫救疫的經驗後來記載在《傳染病八種證治析疑》一書中。

1924年，山西再次發生鼠疫，山西中醫改進研究會「選派中醫並能曉西醫治法及針法」的3名醫生，前去主持防疫，他們中西醫結合，及時控制了疫情，事後編製了分別列明中醫、西醫治療情況的詳細報告。這些工作證明，中西醫協同顯然更有價值。

民國政府後來通過《中醫條例》，使中醫合法化。在1931—1945年的抗日戰爭中，中醫被納入戰時防疫體系。以中央國醫館為主設立的中醫救護醫院，先後在南京、重慶等地積極救護軍民。由於抗瘧葯奎寧來源中斷，在大後方還成立了國葯研究室，通過研究驗方，證實中藥常山治療瘧疾有良好效果，提取了有效成分常山鹼並確定其化學結構，引起世界藥學界的矚目。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邊區，在衛生與防疫中都實行了中西醫合作的政策。1944年毛澤東在延安大學開學典禮上講話說：「不管是中醫還是西醫，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我們提出這樣的口號：這兩種醫生要合作。」邊區還廣泛運用中草藥防治疫病。

新中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為我國的衛生防疫事業開闢了嶄新的道路。中國共產黨忠實踐行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全面加強對衛生事業和防疫工作的領導。

1950年8月即召開了新中國第一次全國衛生會議，確立了「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的衛生工作方針；1951年中共中央發布《中央關於加強衛生防疫和醫療工作的指示》，對全國防疫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數十年來，國家大力推行預防接種，持續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建立全國性的衛生防疫體系，健全傳染病預防法律法規，積極開展鼠疫、血吸蟲、瘧疾、麻風、結核、艾滋病等專項防治。1961年基本消滅天花，2000年實現消滅脊髓灰質炎，許多傳染病發病降到歷史最低水平。進入21世紀後，我國改組建立國家疾病預防控制體系，進一步加強公共衛生與傳染病防治工作，成功應對SARS、新型禽流感、新布尼亞病毒等新發傳染病，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事業不斷完善，國民健康得到良好保障，人均預期壽命從新中國成立前的35歲上升到77歲，人民群眾有了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新中國70多年的防疫鬥爭史告訴我們，在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沒有黨的堅強領導這個主心骨，沒有社會主義制度這一統一高效的制度優勢，沒有「以人民為中心」的政策路線，沒有醫療衛生事業的突飛猛進，就不可能取得公共衛生領域今天這樣的巨大成就。

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席研究員屠呦呦率先從大量中醫古籍中篩選出青蒿作為抗瘧首選藥物並發現青蒿有效部位乙醚提取物，讓中國醫藥拯救了全世界數百萬人的生命，她於2015年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圖為屠呦呦、青蒿和抗瘧疾成藥。（資料照片）

在這個過程中，中醫中藥也發揮了積極作用，顯示了多方面的特色。1954—1955年，石家莊暴發乙型腦炎，中醫郭可明成功救治多例病人，經衛生部專家實地調查，肯定了中醫療法的效果並向全國推廣。1956年在北京乙型腦炎流行時，名中醫蒲輔周沿用石家莊療法效果不佳，後根據北京的情況加入去濕葯，取得了良好效果。這說明中醫治療疫病需要辨證論治。

1967年，我國啟動5·23項目，研發新的抗瘧葯，屠呦呦在中藥黃花蒿中發現並提取出青蒿素，經過全國協作的大範圍、長時間驗證，證實青蒿素有良好的抗瘧作用。屠呦呦於2015年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這表明，中醫藥寶庫中有許多珠玉值得挖掘。

2003年SARS暴發，面對這個當時世界醫學界尚一無所知的新型傳染病，在實施有效防控的同時，中醫大力發揮治療作用，在降低發熱時間、減少後遺症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得到世界衛生組織專家的肯定。這反映出中醫治疫的又一優勢。根據中醫傳統理論對邪正關係的認識，中醫能夠在病原體不明的情況下開展辨證論治，及早救治病患。

顯然，在我國繼續大力提高醫藥科技水平，健全傳染病防控機制的同時，充分發揮傳統醫藥作用，加強中西醫協同，就一定能將新時代的防疫工作推向前進。

當前，中國人民正進行著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嚴峻鬥爭。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有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奠定的物質基礎保障，有愛國主義和改革創新孕育的「中國精神」支撐，有前仆後繼、不畏犧牲的醫護人員頑強奮鬥，英雄的中國人民一定能夠戰勝各種癘鬼疫魔，取得抗疫鬥爭的最後勝利！

（作者為浙江中醫藥大學教授）

來源 北京日報客戶端

作者 鄭洪

編輯：袁昕

流程編輯 劉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