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敏清楚地記得，父親毛主席在世時，曾對她說過：
我在井岡山時期和土地革命時期寫的東西，很多是你媽幫我抄寫的，有的是根據她的意見修改的。我這個時期寫的東西的稿費，其中有你媽媽的一半呢。
因此，李敏知道，對於毛主席在早期革命時期寫的東西，裡面也凝結著賀子珍的心血和汗水。
在很多個毛主席靜心著書撰稿的日日夜夜裡，賀子珍在一旁抄錄、整理，付出了很多很多，而這些付出是很難用價值來衡量的。
俗話說，母女連心，李敏懂得母親的付出，也了解母親一生的艱難和崎嶇.....
母女情深
1947年秋，賀子珍帶著李敏回到祖國，在哈爾濱落腳。這一年，賀子珍38歲，李敏11歲。
回國後，賀子珍最關心的就是李敏的教育問題。在那段日子裡，她好幾次向關係密切的戰友訴說自己內心的想法：「一定要讓嬌嬌多讀書，受最好的教育。」
賀子珍只讀過幾年小學，16歲投身革命後，便沒有機會繼續讀書了。她常常苦於自己文化水平不高，雖然懷著一腔革命熱情，但缺少知識和眼光，多多少少限制了她的革命事業。
哪怕是在炮火連天的革命歲月里，她下定決心拚命精進自己，想要追上見解獨到、學養深厚的戰友們，還曾經去蘇聯學習，但最終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學業時斷時續，學習的效果並不太明顯。
因此，賀子珍無論如何也不願讓女兒吃沒有知識的苦，將來抱憾終身。她想讓女兒在當下這個相對穩定的形勢下，在學習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有朝一日成長為對國家有用的人。
當時，由於在蘇聯待了6年多的時間，李敏把中文忘得差不多了，只能聽懂一些最常見的中文詞語，例如睡覺、休息等，但幾乎不會說中國話，更不會寫中國字。
因此，賀子珍認為當務之急是讓李敏學好中文，融入祖國的生活環境，才能為將來的漫漫學習之路打下良好的基礎。
此後，李敏順利進入哈爾濱一家小學讀書，成為三年級的一名學生。除了安排李敏學習學校的課本知識外，賀子珍還專門找了一位中文老師，負責教李敏聽、說、讀、寫，想要儘快提高她的中文水平。
與此同時，在日常生活中，賀子珍也鼓勵李敏多和小夥伴出去玩，她覺得聽得多了，中國話自然就講得流利了。
那時候，李敏星期五放假經常不回家，而是到東北財經委員會書記李富春、東北財經委員會副主任李六如等人的家裡住，和他們的子女們一起做作業、一起玩耍，既可以和小夥伴在一起打打鬧鬧，也多了許多練習說話的機會。
不難看出，在李敏的教育問題上，賀子珍是下了一番苦心的。在她的悉心「栽培」下，李敏的中國話有了進步。
除了關注李敏的學習，賀子珍也非常重視對李敏品德的培養。
賀子珍自己受了很多苦，經歷了很多風風雨雨，熬過了很多難以承受的痛。所以，在和女兒有關的大小事情上，她一直小心翼翼，希望女兒能過得安穩一些。因此，她對女兒的管束很嚴。
不久後，中共吉林省委書記兼軍區政治委員陳正人和妻子彭儒即將跟隨部隊南下，奔向解放全中國的「戰場」，不得不把他們的兩個孩子留在東北，由學校負責看管照顧。身為媽媽的彭儒放心不下兩個孩子，滿眼都是不舍和牽掛。
在早期革命時期，賀子珍也有過迫不得已和自己的孩子分開的經歷，她非常理解彭儒的心情。
為了讓彭儒踏踏實實地離開，賀子珍向她保證：「你放心走吧，孩子們交給我，我每個禮拜把他們接到家裡來，給他們做好吃的。」
陳正人和彭儒離開後，賀子珍兌現了自己許下的承諾。一到孩子們放假的時候，她就把兩個孩子領回家，把他們脫下來的臟衣服都給洗了晾好，帶他們洗個澡，照顧他們的生活，噓寒問暖，關懷備至。
彭儒的兒子有一個很可愛的小名，叫「小胖子」。李敏和小胖子念同一所小學，賀子珍特別囑咐李敏，放假的時候記得叫上小胖子。
有一個星期五，李敏放假回家了，賀子珍朝她的身後看，沒有看到小胖子的身影，臉上露出不悅的神情：「小胖子呢？你怎麼不同他一起回來？」
李敏見媽媽臉色變了，小心翼翼地說：「我沒有找到他。」
賀子珍嚴肅地批評道：「沒有找到他你就回來了？他要出事了怎麼辦？你給我回去，不找到他你就別回來。」
當時已經是晚上，天黑乎乎的，從家到學校要走半小時，李敏只有十來歲，不敢一個人走夜路。但看到媽媽的態度那麼堅決，她不知道該怎麼辦，淚水在眼眶裡打轉。
那時候，李六如的夫人王美蘭正好在賀子珍家串門，見到這樣的情形，她一邊撫摸著李敏的頭，勸她不要哭了，一邊提出了一個辦法：「我看還是讓警衛員趕著馬車去找吧。」賀子珍點點頭答應了。
雖然這件事得到圓滿解決，但賀子珍的臉色還沒有緩和過來，還想把該講的道理給李敏講清楚，她語重心長地說：「要關心別人，關心別人要比關心自己為重，這才是做人應有的品德。我答應過要照顧小胖子，他要出了點事，我怎麼向他們的爸爸媽媽交待。」
在李敏的整個童年時期，賀子珍對她一直都是這樣的嚴厲。李敏從小跟著賀子珍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學會了很多為人處世的道理，長成了一個懂事、明理的孩子。
那時候，不管誰幫了李敏，或者解答了她的疑惑，她都會禮貌地感謝對方。後來李敏到了毛主席身邊，毛主席的警衛員等工作人員都很喜歡她，喜歡和她說話，和她開玩笑，樂意為她解決問題。
多年後，李敏回憶：
過去我覺得媽媽對我過於嚴厲、苛求，缺少柔情，心裡對媽媽敬畏多於愛。我現在認識到，媽媽所講的道理是對的，她的用心是好的，在很多時候她的要求也是對的。
時間進入1949年。
這一年年初，賀子珍和李敏到了瀋陽；這一年，革命形勢突飛猛進，革命勝利的曙光就在前方。1949年3月，中央機關進駐西柏坡，毛主席住進了香山別墅。
這時候，毛主席對李敏的思念比以往更強烈了，產生了把女兒接回身邊的想法，並派人到瀋陽問問賀子珍的態度。
賀子珍想：雖然她給予了李敏足夠多的愛，但李敏幼小的心靈同樣需要父愛的滋潤。到毛主席身邊後，李敏可以體會到細膩深沉的父愛，也能夠受到毛主席的親自教導，無論是學業方面還是其他方面，對她都是有好處的。
因此，賀子珍絲毫沒有遲疑，很快就同意了。
1949年5月，13歲的李敏依依不捨地離開了陪伴她多年，苦心撫養她多年的媽媽，前往北京......
李敏走後，家裡只剩下賀子珍一個人。她常常無精打采地坐在屋子裡，看著冷冷清清的屋子，心裡空空的，孤單和憂傷的情緒包裹著她。
每當夜幕降臨，賀子珍躺在床上，輾轉反側怎麼都睡不著，索性坐起來抽煙，連續不斷地抽，就這樣干坐著直到天亮。
那段日子裡，賀子珍和妹妹賀怡說過，她想把李敏接回來，但這始終只是她的一個想法而已，沒有付諸行動。
就在賀子珍思女心切之時，李敏也十分想念媽媽，她一個月給賀子珍寫兩、三封信，在信上說她的學習和生活。
然而，由於很多字不認得，很多字不會寫，李敏常常心裡憋著一肚子話想說，真正落在紙上的話卻很少，只能把學習和生活上的事重複地說，信里很少有新鮮出爐的事情。
即便女兒每次的來信只有短短几段話，但賀子珍仍然期盼著李敏的來信，總是把李敏的信翻來覆去地看，一口氣看好幾遍，久久捨不得放下。
從李敏的信中，賀子珍知道毛主席把她照顧得很好。而且，她原本文靜的性格也變得開朗了許多，賀子珍便再也沒有什麼不放心的了。從那以後，賀子珍徹底打消了把李敏接回來的念頭。
之後，隨著全國各地陸續解放，許多幹部都加入了南下的隊伍，投入到準備接管城市的工作中。
眼看革命就要成功了，過去的老戰友都懷著激情和熱血開始新時期的工作，賀子珍也躍躍欲試，希望有機會到南方工作。
第三野戰軍第一副政委譚震林早在井岡山時期就認識賀子珍，兩個人是相識很多年的老戰友了。
這時候，譚震林問賀子珍願不願意到杭州去，這正合賀子珍的心意，她欣然應允，很快就坐上了開往南方的火車，順利抵達杭州，擔任杭州市婦聯副主任。
1949年11月，賀怡遇車禍身亡，賀子珍不得不暫時放下工作，趕到上海照顧妹妹留下的幾個孩子。
從那以後，賀子珍再也沒有參加工作，在杭州的工作成為她人生中最後一份工作。在後來的幾十年里，賀子珍一直賦閑在家，過著平平淡淡的生活。
建國後，每年學校放寒假，李敏都會到上海看望賀子珍。母女團聚，賀子珍心裡有說不出的高興，看到女兒一天天慢慢長大，賀子珍欣慰不已，而李敏也有一堆話要說給媽媽聽。
在上海，李敏一般會住在東湖賓館，早飯、中飯、晚飯在東湖賓館吃，其他時間都在賀子珍的住處做作業、玩耍，晚上再回賓館休息。
在北京，李敏十分享受和爸爸在一起的時光。在上海，和媽媽在一起時，李敏也很開心，很珍惜這樣的時刻。
就這樣，春去秋來，年年歲歲，時間的年輪不停地轉，很快來到1954年。
這一年，賀子珍生病了。她純凈安寧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更讓她有著難言的痛苦。而身在北京的李敏，在見不到媽媽的時候，除了思念之外，更多了一種憂心和緊張。
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賀子珍的情況慢慢好轉。
1959年，李敏和孔令華結婚。1962年，李敏生下兒子孔繼寧。當時，李敏還是北京師範大學化學系的一名學生，還沒有參加工作，孔令華一個月的收入也很少，儘管毛主席已經承擔了外孫孔繼寧日常的吃穿用度，但李敏一家的日子還是過得緊巴巴的。
有一天，負責照顧孔繼寧的保姆告訴李敏：「小孩子的褥子太小了，沒法用。」李敏聽了，心裡很難過，她沒有給兒子做新褥子的錢，只能用舊棉花做了一床褥子，將就著用。
1963年，孔繼寧長到8個月大，李敏把兒子交給媽媽賀子珍養育，一個月給她送去15塊錢。一個月15塊錢養育一個孩子是不夠的，賀子珍還要拿出她的工資做貼補。可以說，賀子珍為李敏減輕了不少經濟壓力。
而孔繼寧到上海後，賀子珍單調的生活也變得豐富了起來。每天，她一絲不苟地照顧外孫的衣食起居，臉上常常不自覺地露出笑容。
看著外孫天真的睡顏，看著外孫咿呀學語的可愛模樣，賀子珍不禁喜上眉梢，把很多煩惱都拋諸腦後了。後來，李敏說：「天倫之樂是填補媽媽心靈空虛的一劑良方。」
李敏小的時候，賀子珍對女兒要求很高。但到了外孫這一輩，賀子珍對外孫卻是百依百順，甚至有些溺愛。
平日里，只要孔繼寧哭了，賀子珍就亂了陣腳，立即滿足他提出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但李敏對賀子珍的做法不太滿意。
有一天，孔繼寧犯了錯，李敏生氣地說：「你如果不承認錯誤，你就待在這間屋子裡儘管哭，你如果承認錯了，你就不要哭，自己走出來。」李敏想通過這件事好好給孔繼寧立立規矩。
說完，李敏走出了屋子，孔繼寧見媽媽走了立即放聲大哭。當時，賀子珍也在場，孔繼寧一哭，她就六神無主了，但看到李敏若無其事的樣子，就知道她的決心很堅定，不好干涉她教育孩子。於是，賀子珍就在房間里走來走去，緩解鬱悶的情緒。
不一會兒，屋子的門開了，孔繼寧走到李敏跟前，說自己做錯了。賀子珍又驚喜又欣慰，而且她必須承認，女兒真是成熟了，擔負起了母親的重任。
從那以後，賀子珍和李敏的角色似乎發生了轉換。
以前，賀子珍一直扮演著庇護者的角色，把女兒護在自己的羽翼之下，而李敏一直扮演著被庇護者的角色，被媽媽照顧，被媽媽呵護。
現在，李敏用自己的說話方式、用自己處理事情的方式證明她「強大」了，她從媽媽的羽翼下走了出來，站到媽媽前面，開始為媽媽遮風擋雨了。
後來，李敏一直在各方面照顧著賀子珍的生活，就連賀子珍的髮型也是按照李敏的建議梳的。
六十年代，賀子珍留著一頭長髮，每天都要把長發挽起來，用簪子固定在腦後，梳頭、洗頭都很費力。
於是，李敏親自給媽媽剪掉了長發，改留短髮。自那以後，賀子珍看上去更幹練、更有精神了。
孔繼寧兩歲半的時候，李敏覺得孩子應該多和同齡人待在一起，養成過集體生活的習慣，於是把兒子接回了北京，放入了託兒所。
在賀子珍的後半生，雖然有女兒的惦念，有孫輩承歡膝下，但她的生活總體來說是十分平淡的。
為了讓媽媽的生活變得五彩繽紛起來，心情變得愉悅起來。很多個夏天，李敏都會帶著賀子珍到全國各地旅遊，遊覽祖國的大好河山，也親眼看看新中國的建設成就。
在一座鋼鐵工廠里，看著眼前的一座氣勢磅礴的高爐，賀子珍嘆為觀止，她真切感受到了新中國的發展，嘴裡不住的稱讚：「真是好！」
在工藝美術工廠，看著精心雕琢、種類繁多的手工藝品，賀子珍讚不絕口；
在紡織廠，看到女工們辛勤勞作，織出一條條顏色鮮艷的花布，賀子珍眼裡閃爍著興奮的光芒。
就這樣，賀子珍在李敏的陪伴下在天南海北遊玩，從南走到北，從西走到東......煙台、蘇州、無錫、海南等許多地方都留下了她們的身影。
在飽覽祖國美景的時候，賀子珍枯澀已久的心像被注入一股清泉；而在看到新中國的巨大變化的時候，賀子珍的內心更是激動不已。
作為一位常年深居簡出、不問世事的老人，賀子珍在旅途中體會到了祖國日新月異的變化，她彷彿感受到了時代的氣息，觸摸到了時代的心跳。而李敏一直陪著媽媽，見證了她一路上的喜悅，也見證了她一路上的激動。
在蘇聯的幾年時間裡，賀子珍和李敏共同經歷了許多磨難；回國後，她們的母女感情融在了生活的平淡和瑣碎中，在平平淡淡中共同面對人生的種種變故，她們的母女之情是非常深厚的。
李敏：媽媽拿的太少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
在毛主席逝世後頭幾年，李敏、李訥、毛岸青等子女一直沒有過問他的遺產情況，他們都牢記著毛主席生前的教誨，通過自食其力，過著平靜、簡單的生活。
時間很快來到1981年。
這一年，中央辦公廳關切地詢問李敏有什麼困難需要解決，有什麼要求可以提出來。聽到這些話，李敏腦海里回放的是這麼多年來生活的不易，眼裡的淚水無法控制地滑落下來。
她想到了種種往事，想到1961年，她和丈夫孔令華帶著兒子孔繼寧搬離中南海，一家三口獨自在外面生活，毛主席擔心她生活困難，決定每個月拿出60塊錢，資助她一些。1963年，李敏參加了工作，有了固定的工資。雖然工資不高，但她主動提出不要這筆資助了。
十幾年來，他們一家人的生活一直不寬裕，還要拉扯兩個孩子，幸虧有媽媽的貼補，才勉強過了這些年。
想到這裡，李敏告訴中央辦公廳的同志：「我沒有什麼奢求，如果可能，我只想要爸爸原來要給我的一份。」
於是，中央辦公廳給李敏送去8千元，還另外送去一台彩色電視和一台電冰箱。當時，李訥也早就離開了中南海，一個人帶著兒子生活，中央辦公廳也給她送去一台彩電和冰箱。1975年，毛主席曾派人接濟了李訥8000元。毛岸青也收到了同樣的東西。
當時，賀子珍人在上海，中央辦公廳也把2萬元送到她手上。李敏得知消息，感慨地說：「媽媽應該得到的比我們多，媽媽拿的太少。」
8000元在當年是一筆不小的數目，雖然自己的日子過得有些困難，但李敏並不打算啟用這筆錢來補貼家用。
媽媽一天天老了，用錢的地方有很多，她要把這筆錢給媽媽攢起來，以備不時之需。李敏說：「我媽媽有病，不知道什麼時候要用錢，不能老麻煩公家，這筆錢留著媽媽急需時用。」
後來，賀子珍住院、看病、治療都得到組織上的大力關照，沒到用這筆錢的時候，但這是李敏的一片孝心。
1984年4月15日，賀子珍病重。中央辦公廳通知李敏：「賀子珍病重，已經準備好了你們去上海的機票，請你們全家馬上到上海去。」這個消息晴天霹靂般擊打著李敏的心。
在飛往上海的飛機上，李敏心慌意亂，女兒孔東梅看著媽媽擔心的神情，安慰道：「我奶奶會好起來的。」孔東梅和哥哥孔繼寧一直稱呼賀子珍「奶奶」。
飛機落地上海，李敏一家乘坐汽車趕往華東醫院。看著病床上的媽媽呼吸不暢，臉漲得通紅，李敏按捺下心裡的酸楚，輕輕撫摸賀子珍的手，溫聲細語地說：「媽媽，你好嗎？我們看您來了。」
賀子珍嘴巴微張，想要說些什麼，但她的身體太虛弱，說話很吃力，聲音十分飄渺。李敏聽不見，俯下身靠近她的耳朵，問：「媽媽，您哪裡不舒服？」賀子珍用力說：「我肚子痛。」
後來的日子裡，賀子珍的病情有所好轉，李敏一直守在賀子珍身邊，一刻不敢離開。
4月18日，賀子珍的病情突然急劇惡化，連續高燒不退，意識不清醒，情況十分危急，醫生們竭盡全力挽救她的生命。李敏、孔令華等家屬在病房的外間焦急地等了一整夜，只能一遍又一遍地祈禱奇蹟發生。
最終，奇蹟沒有光臨。1984年4月19日下午，賀子珍逝世。
在賀子珍病危、逝世、舉行遺體告別式、骨灰從上海接回北京的日子裡，李敏一直沉浸在悲痛中無法自拔，淚水為剛剛離去的、一生坎坷的媽媽而流。
她以不堪重負的身體辦完媽媽的葬禮，由於過度勞累，葬禮結束後，她的身體更糟糕了，病情也反反覆復。
後來，李敏心裡一直有一個遺憾，那就是媽媽臨終前沒有留下隻言片語，她懊悔地說：
我看見媽媽燒退了，情緒也好了，以為媽媽度過危險期了，沒有抓緊時間問媽媽還有什麼話要說，沒想到病情突然發生變化，媽媽處在昏迷狀態，有話也說不出來了，我好後悔啊！
後記
作為女兒，李敏看到了媽媽一生的頑強、辛苦、不易，她對媽媽有愛，有理解，有疼惜......
參考書目：
《李敏·賀子珍與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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