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的延安歲月，執掌中組部7年，全國黨員人數從3萬發展到121萬

2022年07月01日23:12:14 熱門 1239

文/劉明鋼

陳雲是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在全黨享有崇高的聲譽。從1937年底到1945年9月，他在延安工作、生活近八年。在難忘的延安歲月中，陳雲先後主持中央組織部與西北財經辦事處的工作，為黨的建設與財經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中央組織部要面向全國

1937年11月29日，陳雲從新疆到達延安。他是搭乘運送王明、康生回國的蘇聯飛機抵達延安的。

在簡陋的機場上，舉行了簡單的歡迎儀式，在延安的中共領導人幾乎全都來了。見到了分別兩年之久的戰友們，陳雲心中非常激動。

陳雲參加了長征，但沒有走完全程。在雪山腳下，他受中央的派遣，孤身回上海負責恢復白區的黨組織以及與共產國際取得聯繫，從此，突然「消失」了。離開紅軍隊伍後，陳雲化裝成討賬先生，闖過敵人的封鎖線到達成都，然後去上海，去莫斯科，並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那裡，他撰寫的《隨軍西行見聞錄》一書，是第一部向外面世界報道紅軍長征的重要文獻。後來他與滕代遠一起，到甘肅、新疆交界處的星星峽，接應李先念所率的西路軍左支隊。

陳雲還在新疆組建了第一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航空隊。

在歡迎大會上，毛澤東致歡迎詞，他說：「今天，馬克思給我們送來了天兵天將。」接著，他逐一介紹剛剛下飛機的三個人，並給予極高的評價。

◆陳雲

陳雲回到延安後，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便於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改組了中共中央書記處，由張聞天、毛澤東、王明、康生、陳雲組成書記處。會議還決定，陳雲接替博古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

十年內戰時期，由於「左」傾錯誤路線的統治，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大大削弱了。七七事變後，長城內外抗戰的烽火如火如荼，但是中組部掌握的全國黨員只有區區3萬多人，這顯然滿足不了殘酷戰爭的需要。為了肩負起領導全國人民進行抗戰的偉大使命，就必須大力發展黨的組織。根據這種形勢，陳雲上任伊始就提出了中央組織部要面向全國的建議。

陳雲認為，中央組織部在黨的組織工作上，不僅要面向延安、陝甘寧邊區，而且要面向全國各個敵後根據地，面向國統區的黨組織、面向敵占區的黨組織。他要求中央組織部要建立相應的機構，確定人員，來盡量了解各方面黨組織的工作情況，以便制訂不同的政策，進行有針對性的領導。

這個具有戰略意義的建議，立即得到中央的批准，成為了中央組織部的指導方針。

陳雲還適時地提出建議，協助中央制定了一系列適用於不同地區的方針政策。

關於根據地，陳雲提出「發展、鞏固，再發展、再鞏固」的方針，主張既要抓黨員的數量，又要抓黨員的質量。

關於國民黨統治區，陳雲提出要執行「精幹隱蔽，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和「黨內小黨外大」的方針，既要加強黨和群眾的聯繫，又要學會保護自己。

關於敵占區，陳雲創造性地提出「除了本身精幹以外，領導機關要放在外頭」的新方針，就是將領導機關放在離根據地近一點的地方，在外面指揮。陳雲說：「過去在白區工作時，領導機關一被破壞，就全完了，連人都找不到。這怎樣能行呢?一定要改變!」把「領導機關放在外頭」的主張，適合敵占區的情況，既便於保存我們的力量，又能及時做好敵占區黨的工作。後來，打敗日本侵略者以後，蔣介石公開地進行反共，這一方針得到繼續執行。

上述切合實際又有極強操作性的方針政策，極大地調動了各級黨組織的積極性，有效地促進了黨組織的迅猛發展。到1945年黨的七大召開之時，黨員人數已從1937年的3萬多發展到121萬，中國共產黨真正成為一個群眾性大黨，成為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在這個過程中，陳雲所作的傑出貢獻得到了黨中央的充分肯定，也得到了各級組織和廣大黨員的高度讚揚。

洞房裡面上黨課

陳雲與于若木是在延安相識與相愛的。

大約在1937年底或1938年初，陳雲流鼻血的舊病複發。中央組織部決定從陝北公學女生隊找一個人去擔負護理工作。經黨支部研究，認為于若木是黨員，歷史清楚，政治可靠，是合適的人選，便推薦了她。

于若木護理陳雲，只是按時往鼻子里滴藥水，並沒有更多的事做。陳雲因醫生要求靜養，也不能做很多工作，所以兩個人便經常在一起聊天。有時，陳雲還讓于若木唱歌給他聽，她也很大方地唱一些革命歌曲。相處久了，彼此便產生了感情，關係也逐漸密切起來。有一天，陳雲對於若木說：「我是個老實人，做事情從來老老實實。你也是個老實人。老實人跟老實人，能夠合得來。」

1938年3月，他們幸福地結合了。那一年，陳雲33歲，于若木19歲。

他們的婚禮就像黃土地一樣的簡樸。陳雲只花了一塊錢，買了些糖果、花生，請中央組織部的同志熱鬧了一下，就算是婚禮了。事後，消息傳開，有人叫著讓陳雲請客。陳雲當時手頭還有點錢，請得起，但他不願意擺排場，所以沒有請。

◆1938年，陳雲與于若木在延安結婚。

對於他們的結合，雙方都很滿意。陳雲在給於若木大哥的信中寫道：「我們在政治上與性格上一切均很合適。唯年齡相差太遠，今年我已35歲。」于若木則在信中寫道：「雖然他大了我14歲，但是，我對自己的婚姻很滿意。他是一個非常可靠的忠實的人，做事負責任，從不隨便，脾氣很好，用理性處理問題而不是感情用事。」

婚後不久，陳雲專門用了三個晚上給於若木講黨史。

煤油燈映照著窯洞雪白的牆，窗戶紙上的紅喜字放著紅光。

窯洞的炕上放著一張小炕桌，炕桌一邊坐著陳雲，一邊坐著他的新娘。

由於陳雲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非常熟悉並有深刻的理解，因此他娓娓道來，如數家珍。他講大革命失敗後盲動主義給黨造成的損失；講向忠發、顧順章叛變對黨中央的威脅；講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講毛主席對黨和紅軍的挽救等等。于若木則嚴肅認真，聚精會神。雖然她不是新黨員，但卻是第一次如此系統地接受黨史教育，而且講的是那樣的生動、那樣的深刻。她聽到了許多前所未聞的對敵鬥爭的故事，了解了許多鮮為人知的黨內鬥爭的情況，進一步加深了對黨的性質的認識，更加堅定了為共產主義獻身的信念。

某個喜歡開玩笑的人本來想偷聽洞房裡面的悄悄話，沒想到聽到的卻是嚴肅的黨史課，非常驚訝。於是，「陳雲同志在洞房給於若木上黨課」，一時被中央組織部的幹部傳為佳話。

廣招天下士，誠納四海人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堅持團結、進步的方針，堅持全面抗戰的路線，吸引了一大批有識之士來到聖地延安。面對這樣的有利形勢，陳雲適時地提出廣招天下士，誠納四海人的主張。如何能「招」「納」天下士呢？陳雲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作的題為《論幹部政策》的演講作了回答，他說：

「我現在來講幹部政策，只想用十二個字，分成四個問題來解釋：第一，了解人；第二，氣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愛護人。」

陳雲特彆強調要大量吸收知識分子，提出要「搶奪」知識分子。他說：「現在，大家都在搶知識分子，日本帝國主義搶，國民黨搶，我們也要搶，我們搶得慢了就沒有了。如果我們把要求救中國，要求抗戰，要求革命的各種知識分子都搶到手裡，那我們不能說天下完全是我們的，但至少三分之一是我們的了。」他還說：「不要再把這個機會錯過了，否則將來悔之晚矣。」

◆延安時期的陳雲。

陳雲這些論述在當時具有重大的指導作用，與此同時，他也以熾熱的心來關愛知識分子。

1939年的一天，南方局書記周恩來電報說，重慶著名的外科醫生何穆和他的作家妻子陳學昭要來延安，請陳雲做好安排。陳雲對此極為重視。兩人到達延安後，他親自登門拜訪，安排專業對口的工作，在生活上也儘可能加以照顧。陳雲還時常抽空找他們交談，鼓勵他們好好乾。

剛來的時候，兩人積極性還挺高，陳雲對此也很高興；可是不到半年，兩口子在感情上出現了危機，互相告狀，吵著鬧離婚。陳雲又不厭其煩地出面調和，好言相勸，說：「不能說離婚就離婚，總要湊合一年看看吧。」

經過做工作，兩人不提離婚了，但因為生活不習慣，要求回重慶。陳雲又與之談話，勸他們留下來，並說：「你們兩人來了，我們歡迎，如果一定要走，我們也歡送。你們出去以後有什麼困難，願意回來，我們仍然歡迎。」

兩人還是走了，但於1941年又回來了。陳雲再次接見他們，表示衷心歡迎，並依照諾言再次給他們安排了工作。這件小事，充分體現了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信任、熱情與關懷，成為流傳在知識分子中的一段佳話。

還有一件事，同樣能體現陳雲對知識分子的關懷與愛護。中央醫院的傅連暲要求入黨，卻沒有人肯當他的入黨介紹人。傅連暲原是福建漳州的教會醫生，紅軍打漳州時，參加了紅軍，以後經過無數艱難困苦的磨礪，從一個小知識分子逐漸成長為一名意志堅定的紅軍戰士。長徵到達延安後，他被分配到中央醫院工作，主要任務是給中央首長看病，還擔任過毛澤東的保健醫生。傅連暲醫術好，看病認真，就是與人相處時，顯得有些古板，說話生硬，中央醫院的一些同志看不慣，就不介紹他入黨。

入黨就此卡住了。為革命走過萬水千山、從槍林彈雨中一路衝過來的傅連暲知道此事後，思想情緒產生很大的波動。

陳雲聽了彙報，非常重視。他認為這件事不僅關係到傅連暲本人政治上的進步，更關係到是否認真執行關於幹部和知識分子的政策問題，因此，親自抓這件事。他多次與傅連暲談話，指出問題，幫助他克服缺點；同時也多次與中央醫院黨支部的同志交換意見，他說：「看人一定要看他的主流，傅連暲在政治上願為共產主義奮鬥，跟共產黨走，態度是誠懇的，我們不能將他拒之門外。他在艱苦的長征中經受了考驗，表現不錯，工作是認真負責的，我看他符合一個黨員的條件。他在作風上確實有些缺點，這是可以批評教育的，也應該對他進行幫助。」陳雲環視大家，微笑著繼續講道：「如果實在沒有同志願意做傅連暲的入黨介紹人，那就讓我和王鶴壽同志來做。」

結果，陳雲和王鶴壽還真的做了傅的入黨介紹人，不過不是沒有人願意做，而是恰恰相反，經過交換思想，中央醫院的同志不但統一了認識，還一致提出，希望由陳雲和王鶴壽兩位組織部的領導做介紹人，並邀請他們參加討論傅連暲入黨的支部大會。結果，經支部大會討論通過，傅連暲終於實現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崇高理想。

陳雲既堅持按黨章規定辦事，又誠懇地對待知識分子，使中央醫院的同志和傅連暲本人都深受教育。

實事求是的審查才是真正的嚴格

當時，大批的青年、大批的知識分子從全國四面八方湧向延安。面對此種情況，有人擔心魚目混珠，抱怨太「複雜」了。陳雲卻認為「複雜」是件好事情，他曾這樣回顧：「我記得1932年在上海開辦一個學校，訓練工人幹部，只講六天，學生也只有六個。今天我們抗大就有幾千個學生，再加上陝公、魯藝、黨校，在延安就有一萬多個學生。一萬個跟六個比一比，相差多少?所以我說十年以來，人心大變，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艱苦，不遠千里而來延安。抗大在武漢登報申明不招生了，一點沒有用，仍舊是絡繹不絕地來，沒有汽車用兩條腿走，男男女女從幾千里外都來了。主要是革命青年，也有大學教授，有工程師，有一個七十五歲的老頭子也來了。西北旅行社住的什麼人都有，各黨各派，新聞記者，還有青年組織的參觀團，等等。這些人不見得是在外面沒有飯吃，要到延安來吃小米。從這種情況看來，複雜是複雜的，但是到底是複雜好還是簡單好呢?從前辦學校只有六個學生，倒很簡單。今天各種各色的人都有，複雜得很。我看要干大事情，就免不了要遇到複雜情況。」

◆陳雲和李富春在延安留影。

對於大量湧入延安的人員，頭一件事就是進行審查。當時，審查幹部難度極大。首先，調查取證就十分困難。那時，全國被分成幾大區域，如敵占區、國統區、根據地等。大城市為日軍所佔，無法調查取證；國統區地下黨的活動受到限制，難以調查；根據地又被分割成若干塊，派人調查也有難度。其次，黨員的檔案材料也很簡略，一般從大後方來一隊人馬，只有一張總表，其餘什麼也沒有了。在當時情況下，要求地方黨組織提供翔實的檔案材料，也不現實。再有，很多黨員失去了組織關係，連個介紹信也沒有。

陳雲十分重視審查幹部的工作。他認為對幹部進行審查是必要的，但一定要慎重，一定要實事求是。他有句名言，叫做：「實事求是的審查才是真正的嚴格。」

陳雲從實際出發，提出了審乾的基本思路，就是先安排學習或工作，從中慢慢了解，儘可能在根據地內解決。對於進入延安與陝甘寧邊區的幹部，首先根據不同的情況安排學習或工作，在工作與學習中觀察與考驗；表現好並能找到證明人，證據充分，可以恢復黨籍；表現好但找不到證明人，可以重新入黨；否則，就暫時不能重新入黨，至於以後能否入黨主要看他的表現。

陳雲這種堅持實事求是的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做出的結論，經得起時間的檢驗。但是，這些做法，後來遭到康生等人的反對，硬說中央組織部在審查幹部的問題上右了，讓特務鑽了空子，使共產黨內「特務如麻」。他在延安搞了一個「搶救運動」，製造了大量的冤假錯案。後來不得不花很大的氣力進行甄別，結果被「搶救」的人幾乎全部平反。

作為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陳雲要親自處理許多複雜的幹部歷史問題。

有一天，陳雲在辦公的窯洞里，接待了一男一女兩個青年。男的叫丁秀，解放後曾任中共鞍山市委副書記；女的則是北平女師大附中的學生，都是在一二·九運動中湧現的積極分子。來到嚮往已久的延安，看到一派新氣象，他們心情異常興奮，蹦蹦跳跳地來到陳雲的辦公室。

陳雲招呼他們坐下，然後問：「知道調你們回來幹什麼嗎？」

「當然是參加學習的。」他們不假思索地回答。

陳雲直截了當地告訴他們：「有人說你們是托派，調回來是審查你們的。」陳雲認為，對於黨員的政治歷史問題要嚴肅對待，要正面和本人講清楚。

兩青年聽了，嚇壞了，一個急著申述，一個哭了起來。

陳雲安慰他們：「不要哭，要相信黨，事情一定會查清楚的。我負責把你們的問題弄清楚。」

送走兩青年，陳雲便開始了調查，根據兩人提供的證明人，逐一找人談話。

他問秘書劉家棟：「你與丁秀同過學，根據你對他的了解，他會是托派嗎？」

「丁秀是我在北平上學時的老學長，在一二·九運動中表現不錯，怎麼可能是托派呢? 」

陳雲聽後，神情嚴肅地說：「你趕緊到招待所去，找他們倆人談談，多做點思想工作，以免發生意外。」

過了兩個星期，陳雲又找他們談話，說：「問題已查清了，沒有那麼回事。」

兩個青年根本沒有想到這麼快就弄清楚了，十分激動，一再表示感謝黨組織，感謝陳雲同志。他們抹掉了熱淚，高高興興地上學去了。

幾十年後，這兩位同志回憶往事，仍然激動不已，說：「當初，要不是陳雲同志親自審查，問題不會那麼快就澄清，要是落到康生手中，這一輩子就完了。」這一番話，道出了從延安過來的老同志的心聲。

受人歡迎的「兼職教授」

大革命失敗後，陳雲經常思考這樣一個問題：陳獨秀、瞿秋白都是有學問的人，李立三、王明念的書也不少，為什麼這些人會犯錯誤呢?他冥思苦想，一直沒有得到滿意的答案。到達延安以後，陳雲曾三次向毛澤東請教。毛澤東說，主要是馬列主義水平不高，思想方法不對頭。毛澤東還說，為了不犯與少犯錯誤，應該讀點哲學著作，學點唯物辯證法。

按照毛澤東的意見，陳雲在中央組織部組織了一個學習小組，潛心學習哲學，一直堅持了五年。在學習中，陳雲特別注重讀原著。他說：「要將現有的主要教科書一本一本地讀，既不懈怠，也不用著急，一步一步來。」還說：「要讀就讀懂，不要一知半解。這是達到融會貫通的必經步驟。」他特彆強調說：「這件事比什麼都重要。學習哲學，可以使人開竅；學好哲學，終身受用。」

◆陳雲在延安。

當時，中央組織部的學習活動，多次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表揚，在延安頗有名氣。中央總結推廣這個經驗，制定了關於幹部教育的決定，推動了全黨幹部的理論學習。

辛勤的勞動換來了豐碩的成果。經過五年持之以恆的學習，陳雲在理論上更加成熟，在延安整風中深有體會地提出了15個字，即：「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覆」。這15個字，成為陳雲的行動總則，成為他的座右銘。

當年「窯洞大學」的學員也收穫甚大。中央紀委原第二書記王鶴壽說：「通過學習，看問題更全面了。遇到問題，就會從各方面去考慮，既考慮這一面，又考慮那一面，全面考慮問題，這在工作上是很有用的，對我幫助很大。」

陳雲一直謙虛地稱自己是「小學生」，在履歷表上「文化程度」一欄他總是認真填寫上「小學」二字。他常講，「像我們這樣沒有什麼底子，各種知識都很缺乏的人，要老老實實做小學生。」正是因為有這種謙虛的態度與好學的精神，並經過堅持不懈地自學，陳雲已經成了大學問家。當時，他是中央組織部長，又一度兼任過中央黨校的校長，所以，延安的各院校都請他去講課。陳雲是有求必應，就像今天的「兼職教授」一樣，經常去為學員們上課，延安的馬列學院、中央黨校、抗日軍政大學、中央組織部的黨訓班經常出現他的身影。

有人將陳雲與在延安的其他中央領導人作了比較：

「當時，不少中央領導同志都被邀為學員們講課。最容易記錄的，是王明、博古。這兩個人講課，很有特點，大一二三，小一二三，很便於做記錄。張聞天同志講課就比他們好多了，比較入情入理，有分析，也有深度。最難記的是毛澤東同志講課，根本就記不下來，一開始他就把你緊緊抓住。我多少次帶著筆和本去，想好好記下來，都未能如願，總是帶著空白的筆記本和滿腦海的收穫歸來。陳雲同志講課，是靠近毛澤東同志的，最多讓你記個開頭，記個提綱。」

他還分析了難以記錄的原因：「陳雲同志講課的水平是很高的，觀察問題很深刻，分析問題也很透徹，又有很好的演說口才，講起課來生動、形象，很吸引人。每每他講完了，你還沉浸在他講課的氛圍里，想著、品味著，很難再有心思去記筆記，往往只能記個開頭，至多記個提綱、要點，無法記全。但是，他所講的東西都深深印在你的頭腦里了。」

1939年，陳雲在一次黨課中，講共產黨員的第一條標準。當時入黨誓詞中有一句重要的話，叫做「為共產主義奮鬥到底」。陳雲這次課就講這一句話，分作三個層次：一要有理想信仰，要認識共產主義，堅信共產主義，確立自己的人生觀；二要以堅定的革命毅力去為之奮鬥；三要有不怕犧牲、奮鬥到底的決心。

在講到第三層意思，陳雲問：如何才是奮鬥到底呢?接著風趣地用上海話說，奮鬥「到底」就是奮鬥到「翹辮子(死)」。

下面哄堂大笑。

這真是一堂永遠令人難以忘懷的黨課。一個當時聽課的學員這樣回憶：「時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了，當時聽過課的同志，已不再年輕了，大多已超過古稀之年。當大家聚首一起的時候，當回憶那段火熱的生活的時候，都對這節課的「三層意思」記憶猶新。恰恰就是包含這三層意思的一句話，正是我們共產黨人終身的信念、理想，是我們生存的動力。我們就是靠著這樣的信仰理想，在黨的領導下，經過風雨坎坷，戰勝無數艱難險阻走了過來。」

在陳雲眾多的聽眾中，既有來自大城市的青年大學生，也有回國參加抗戰的知識分子和各類專業人才，他們聽課後都認為陳雲「看問題看得透，抓得准。既有理論分析，又有實際經驗」。陳雲淵博的學識與豐富的經驗，再加上清秀的外表，使不少來自敵占區的同志感到好奇，不禁悄悄地打聽：這個陳「教授」是哪所大學畢業的？

主持領導西北的財經工作

1944年3月，正在棗園養病的陳雲接到中央的調令，離開了工作七年的中央組織部，到西北財經辦事處主持領導西北的財經工作。當時，不少同志都感到不理解，覺得陳雲在中央組織部幹得好好的，怎麼又調走了呢？也有人為陳雲擔心。

擔心不無道理。當時，雖然開展了大生產運動，但在國民黨嚴密的封鎖下，陝甘寧邊區的財經狀況仍然十分嚴峻，通貨膨脹居高不下。1942年比1941年，貨幣發行量增加了近4倍，物價上漲了近4倍；1943年比1942年，貨幣發行量增加了13倍，物價上漲了20倍。如此嚴重的通貨膨脹，直接影響財政經濟的穩定，邊區人心惶惶，老百姓拿著邊幣總想趕快買東西。

陳雲潛心研究邊區貨幣貶值的原因，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提出了解決財經困難的總方針。首先要靠發展生產；其次要儘可能地把邊區生產的東西運出去，使進出口達到平衡；再次要減少貨幣的發行量，搞好節約。

在他的主持下，陝甘寧和晉綏邊區繼續大生產運動，取得很大成效。到1944年底，一些部隊、機關、學校做到了糧食、被服、經費部分自給，有些甚至完全自給。著名的359旅不但能夠自給還交了公糧，成為全軍大生產運動的一面旗幟。軍隊交公糧，古今中外前所未聞，只有共產黨領導的部隊才能創造這樣的奇蹟。

陳雲不僅要求發展生產，實現糧食自給，同時還要求爭取日用工業品的自給。他著手抓了邊區的公營、私營和合營工業的發展，使不少工業品從無到有。在戰爭的環境下，發展工業確實困難重重；但經過認真地抓，還是取得很大的成績。邊區能夠生產許多日用品，如：香煙、毛巾、襪子、火柴、肥皂、紙張、食鹽、瓷器、生鐵、化學用品等。由於日用工業品的基本自給，加上棉花等經濟作物的增產，邊區一年可減少進口300億元，這對緩解邊區的金融困難發揮了重大作用。

陳雲遵循經濟自身的規律，緊緊地抓住發展生產這個「牛鼻子」，並採取了一系列相應的措施，終於把通貨膨脹這匹烈馬馴服了。到1944年下半年，邊區的物價就趨於穩定。這是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當初感到擔心的同志，看到陳雲走馬上任後的所作所為，看到他在管理財經工作中展示出來的卓越才幹，看到那些令人矚目的成就，無不感到欽佩，由衷地讚歎：陳雲同志真是把辯證法用活了。

1945年4月至6月，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舉行。陳雲出席了大會，並經七屆一中全會選舉再次進入中央政治局，在13位政治局委員中，他排在第六位。

七大結束不久，便迎來抗日戰爭的勝利。1945年8月，毛澤東和周恩來飛赴重慶，和蔣介石進行著名的重慶談判。為了預防不測，中央決定增補陳雲和彭真為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9月，陳雲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決定成立東北局，陳云為東北局委員。14日，陳雲與彭真等乘坐蘇聯的軍用飛機飛往東北。

陳雲離開了延安，新的更重大的使命在等待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