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中國探險家無意間在挪威翻閱一本《北極指南》時，發現了一份被遺忘66年的條約——《斯瓦爾巴條約》。
這份1925年簽署的國際協議，竟賦予了中國在北極斯瓦爾巴群島自由出入和科研開發的合法權利。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份條約從簽署到發現的這幾十年里，幾乎無人提及，甚至連簽約時的北洋政府都未曾意識到它的重要性。
為什麼這樣一份條約會被遺忘？又為何在幾十年後成為中國北極科考的重要基石？
故事得從四百多年前的大航海時代講起。
在16世紀的大航海熱潮中，歐洲人對東方的金銀財富充滿幻想，《馬可波羅遊記》更是點燃了無數探險家的激情。
當時的陸上絲綢之路被奧斯曼帝國封鎖，尋找海路成為歐洲人的唯一選擇。
1596年，荷蘭航海家威廉·巴倫支在北冰洋的冰雪中發現了一片島嶼，這是人類的一個重要發現，也開啟了人類在北極圈探索的大門。
儘管巴倫支的發現是個歷史性事件，但當時他並未宣示主權，而是將此作為探險筆記記錄下來。
正是這個未宣主權的行為，為日後數百年的爭端埋下伏筆。
此後的幾個世紀里，歐洲列強爭相湧入北極，尤其是英國和荷蘭的捕鯨船在斯瓦爾巴群島附近爭奪鯨魚資源。
捕鯨產業的繁榮也伴隨著衝突和流血，這片冰封的海域儼然成為了列強的「資源戰場」。
到了20世紀初，情況變得更加複雜。
一批地質學家在群島上發現了豐富的煤礦和其他礦產資源。
這個發現瞬間點燃了新一輪爭奪戰，各國紛紛派出開採船，甚至開始以武力劃定開採區域。但一戰的爆發讓所有國家的注意力從資源爭奪轉向了戰爭。
戰後，列強元氣大傷，再也無力通過戰爭解決爭端，於是選擇坐下來談判。
1920年，在巴黎和會上，英國、美國、法國、挪威等18個國家簽署了《斯瓦爾巴條約》。
條約明確了斯瓦爾巴群島的主權歸挪威所有，但規定所有簽約國的公民均可自由出入群島，從事非軍事目的的科研和商業活動。
這一條約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在承認挪威主權的同時，也為全球簽約國提供了在這片資源富饒土地上的開發權。
有意思的是，中國成為簽約國純屬偶然。
當時正值北洋政府統治時期，段祺瑞主導的政權內憂外患不斷。
1925年，法國向中國發出邀請，要求加入條約。
當時的北洋政府對「條約」二字心存戒備，畢竟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清朝政府簽訂的每一份條約幾乎都伴隨著割地賠款和喪權辱國。
但《斯瓦爾巴條約》不涉及賠款，更沒有主權轉讓，僅是一個「資源共享」的協議。
於是，北洋政府草草派人簽署，既未宣傳，也未重視，這份條約自此在檔案櫃里沉睡了66年。
新中國成立後，雖然國家科研能力迅速提升，但在北極科研領域卻處處受制。
與南極不同，北極圈內的陸地幾乎被周邊國家佔據，西方國家的「圈地模式」讓其他國家難以插手。
中國要想進入北極圈建立科考站，必須獲得挪威等北極國家的許可，而這顯然是西方國家樂於利用的阻撓手段。
直到1991年，這一僵局因偶然被打破。
當時，中國探險家高登義在挪威參與一項北極科考時，意外在一本《北極指南》中發現了《斯瓦爾巴條約》的內容，震驚地發現中國竟然是締約國之一。
這意味著，中國完全有權利依據條約內容，在斯瓦爾巴群島自由開展科研活動，而無需挪威等國的許可。
這一發現立即傳回國內，科考界反應熱烈。
經過一系列準備與談判，2004年，中國在斯瓦爾巴群島的新奧爾松地區建立了北極科考站——黃河站。
從此，中國在北極科研領域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
黃河站的建成並非只是象徵意義上的突破，它真正開啟了中國在北極地區的科研征程。
得益於斯瓦爾巴群島的開放政策，黃河站成為中國科學家長期駐留北極的基地。從冰川動態監測到極地生態研究，從大氣成分分析到氣候變化追蹤，中國科學家在這裡獲得了大量寶貴數據。
黃河站的研究成果，不僅為全球氣候預測提供了重要參考，也直接服務於中國北方地區的氣候調控與農業生產規劃。
更重要的是，黃河站讓中國在北極科研圈有了話語權。
長期以來，北極科研領域由少數發達國家主導，非北極國家往往需要通過合作項目分得研究機會。
黃河站的建立，使中國科學家能夠獨立開展研究，同時也為中國爭取更多的國際合作提供了平台。
回看這份條約的整個歷史，它的價值不僅在於提供了合法的北極科考權，更是一份見證歷史變遷的文件。
從北洋政府對其草率應付，到新中國利用條約實現科研突破，這份「被遺忘的條約」最終成為中國邁向北極的重要基石。
今天的黃河站早已成為中國北極科研的窗口。
無論是極地生態、海洋變化，還是未來北極航道的開發，黃河站的存在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
66年前，中國在一片「隨手簽」的無奈中加入了《斯瓦爾巴條約》。
今天，中國憑藉這份條約挺進北極，以實際行動證明了科技與國家實力的結合如何能將歷史遺留的機遇轉化為真正的優勢。
北極的大門，永遠向探索者敞開，而黃河站的故事也遠未結束。
參考資料：
中國科學家可以自由出入——因為有了《斯瓦爾巴條約》 CCTV.COM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