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經常聽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武帝時，這八個近乎口號的字昭示著儒家學說在武帝一朝的強勢反撲。但是，真實歷史是否真如我們想像的那般簡單，從武帝以後儒生獨霸政壇了呢？
一、文吏的天下
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誕生了中國古代政治的兩條治國路線——法治與儒治。由法治與儒治衍生出來的文吏與儒生群體，起初彼此對立，相互傾軋，到最後卻又糾纏不清，這些變化都對中國古代的政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在戰國那樣一個大動蕩、大變革的時代，諸國相繼變法，實質都是在尋找一條能夠一統天下的道路。就在六國尚處於迷茫之中時，西陲小國秦國悄然崛起，令六國震懼。它的崛起得從一個衛國人說起。
影視劇中的商鞅
秦國遠離中原，禮樂傳統較為薄弱。衛國人商鞅的到來，直接促使秦國走上了法家的道路。法家的治國方針，基本可以總結為以下邏輯：以法治國，以吏行法。一切親疏、貴賤都應該被消滅，不能影響到法的施行。因此，法律與文吏是秦政的兩大特徵，秦國藉助這兩大特徵，成為了一個發達的官僚制帝國。
為了確保法律的實施，就需要大量懂得法律與具體行政事務的文吏，這些文吏不僅要依據法律來處理政務，還要向百姓宣揚法律，使百姓懂法。所以文吏在秦國的地位舉足輕重，此時的秦國朝廷簡直就是文吏的天下，完全沒有儒生的痕迹。
這種法治和吏治傳統一直延續到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勒石記功，其中多處提到法律，如「皇帝臨位，作制明法」「歡欣奉教，盡知法式」，甚至秦二世也「書及法律令法事」。儒家也曾想打通步入政治的通道，結果只換來了「焚書坑儒」的慘劇。
秦始皇
二、儒家的反撲
後人論秦朝之失，說秦朝失敗的原因在於政治上的缺陷，而非制度上的不足。但是這句話其實是有問題的，秦朝的滅亡既亡於政治，也亡於制度。
窮兵黷武，賦役繁重，嚴刑峻法，這些都是秦朝在政治上的缺陷，無需多言。在制度上，秦朝完成了軍事上的統一，卻並沒有完成文化上的統一。儘管秦始皇車同軌，書同文，但六國各有各的習俗，在這之前他們並沒有被如此高壓的法治與文吏統治過，因此一開始就表現出了對秦國文化的排斥。在商鞅變法初期，秦國國內也是哀鴻遍野，這種情況伴隨著秦國一統六國而蔓延到了六國。
雲夢睡虎地秦簡上的秦法
秦始皇歿後，六國遺民多殺郡縣的文吏長官來響應起義，說明這些百姓苦文吏久矣。劉邦進入關中之後，廢秦法，只約法三章，也得到了苦吏法久矣的老秦民的支持。老秦民尚如此，更何況六國遺民呢？
漢初所施行的無為之治，自然有休養生息的打算，但其實也是對六國風俗各異的一種策略，地方官治理六國故地不再實施苛刻的吏法之治，而是遵循當地的風俗。
我們說的漢承秦制，實際上就是指漢朝也是一個官僚制帝國，而官僚制帝國的運行離不開處理具體政務的文吏，漢初蕭何、曹參、酈食其等一干大臣都是文吏出身，蕭何入關後先收秦朝原先的府庫文書，完全是一幅文吏的派頭。但是漢又不能走秦的老路，專行吏法，這就需要另闢蹊徑，漢初的無為之治雖然壓制了吏法勢力的再度崛起，但卻並非長久之計，這就為儒家的崛起提供了一個機會。
儒生的反撲，發生在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有過一次著名的上書：「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這句話總結下來也就是著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了。
後面的歷史也證明漢武帝確實採納了此等意見，儒生開始在政治舞台上活躍起來。漢武帝早年和王臧、趙綰推行的改革所遵奉的就是儒家學說，獨尊儒術之後，武帝在中央置太學，設博士，舉孝廉，興禮儀。「自此之後，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不少官員在儒學影響之下，出現了儒學化趨勢。例如東郡太守韓延壽遇兄弟相爭，認為是自己教化不行，因此將自己關起來閉門思過，藉此來感悟兩兄弟。韓延壽的舉止明顯是儒家的行為，這在崇尚法治的秦國基本上是不可能出現的。
儒生
儒術成為政治上的指導原則，使漢朝形成了區別於秦政的漢政。但是漢政卻不是完完全全的儒政。汲黯說漢武帝是「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漢武帝的慾望如此強烈，又怎麼能真正地施行儒術呢？儒家學說講究的是以禮治國，以德化民，多行仁政，使百姓「老有所養，幼有所教，貧有所依，難有所助，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從而達到大同社會。但是，漢武帝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卻不是這樣的。漢武帝在位期間不斷發動對外戰爭，拓土開邊，對內則削弱諸國勢力，設立中朝，加強中央集權君主專制，以至於賦役繁重，天下疲憊。相比之下，漢武帝和秦始皇確實有許多共同點，共同的野心也使得他們需要一個同樣高度發達的國家機器去支撐他們的事業，也因此，吏治在漢武帝時期並沒有完全褪色。最明顯的證據就是《史記》《漢書》皆設有《酷吏列傳》，文、景時有酷吏寧成、郅都等，武帝時有張湯、趙禹等，這些酷吏不僅活躍在政治舞台上，有的還位居高位，張湯為御史大夫，趙禹為廷尉，後徙為燕相。可見，漢武帝時期的文吏政治依舊十分興盛。
影視劇中的張湯
有不少儒生也受到了文吏的影響，在修儒業的同時，也習得了吏能。例如西漢的鄭弘兩兄弟「皆明經，法律政事」。孔子的十四世孫孔光，也「明習漢制及法令」，翟方進早年為儒生，成為丞相之後也「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法律」。武帝一朝及之後的漢代政治，大抵如此。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生也並沒有獨霸朝綱，文吏依然在朝堂上十分活躍。這樣一種儒法兼用，外儒內法的政策，就是漢宣帝說的真正的漢家制度——霸王道。霸道即駕馭天下的權謀法術，王道則多指仁政，霸道要靠文吏來推行，而王道則需要儒生來施行。因此武、昭、宣三朝的儒生與文吏是並立於朝的，有時候文吏的重要性還會超過儒生。
影視劇中的漢宣帝
三、儒家為什麼不能獨霸朝綱？
儒術為何不能在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獨霸朝綱？
這首先得歸結於西漢是一個成熟的官僚制帝國，各級政府每天都面臨著大量的錢刑兵糧、考課銓選等複雜政務，文吏就是處理這些政務的主力軍。因此，國家不能沒有文吏。而儒生所頌多為《詩》《書》，所倡多為仁義禮樂，這使得他們缺少處理錢糧兵刑、考課銓選等現實政務的能力。所以武帝時雖尊儒，但是多不委以政務，桑弘羊、霍光等大臣都認為儒生「不達事宜」「不明縣官事」。
有一個例子很能說明這個問題。儒學博士狄山認為應該和匈奴和親，張湯斥之為迂腐，狄山以口舌相譏，武帝怒，強迫狄山戍守一障之地抵禦匈奴。結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儒生的政務處理能力，可見一斑。
不僅僅是現實政務，儒生有時連自己專業領域的事情也搞不清楚。漢武帝欲行封禪之禮，但是群儒卻弄不清楚歷史上的封禪禮，惹得武帝大怒，盡罷諸生。
到了元帝時，儒生的機會終於來了。元帝之後，儒生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劇增，而王莽改制，就是儒生影響力持續發酵帶來的結果。王莽改制，也就是新政，可謂和秦政是兩個極端。秦政行吏道法治，而王莽新政則吏法皆罷，專用儒術。看王莽改制的多項內容，復井田，釋奴隸，興禮作樂，依《周禮》改官名，哪一項沒有儒家的身影在裡面？
王莽
所謂的儒家思想其實理想的成分多於務實，儒家所倡導的禮樂在周朝之前或許真的可以解決一切政治問題，但到了兩漢之交，要解決「土地兼并」「外族入侵」等現實問題，禮樂就顯得蒼白無力。一旦朝廷盡行儒法，貶斥文吏，帝國將失去支撐，必然難以為繼。
東漢的建立吸取了秦政與新政的教訓，延續了宣帝的「霸王道」，並且還多有發揮，儒生、文吏在西漢並立於朝，勢如冰炭，在東漢時卻走向了合流，文吏也為了躋身高位，也開始修習儒術，而儒生也多學文吏之業，比如陳球「少涉儒學，善律令」，王渙「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黃昌「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等等不一而足。
影視劇中的漢光武帝
文史君說
儒生與文吏在東漢時就走向合流，所以我們在後世看到的諸多著名大臣，大多具有儒生和文吏的雙重身份，他們表面上行的是儒術，也勸帝王行仁政，但實際上處理的那些政務原本應該是文吏的工作。那些一點文墨都不通的文吏，也就降而成為官僚系統中最低級的胥吏。從這個角度來說，儒家在西漢獨尊儒術之後，一直都未能獨霸朝綱，在表面儒學的掩飾之下，其實一直有文吏的影子。
參考文獻
《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
《後漢書》，中華書局，2000年。
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中華書局，2020年。
（作者：浩然文史·景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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