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爸，您真要選那個種田的？」1987年深冬的士林官邸里，蔣孝武站在父親病榻前，手中的茶盞捏得指節發白。蔣經國費力地抬起眼皮，望著牆上的「忍」字條幅沉默良久，最終只是擺手讓兒子退下。這個場景如同台灣政壇的隱喻——當權力交接的鐘聲敲響時，蔣家第三代終究沒能握住那柄傳承的權杖。
1949年隨父退守台灣的蔣經國，在台北植物園栽下第一株榕樹時或許不會想到，四十年後自己竟要親手打破「蔣家天下」的政治傳統。這位曾在贛南推行新政的「太子」，其實比誰都清楚家族傳承的脆弱性。1972年出任「行政院長」時，他就常對幕僚念叨：「治國不是擺家宴，傳位要看真本事。」彼時台北街頭巷尾的塗鴉牆上，「蔣家三代」的字樣已經逐漸從尊稱變成了戲謔。
蔣家第三代確實令人扼腕。長子蔣孝文在陽明山飆車撞毀崗亭時，警備司令部連夜封鎖消息的場景，成了台北政界心照不宣的笑談。次子蔣孝武在情報系統任職期間，某次醉酒後竟把機密檔案遺落在酒廊，氣得老長官王升拍碎了三塊硯台。三子蔣孝勇倒是規規矩矩做生意，可當父親試探性地問及「是否考慮入閣」，這位年輕企業家竟脫口而出：「政治比期貨風險還大。」這些荒唐事在士林官邸的高牆內反覆上演，逼得蔣經國不得不重新掂量「家天下」的可行性。
台灣社會的劇變更讓蔣經國如坐針氈。1979年的高雄事件像盆冷水，澆醒了這位強人關於「永久執政」的幻想。彼時台北松山機場的停機坪上，美國外交官的專機頻繁起降，中壢事件中本省青年的怒吼猶在耳畔。蔣經國某次巡視台中農村時，老農當面質問：「'總統'的田契能傳給兒子，我們的田契傳不得？」這話雖糙，卻道破了威權體制的合法性危機。當國民黨中常會裡本省籍委員突破三分之一時，蔣經國知道，是時候給這架老機器換個引擎了。
李登輝的崛起堪稱政治奇蹟。這個三芝鄉農會走出來的技術官僚，最初在蔣經國眼中不過是枚「聽話的棋子」。1978年台北市爆發垃圾危機，時任市長的李登輝用三個月時間建成了內湖焚化廠，這手漂亮的危機處理讓蔣經國眼前一亮。更絕的是在1984年江南案風波中，當滿朝文武忙著撇清關係時，李登輝竟主動請纓赴美斡旋，這份膽識讓蔣經國在日記里寫下：「此子可教。」
但真正打動蔣經國的，是李登輝的「雙面綉」功夫。面對外省權貴，他能用地道的寧波話談陽明心學；在本省精英面前，他又切換成閩南語大講土地改革。這種遊刃有餘的生存智慧，在1986年民進黨組黨事件中展現得淋漓盡致。當情治系統主張強硬鎮壓時，李登輝在決策會議上輕聲細語：「堵不如疏，壓不如化。」八個字四兩撥千斤，既保全了蔣經國的顏面，又為後來解禁黨禁埋下伏筆。
權力交接的暗戰遠比檯面精彩。蔣緯國曾在1985年的軍事會議中突然發難，質問李登輝：「你說'台灣人的台灣'，置先總統遺訓於何地？」李登輝不慌不忙起身答道：「緯國兄，三民主義要落地生根啊。」這番機鋒傳到蔣經國耳中，反而加深了他「非李不可」的決心。有意思的是，當宋美齡從美國發來密電反對時，蔣經國罕見地頂撞了這位「母親」：「台灣不是紐約長島，需要接地氣的掌舵人。」
1988年1月13日的那個寒夜，當蔣經國停止呼吸時，病床邊的李登輝眼角確有淚光閃爍。但就在三天後的國民黨中常會上，這位新晉黨主席已經不動聲色地調整了安保部署——士林官邸的衛兵換防時間從八小時縮短到四小時，蔣孝勇的越洋電話再也接不進「總統府」總機。這些細微變化預示著，李登輝時代的台灣政治將徹底告別蔣家印記。
歷史總是充滿黑色幽默。蔣經國臨終前簽署的最後一份文件，竟是批准台北市改建中正紀念堂的預算。他或許不會想到，自己親手挑選的接班人，會在十年後推動「去蔣化」運動。而當年被他放棄的三個兒子，蔣孝文早逝，蔣孝武客死異鄉，蔣孝勇在溫哥華病榻上讀著《李登輝的執政十二年》，不知作何感想。台北植物園裡那株老榕樹依然枝繁葉茂，只是樹蔭下談論「蔣家王朝」的聲音，早已消散在時代更迭的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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