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圖上的中國：古人製圖不輸今人，帶你看看中國古地圖的製作史

2020年03月18日21:42:03 歷史 1973

中國古代製圖原則的規範化始於西晉的裴秀，至唐宋時期，隨著製圖技藝的不斷完善，越來越多的超出前代的地圖與製圖理論開始出現，這標誌著我國製圖水平開始邁向全新的階段。

一、中國製圖史的大家——裴秀

在我國製圖史上，第一位有明確記載的地圖學家是西晉的裴秀。裴秀是河東郡聞喜（今山西運城）人，曹魏時期裴秀就在宮中擔任要職，西晉時官至司空，後來裴秀開始專心於地圖繪製。

《晉書·裴秀傳》載：「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藏於秘府。」文獻有明確記載，裴秀曾製作了《禹貢地域圖》，經過上奏而「藏於秘府」，而這種地圖只有文臣或者帝王貴族們才有機會閱覽。但隨著時代的變遷，這部《禹貢地域圖》也已經不復存在了。

雖然《禹貢地域圖》已經遺失，但它卻是目前我國文獻所記載的最早的歷史地圖集，而其中最珍貴的是裴秀在序言中（序言被保留在《晉書·裴秀傳》與《藝文類聚》中）提出了繪製地圖的六項基本原則，這就是中國古地圖史上著名的「製圖六體」。製圖六體為道里、准望、高下、方邪、迂直等，是傳統繪製地圖的六個基本原則，翻譯成今天的地圖術語就是比例尺、高程、距離、方位與地形坡度的起伏等，這六項制度原則深深地影響了後來中國傳統地圖的繪製，也為中國傳統地圖製圖理論奠定了基礎。

裴秀所製作的地圖，也屬於帛圖的一種，其樣式與馬王堆帛圖相近，儘管裴秀將地圖交到了宮廷禁地得以保存，但正是因為地圖藏於這種無法讓更多人看到的禁地之中，所以很難留存於世，而原圖以外也沒有詳細的說明與記述。關於裴秀的製圖理論與實踐，我們只能從零星的文獻記載中尋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裴秀的地圖理論影響了後世很大一批地理學家與地圖學家，他也被公認為中國最早的一位為後人所推崇的製圖家。在裴秀以前的歷史上雖然也出現了像馬王堆、放馬灘等地圖，但是缺少關於它們來歷的記載與資料，更不知它們為誰所作。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裴秀是我國地圖學史上一個劃時代的名家。

二、《元和郡縣圖志》與賈耽

到了隋唐時期，由於中國結束了自東漢以來近三百年之久分裂割據的局面，迎來了新一輪的穩定與發展，這為後期地圖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時代環境，從唐開始中國古代地圖的繪製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如唐代的全國地方總志《元和郡縣圖志》，作者李吉甫在製作此書時，曾每寫一郡，就為其作圖一張，圖的繪製量可想一般，也能想像出當時唐代的製圖水平。但《元和郡縣圖志》卻因年久而致此書地圖散失。雖然李吉甫無法使他所編製的地圖流傳於世，但我們今天依然可以通過書中的文字想像到當時繪圖水平的高超技藝。

唐代另一位影響較大的地圖學家應屬賈耽，賈耽不但善於撰寫地理志，並且善於繪製地圖。他曾在自己的著作《隴右山南圖》的表文中提到了裴秀的製圖六體，並且在其基礎上有了新的發展。

賈耽影響最大的應屬《海內華夷圖》，他用了整整17年才完成了此圖的繪製，成圖時他已年近五旬。《海內華夷圖》中曾提出了比例一寸折百里，並在地圖上用不同的顏色註記不同的地名，這兩種製圖方法稱為「計里畫方」與「古今朱墨」，這是在裴秀製圖六體的基礎上，進一步對地圖的繪製提出新了要求。

《海內華夷圖》是唐代的全國性巨幅地圖，雖然後來也因戰亂而散失，但卻影響了宋代地圖的繪製。

三、《禹跡圖》與《華夷圖》

到了宋代，地圖的製作相較於唐更加多樣化，且應用範圍也得到了很大的拓展。最能代表宋代製圖水平的就是《禹跡圖》與《華夷圖》，據兩幅圖上的碑記記載，兩圖成圖於阜昌七年（1136年），現藏於西安碑林博物館。

這兩幅圖從製圖原則上沿用了裴秀和賈耽的製圖原則，《華夷圖》的底本則是賈耽所做的《海內華夷圖》。由於兩圖為碑刻地圖，經歷了近9個世紀的風雨後，還是可以從這兩幅圖的拓片中了解到地圖的內容。

《華夷圖》所包括的地理範圍很廣，圖中雖未採用計里畫方的原則，但卻表明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圖中將宋代全國的河流、山川、道路，以及各個州所在的地理位置都表現了出來。

而《禹跡圖》則採用了從賈耽所繼承的計里畫方的製圖原則，每方折地百里，其中橫方有71，豎方73，總共5110方，這種製圖也大大提高了地圖繪製的精度。《禹跡圖》中「禹跡」二字代指「大禹的足跡」，此圖顯然受到了《尚書·禹貢》的影響。它包括《禹貢》中所記述的九州、河流與山川的名字，其中還與當地的地理進行了古今對照。根據學者所推，《禹跡圖》的作者極有可能是宋代大學者沈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