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福祥血洗青海西寧鎮壓回民暴動

同治年間，西寧地區回民武裝在馬桂源、馬本源兄弟領導下形成割據勢力，控制青海東部農業區與部分牧區。其武裝力量以宗教組織為紐帶，結合地方團練與流散兵勇，形成兼具軍事防禦與資源掠奪能力的集團。清廷雖於 1866 年派西寧辦事大臣玉通主持軍務，但官軍久攻不下面臨餉械匱乏困境，至 1871 年仍未突破回民武裝的外圍防線。

董福祥時為甘肅提督，所部甘軍經左宗棠整編後成為西北戰場機動主力。該部以甘肅環縣子弟為基幹，吸納陝甘民團與降軍，鼎盛時兵力達二十營萬餘人，配備抬槍、劈山炮等火器，兼具山地作戰與長途奔襲能力。1872 年春，左宗棠採納 "先剿河州，再圖西寧" 策略，命董福祥率甘軍自狄道（今臨洮）北上，與湘軍劉錦棠部形成對西寧的鉗形攻勢。

甘軍進入河湟地區後，採取 "步步為營，清野斷糧" 戰術。1872 年 4 月，先頭部隊進至平戎驛（今平安驛），遭回民武裝伏擊，損失前營管帶以下三百餘人。董福祥隨即改變策略，徵發民夫修築堡寨，每推進十里即建立補給據點，同時派遣騎兵繞後切斷西寧與河州的糧道。據《甘寧青史略》記載，至 6 月中旬，甘軍已控制湟水南岸的多巴、康家寨等要地，形成對西寧的南面包圍。

回民武裝為打破封鎖，於 7 月組織萬餘人反擊多巴營地。董福祥預先在陣地前沿挖掘壕溝，配置連環抬槍隊，待對方騎兵接近時發動密集火力打擊。戰鬥持續兩日，回民武裝因缺乏重武器，在清軍炮火轟擊下傷亡慘重，被迫退回西寧城。此役甘軍繳獲戰馬千餘匹、糧食萬石，初步確立戰場優勢。

1872 年 9 月，董福祥決定拔除回民武裝在西寧外圍的重要據點哆吧堡（今多巴鎮）。該堡位於湟水支流沙爾灣河畔，地勢高峻且囤積大量軍械糧草，由回民將領黃文秀、馬大頭三三率五千人駐守。甘軍採取 "圍三缺一" 戰術，以主力猛攻東西二門，同時在南側設伏等待突圍部隊。

9 月 15 日凌晨，甘軍以炮火摧毀堡牆北段，步兵攜帶雲梯強行登城。守軍依託街巷工事展開巷戰，雙方在堡內展開逐屋爭奪。戰至中午，董福祥投入預備隊從南門佯攻，守軍主力南調時，預先埋伏的騎兵從東北側突入，切斷守軍退路。黃文秀在巷戰中中炮陣亡，馬大頭三三率殘部突圍時遭伏兵截殺，堡內千餘非戰鬥人員被清軍俘獲。戰後，甘軍對俘獲人員實施甄別，凡參與戰鬥者就地正法，史載 "哆吧堡內，男丁無遺，婦孺充作營妓"。

此役後，董福祥下達 "搜剿逆黨" 命令，甘軍所到之處實行連坐法，凡與回民武裝有聯繫的村寨均遭血洗。據蘭州道陶模事後奏報："自平戎至西寧百裡間，炊煙斷絕，積屍盈溝，老弱婦孺亦多不免。" 這種無差別鎮壓政策導致回民武裝放棄陣地戰，轉而化整為零進入山區開展游擊戰。

1873 年初，回民武裝余部在馬本源帶領下退入青海湖周邊草原，與當地蒙古、藏族部落結成同盟，試圖利用牧區廣闊縱深消耗清軍。董福祥則採取 "分路追擊，焚荒斷牧" 策略，將甘軍分為三路：中路沿青海湖南岸追擊，東路封鎖大通河谷，西路切斷通往柴達木的通道。

3 月，中路軍在哈喇庫圖爾（今共和縣）遭遇蒙古騎兵伏擊，後勤輜重被劫。董福祥親率精銳騎兵馳援，在青海湖畔展開遭遇戰。清軍憑藉火器優勢擊潰蒙古騎兵，隨後對周邊游牧部落實施報復，焚燒帳房千餘頂，斬殺牧民數百人。此行動導致原本中立的蒙古王公倒向回民武裝。

清廷內部對董福祥的高壓政策出現不同意見。陝甘總督左宗棠雖肯定其軍事效率，但也指出 "剿撫兼施方為長久之計"，建議在軍事打擊同時展開招撫。然而董福祥認為 "西北民性彪悍，非威不伏"，繼續推行 "殺降奪地" 政策。1873 年 5 月，副將何得彪在柴達木邊緣截獲一支準備歸附的回民商隊，為邀戰功將三百餘人全部屠殺，僅留數人傳信。此舉引發甘軍內部爭議，部分將領認為 "殺降必遭天譴"，但董福祥以 "臨陣專擅" 為由壓制反對聲音，繼續推進清剿。

1873 年 8 月，甘軍完成對西寧城的合圍。回民武裝因長期斷糧，城內出現人相食景象，馬桂源被迫開城投降。董福祥違背此前 "獻城免死" 的承諾，將馬桂源、馬本源等首領凌遲處死，並縱兵三日洗劫城區。據《西寧府續志》記載："城破之日，火光燭天，府庫官署悉遭焚毀，富戶巨室被掠一空，積屍遍於街巷。"

攻克西寧後，董福祥實施 "徙民實邊" 政策，將回民武裝控制區的成年男性分批遷往甘肅、新疆偏遠地區，婦女兒童則分配給官軍為奴。同時設立 "善後局"，強制收繳民間兵器，推行保甲制度。但甘軍紀律敗壞問題在此階段集中爆發，士兵公開搶劫民財、強佔民宅，導致地方官府與民眾對清軍的抵觸情緒加劇。蘭州道陶模在給軍機處的密信中直言："董軍所過，比之賊匪尤甚，百姓畏軍如虎，避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