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怎麼看現在的年輕人?」2011年夏日的蟬鳴聲中,一位記者將錄音筆遞到老人面前。輪椅上的汪東興眯起眼睛,布滿老年斑的手指輕輕敲打扶手:「現在社會風氣退步了,不少人都鑽到錢眼裡了。」這句話猶如投入深潭的石子,在泛黃的記憶里激起層層漣漪。
1947年春天的延安窯洞,硝煙尚未散盡。胡宗南的部隊像蝗蟲般撲來,三十歲的汪東興帶著加強排在山樑間穿梭。敵軍的子彈在耳邊呼嘯而過,他卻端著望遠鏡紋絲不動。「排長,再不走要被包餃子了!」警衛員急得直跺腳。汪東興突然咧嘴一笑:「慌什麼?咱們給胡長官演場大戲。」三天三夜的牽制戰,硬是把敵軍一個團耍得團團轉。當毛主席聽說這場「毛驢戰術」的戰果,拍著桌子連說三個「好」字。這份膽識與機變,註定了他與中南海二十餘年的不解之緣。
北平解放後的香山雙清別墅,成了汪東興的第二個戰場。1949年3月的寒夜裡,他舉著煤油燈一寸寸檢查地板縫隙。警衛班長舉著鐵鍬要撬開第三塊青磚時,汪東興突然按住他的手腕:「慢著!」指尖在磚縫間摩挲,竟扯出根細若髮絲的銅線。順著線路摸到後花園假山下,起出定時炸彈的瞬間,在場所有人後背都沁出冷汗。這種近乎偏執的細緻,後來在毛主席訪蘇專列安保中展現得淋漓盡致。專列每節車廂的鉚釘都要經他親手敲擊辨聲,鐵路沿線的每處涵洞都有戰士舉火把徹夜值守。
有意思的是,這位鐵血警衛員也有柔軟時刻。1962年深秋,中南海菊香書屋飄著炒辣椒的焦香。汪東興捧著文件候在門外,聽見屋裡傳來咳嗽聲,轉身就吩咐廚房:「給主席熬碗梨湯,要放川貝。」等湯熬好端來,他自己倒成了試毒人——舀起半勺先嘗,燙得直咧嘴。這般貼身守護持續了八千多個日夜,直到主席溘然長逝。
1980年乍暖還寒的二月,汪東興突然向中央遞交了退休申請。辦公廳主任捧著文件直發愣:「您才六十四……」「該讓年輕人練練手了。」他摘下軍帽撣了撣灰,頭也不回地走出中南海。衚衕里的老鄰居們只見這位「文化局退休幹部」每天拄著拐棍逛菜市場,卻不知他書房裡《資治通鑒》的批註寫了三大本。有海外書商揣著支票找上門,他眼皮都不抬:「我汪東興的名字,只印在黨的出版物上。」
晚年的汪東興成了弋陽縣志的「活字典」。1994年某個春寒料峭的下午,縣誌編輯捧著樣書請他審閱。老人戴著老花鏡逐字推敲,突然用紅筆在某頁畫了個圈:「方誌敏烈士的事迹,該多寫幾遍!」編輯解釋已有專章記載,老人倏地站起身,拐杖把地板戳得咚咚響:「當年方主席被俘時,棉衣里連塊銀元都找不到!現在倒好……」話沒說完,劇烈咳嗽打斷了他的憤怒。
2015年8月21日,毛新宇在追悼會上深深三鞠躬。這位開國領袖的後人明白,靈堂里躺著的不僅是忠誠的警衛局長,更是個把信仰看得比命重的老布爾什維克。汪東興臨終前給子孫留的遺囑里,既沒有房產分割,也沒有存款安排,只有泛黃的筆記本上歪歪扭扭寫著:「每月替我去紀念堂擦擦相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