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振龍：書寫「妖姆」——明熹宗乳母客氏形象生成考論

摘要：明熹宗乳母「奉聖夫人」客氏是天啟年間炙手可熱的宮廷女性，出身低微的她以哺育之恩得到皇帝尊崇，又因與權閹魏忠賢的對食關係而飽受東林詬病，被公認為閹黨集團的象徵人物與內廷靠山。經過崇禎朝廷的欽定逆案、明清之際通俗文學的演繹，及清代官修《明史》的蓋棺定論，原本僅滿足於在後宮作威作福的她被塑造成殘害忠良、謀朝亂政的「妖姆」，對明末政治生態惡化負有首要責任，這一定程度是基於儒家「女子、小人」道德觀念的歷史書寫，而她謀害皇后元子、借孕婦生子竊取皇位等謡言被以訛傳訛，影響深遠。

客氏（1580 — 1627），其名不詳，北直隸保定府定興縣（今河北定興）人，民夫侯二之妻。她出身底層，於明神宗萬曆三十三年（1605）選為皇長孫朱由校乳母，斷乳後長期留在東宮照顧。初與近侍宦官魏朝相好，復傾心於典膳宦官魏進忠。泰昌元年（1620）八月，熹宗以沖齡踐祚，客氏受封「奉聖夫人」，在無皇太后主持後宮的情況下，她憑藉哺育之恩備極尊崇，並經御准與魏進忠結為對食，後者即天啟末年專擅朝政的權閹魏忠賢。客氏久居禁闈，事迹多不彰，現有的研究成果主要依據《酌中志》羅列其窮奢極侈之舉，又大抵延續崇禎朝廷論調，凸顯其主觀作惡意識，將她斥為殘害忠良、謀朝亂政的「妖姆」。然而檢視此臉譜化的定位，其最初揭櫫應推溯至東林黨人的攻訐，可謂影響深遠。若跳出明清官方話語窠臼，轉換視角，動態考察朝野對其描述可以發現，客氏的「妖姆」形象在一定程度上經由層累塑造，是基於儒家「女子、小人」道德觀念的歷史書寫，雖有部分事實依據，但不乏猜測與歪曲，其背後反映出複雜的士人心態、政治權衡及文學想像。鑒於此，本文通過充分發掘、辨析史料文獻，詳細梳理、解讀客氏形象的生成過程與邏輯，並審視其在閹黨集團內的實際作用。

一、結怨東林：天啟年間客氏「妖姆」形象的醞釀

萬曆中後期，明神宗怠政，國事紛擾，士大夫「各立門戶，互相攻訐，遞為是非」， 分化為東林與昆、宣、齊、楚、浙黨兩大陣營。至光宗、熹宗即位，東林得勢，在司禮監秉筆太監王安協助下，萬曆末年被排擠的清流陸續召還，史稱「東林勢盛，眾正盈朝」。此時，客氏因哺育之恩甫受冊封，尚未引起外廷關注，但隨著熹宗對其禮遇增加，以及朝中權力鬥爭白熱化，東林黨人逐漸抵觸客氏，其「妖姆」形象開始醞釀。

（一）質疑客氏恩賜

泰昌元年（1620）十二月，詔工部撥給客氏等五人鋪設物料費四千餘兩，工部以「鋪設非例，且時詘非經，乞收回成命」，不允。天啟元年六月，以大婚禮成，詔加客氏恩典。禮部奏無例可加，被切責，遂按穆宗、神宗乳母之例加給誥命，授其子與亡夫錦衣衛指揮僉事，給誥命。同年八月，命給客氏墳地，江西道御史王心一認為遼東危急，「朝廷凡有慰勞存恤，宜莫先於遼之文武將士也」，乳母客氏「優以金帛」即可，勿「顧小而遺大」。結果遭切責：「奉聖夫人客氏護墳地畝，前已有諭旨。念阿姆比別不同，增數不多，如何又來激聒？遼東將士披露眠沙，朕豈不知？發帑犒賞，隨依所請，有何吝惜？且內廷恩澤，與外廷有何干涉，輒乃牽引瑣瀆，不諳大體，姑且不究。」

以上熹宗即位之初通過外廷給予客氏的恩賜，無論恩蔭其子官職，抑或銀兩、土地，均有先例可循。如神宗曾賜予乳母戴聖夫人金氏一人的房價銀就高達七千兩，還批准了金氏奏討，將價值四千餘兩的田莊悉數授予。相較而言，客氏的恩賜並不算破格，只是外廷官員或不熟悉典章國故，出於維護朝廷利益的考慮，對內廷封賞存有自覺的警惕。至於王心一所奏， 確實有反應過激之嫌，但這些質疑並非他們有意針對客氏，僅就事論事。

（二）敦促客氏出宮

天啟元年四月熹宗大婚後，外廷援引先例敦促客氏出歸外宅。吏科都給事中薛鳳翔、河南道御史劉蘭、山西道御史畢佐周等先後上疏，希望對客氏「優以金帛，大賜賞賚，使之生有所養，老有所歸」。他們不忘稱讚客氏「保護聖躬，趨侍左右」的「調護之功」，給予其足夠尊重。閣臣劉一燝也以此為請，御批「以三宮年幼，暫留調護」，待「皇考妣」神主回京奉安再出宮。九月十二日，光宗帝後神主奉安完畢。二十六日午時，客氏出宮，但次日即被宣回。據稱，自客氏離去，熹宗「午膳至晚，通未進用，暮夜至曉，憶泣痛心不止」，以致「頭眩恍忽」。宦官劉若愚指出，此上諭出自司禮監掌印太監王體乾手筆。原本繼任掌印者應為王安， 但王體乾「以危言動客氏」，遂在客、魏幫助下奪取此位。而王安於天啟元年五月被貶為南海子浄軍，九月二十四日被害。因此王體乾投桃報李，以熹宗口吻召客氏回宮，以鞏固權力。但鑒於客氏與熹宗情同母子的關係，上諭所述不排除為熹宗真實狀態的可能，因為沒有皇帝首肯，未取得外廷控制權的魏進忠等斷不敢冒清議之大不韙。

客氏回宮引起外廷嘩然，福建道御史周宗建，江西道御史徐揚先，吏科給事中侯震暘、倪思輝、朱欽相，湖廣道御史馬鳴起等，紛紛彈劾。他們對熹宗「眷眷於乳哺之恩」表示「疑訝」，客氏一介「幺么里婦」，十六載的照顧只是「曲謹微勞」，熹宗的健康成長完全是「天地神明所呵護」。而「法宮禁地」若得隨意出入，「恐內外之防閑甚褻」；且「婦人女子」是「無知」之輩，一得恩賞便「狎昵忘紀，漸成驕恣」，又極易為「中涓、群小」 所勾結利用，「因而濁亂宮闈，因而干預朝政，因而援引邪險、傾害善良」。他們還列舉了漢安帝乳母王聖、漢順帝乳母宋娥、漢桓帝乳母趙嬈、北齊後主乳母陸令萱專寵弄權的事例，希望熹宗引以為戒。

清流士大夫立於道德制高點，以堯舜的標準來要求熹宗，儘管建言合乎王朝政治規範， 但激動之餘罔顧客氏含辛茹苦照料熹宗的客觀事實，且在對她並不知曉的情況下，將刻板印象先入為主，聯想到歷史上臭名昭著的乳母。這是儒家教育的結果，也反映了理學士大夫對底層女性的輕蔑，正如刑部右侍郎鄒元標所言：「諸臣蓋幼讀『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語，又讀宋儒『狎恩恃愛』等訓，膠固胸中。」當然，言官們或許猜到此事跟司禮監有關，故擔心婦寺勾結。他們一味渲染婦寺之惡，卻沒有設身處地考慮熹宗缺乏母愛的實際心理狀態，空洞的說教「不僅意味著對具體情境之下政治問題特殊性的忽視乃至漠視，更意味著在具體解決措施的提出與執行上的缺乏轉圜之策」，自然無法打動聖意，結果輕者切責，重者罰俸、降調。終天啟年間，除偶爾出歸私第，客氏一直住在咸安宮。可在東林眼中，熹宗「以一宮人成拒諫之名」，他們「誠不可解」，卻不敢譴責熹宗，只能歸咎於客氏諂媚禍主，對其印象愈發不佳。

（三）反對客魏交好

言官彈劾客氏時不曉客魏交好，而魏進忠助王體乾掌司禮監後，基本控制了內廷大權， 並希望得到外廷認同，但東林對王安被害之事耿耿於懷，不願與其合作。相反，朝中投機分子及泰昌、天啟之際被驅逐出朝的東林政敵主動依附，「朋黨與奄宦合而為一」，閹黨集團逐漸形成，客、魏的對食關係也被外廷獲悉，並隨著朝中權力鬥爭的加劇，成為東林批判的重點之一。

天啟三年（1623）二月，閹黨成員、戶科給事中郭鞏疏糾遼東經略熊廷弼，並誣周宗建、劉一燝、鄒元標、楊漣、周朝瑞等東林士大夫為邪黨。周宗建上疏反駁，稱朝中「內有進忠為之指揮，旁有客氏為之操縱，中有劉朝等為之典兵賣威，而下復有鞏等從而蟻附蠅集，內外交通，驅除善類」。這是客氏首次以魏進忠幫手的形象出現於東林奏疏。天啟四年，魏進忠接掌東廠，被熹宗賜名「忠賢」，權勢進一步提升。同年三月，東林黨人、山東道御史黃尊素以災異上疏指責客、魏，稱「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於戎敵」。但兩次彈劾均無客氏干政的實據。

四月，閹黨欲借汪文言案打擊東林未成，朝堂惡鬥一觸即發。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諸如干預外事、殺害王安、濫襲恩蔭、創立內操等，其第十條涉及客氏：「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楊漣為外官，「傳聞」一詞表明此事非確鑿，至於懷孕初期便斷定是男孩，則是無稽之談。考崇禎元年爰書，此等大罪竟絲毫未提及。而後出的《酌中志》卻載：「天啟三年，張娘娘覺孕，客氏、逆賢乃逐去宮人之異己者，故托不更事之宮人答應。一日，張娘娘偶腰痛，按捶過度，竟損元子睿胎。」此書雖敘明末宮廷事頗詳，被清流讚許「所紀客氏、魏忠賢驕橫狀，亦淋漓盡致」，但何以將三法司嚴肅會審尚且無有之事再度提及？不禁令人懷疑，劉若愚以閹黨要犯、斬監候身份在獄中撰《酌中志》時，為討好東林而減刑，除在書中極力撇清自己與閹黨的關係，很可能參考了楊漣奏疏以批判客、魏，但缺乏證據，僅附會一番。既然此事是捕風捉影，那麼客氏主要「罪狀」仍因她是魏忠賢對食而已，這就不難理解楊漣在疏末提出處罰客、魏的方式大相徑庭：

將忠賢面縛至九廟之前，集大小文武勛戚，敕法司逐款嚴訊，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違祖宗法、壞朝廷事、失天下心、欺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夫人客氏，亦並敕令居外，以全恩寵，無復令其厚毒宮中。

史稱「疏上，忠賢懼，求解於韓爌，爌不應。遂趨於帝前泣訴，且辭東廠」。正是這封令魏忠賢聞風喪膽的奏疏，卻對客氏沒有確鑿指責，甚至希望全其恩寵。繼楊漣後，劾疏多達七十餘封，皆未實質抨擊客氏，例如同樣敢言的魏大中僅稱魏忠賢「結奉聖夫人客氏在皇上之左右」，客氏是被利用者。足見，當時東林黨人普遍認為，客氏無意干政，但因她與政敵魏忠賢交好，又受皇帝尊崇，所以必須遠離權力中心。

外廷鋪天蓋地的彈劾起到了震懾效果，但魏忠賢一方面「內營救於客氏、王體乾、李永貞、石元雅、塗文輔」等親信，共同向熹宗求情，保下自己；另一方面，通過其侄魏良卿求助於外廷閹黨，馮銓「教之行廷杖，興大獄，以劫制之」，「馮與霍維華、李魯生、楊維垣、崔呈秀等朝夕計議，羅織多人」。如此，得以迅速反撲，幾乎將東林一網打盡，全面掌控朝政。由於魏忠賢在天啟末年倒行逆施，致民怨沸騰，客氏雖留在宮中貪圖富貴，但作為其對食，兩人已形成利益捆綁。當時坊間流傳著歌謡：「委鬼當朝立，茄花滿地紅。」「委鬼」合則為「魏」，「茄」 與「客」的京師方言同音，暗諷客、魏氣焰滔天。天啟四年十月，朝鮮使臣洪翼漢在京師，與會同館官員筆談，後者講述了客、魏之事：

（魏忠賢）居中用事，威勢日盛，遂與皇上保姆客氏，深相締結，表裡煽動，禍福皆出其手。朝野側目而言曰：「天下威權所在，第一魏太監，第二客奶姐，第三皇上雲。」

他還添油加醋地說：「客氏年踰四十，色貌不衰，性又慧朗，才藝冠後宮。善承上旨，恩眷無比，醜聲頗聞於外。」底層官員不諳宮闈內幕，只因反感閹黨專權，便作了猜測和歪曲。可想而知，遭閹黨迫害的東林士大夫對客、魏更是咬牙切齒。楊漣疏劾魏忠賢時，還望全客氏恩寵，但天啟五年五月他自家鄉被押解進京，途經朱仙鎮岳王廟，滿腔怨憤寫下《告岳王文》， 對客氏態度完全逆轉，稱她與魏忠賢「表裡為奸，太阿竊弄」。這絶非客氏在一年間開始干政，而是她與王體乾等在熹宗替魏忠賢作保，觸犯了清流利益。

總而言之，隨著政治鬥爭加劇，天啟年間東林黨人對客氏的態度經歷了由尊重到質疑， 再到反感、痛恨的轉變。儘管外廷所知客氏事迹甚少，但婦寺勾結的觀念已先入為主，「妖姆」的形象在東林心中逐漸醞釀，這種強烈抵觸情緒在閹黨垮台後最終大爆發。

二、欽定逆案：崇禎年間客氏「妖姆」形象的確立

天啟七年（1627）八月二十二日，熹宗駕崩，客氏「衰服赴仁智殿先帝梓宮前，出一小函， 用黃色龍袱包裹，雲是先帝胎髮、瘡痂，及累年剃髮、落齒，及翦下指甲，痛哭焚化而去」，於九月三日搬出大內。思宗朱由檢即位後不動聲色剷除閹黨，魏忠賢、崔呈秀自殺，客氏於十一月十七日亦被逮至浣衣局笞死。崇禎元年（1628）正月，刑部與科、道、大理寺會議閹黨之罪，將魏忠賢、客氏、崔呈秀列為首犯。對比魏忠賢與崔呈秀擅竊國柄、殘害忠良的斑斑劣跡， 客氏雖難辭其咎，但罪狀較少，法司稱她「悍妒」，而搖動中宮，逼死成妃、裕妃等，則以魏忠賢為主謀，也沒有所謂害皇后元子，這些基本符合客觀情況。那麼她名列首犯的根源依然是與魏忠賢的對食關係：「忠賢借客氏以窺伺禁闥，客氏借忠賢以立威外庭。於是謀合連環，奸同狼狽，怙勢弄權，無所不至。」但「立威外庭」表述籠統，之後的描述更是帶有強烈的主觀貶斥色彩，事實上客氏無心外朝政務，她的作威作福主要表現在追求排場、享受奉承，即「冊號雖曰『奉聖』，擅寵幾於耦尊，客氏之無等也」，可她生前的尊榮與僭越也皆熹宗批准或默許。大概是能舉出的罪狀太少，法司將其子盜取內府寶物也算在她頭上，總得冠以「通天是罪，盜國難容」的罪名。

至崇禎二年，思宗全面整肅閹黨，東林內閣協助其欽定逆案，在爰書基礎上將客、魏並列為首逆，稱客氏「乳保恃恩，凶渠朋結，凌尊竊勢，納賄盜珍，陰逆首奸，死不盡罪」，定為「謀反大逆」，崔呈秀則降為「首逆同謀」。由以上分析可知，客氏雖然在一些方面協助魏忠賢作惡，但實際罪狀距謀反甚遠，她不過是依附於皇權的寄生者。但既然要撥亂反正，天啟朝政治生態的惡化必須有人擔責，此人絶不能是熹宗，而思宗有意消除士大夫間的門戶之爭， 強調「化異為同」「天下為公」，這可能是導致真正與魏忠賢「表裡為奸、同惡相濟」的外臣崔呈秀罪級稍降的原因。那麼，閹黨首領魏忠賢及其對食客氏的「婦寺勾結」解釋模式無疑是最佳選項，足以給輿論交代，「一時海內人心喁喁望治，凡忤璫被戮者從優贈録，罪斥者次第起用…… 天恩浩蕩，感戴無極」。在朝廷定調下，客氏不再是哺育先帝有功、令清流顧及情面的「奉聖夫人」，而是串通魏閹狼狽為奸的「妖姆」「逆婦」「輿台猥婢」，對天啟末年的亂局負有首要責任，危害性被嚴重誇大，也恰好呼應了言官此前在敦促客氏出宮時基於儒家「女子、小人」道德觀念的所謂政局走勢「預判」。

此後，明代士大夫論及天啟朝政，避而不談熹宗之昏聵、怠惰，均秉承官方話語，對客、魏口誅筆伐。黃道周稱：「天啟中年，璫魏始煽，保客有鷕。」夏允彝稱：「宮中惟忠賢、客氏為政。」孫承澤稱：「客氏黨比逆奄，幾危宗社。」吳應箕認為，客氏與魏忠賢「比而亂政」，「雖昔之趙嬈、王聖不能過也」，他撰《吊忠賦》緬懷東林死難君子，痛斥魏忠賢「爰糾妖姆，里表傾儇，孫、程極焰，嬈、聖工讒，前星在襁而沈曜，椒媛秉介而埋魂」，將楊漣疏中所言謀害皇后元子之事坐實。錢謙益則義憤填膺道：「雖樵夫牧豎，皂隸庸丐，語及忠臣義士，靡不嗟咨涕洟，如不獲見其人也；語及於閹兒媼子，靡不呼號罵詈，恨不得食其肉也。」

更有甚者，國子監助教趙維寰認為魏、崔、客三人，客氏「罪尤大」，理由是「當鎮撫司逮問時，客招宮人懷孕者八人，詰其故，則客於宮掖中出入無時，多攜婢媵，潛肆不韋之術，以行竊國之謀，脫再更數月，事竟有不可言者」，如此謀反重罪，但因「事干宮闈，故爰書不忍斥言云」。

趙氏之說，疑竇頗多，且不論客氏是被逮至浣衣局而非鎮撫司，而爰書中有關於魏、客虐待後宮異己的記録，並未因牽涉宮闈而不語；若此事當真，法司何必為客氏遮掩，理應大加撻伐，以儆效尤。另外，審理此案的朝廷大僚以及太監劉若愚，雖同樣厭惡客氏，卻均未見記載。此等大事，客氏必然會與親信商議，可客、魏同黨供詞也毫無涉及，而客氏親族僅其子侯國興被處死，其親弟客光先等均免死戍邊，可謂寬宏大量。因此可以斷定，此事為子虛烏有。

崇禎朝廷清算閹黨的同時，民間也興起「斥魏」熱潮。不僅有史家如朱長祚、金日升等搜集詔令、奏疏、邸鈔，匯録東林與閹黨鬥爭的史事，為後世留下珍貴的一手材料；文人、書賈也迎合市場情緒，創作、出版以魏忠賢發跡、敗亡始末為題材的時事小說與戲曲，如《警世陰陽夢》《魏忠賢小說斥奸書》《皇明中興聖烈傳》《魏監磨忠記》《喜逢春》《清涼扇》《冰山記》《廣爰書》等，與官方話語相唱和，政治意味濃厚。身為魏忠賢對食，客氏自然是這些作品中繞不開的角色。祁彪佳稱讚戲曲《清涼扇》：「此記綜核詳明，事皆實録。妖姆、逆璫之罪狀，有十部梨園歌舞所不能盡者，約於寸毫片楮中。以此書作一代爰書可也，豈止在音調內生活乎！」迨至明清之際，仍不乏相關作品問世，如《樵史通俗演義》《檮杌閑評》《清忠譜》《天雨花》等。

小說與戲曲是明清社會重要的消遣、娛樂的文化產品，其傳布廣、受眾多，遠非嚴肅的邸報、史書所能及。遺民學者李鄴嗣稱其「兒時初識字，讀新傳客、魏小說，至諸公殉難事，輒能感泣」。至於戲曲，不識字便可領會，《魏監磨忠記》序言稱此劇「不過欲令天下村夫嫠婦、白叟黃童，睹其事，極口痛罵忠賢，愈以題揚聖德」，從而「共抒天下公憤之氣」。在民間蔚為大觀的「斥魏」通俗文學推波助瀾下，客氏被進一步塑造成「生的容貌艷麗，體態妖嬈，鬢髮似漆，肌膚如雪…… 立心奸巧，秉性妒惡，不能勾螽斯衍慶，卻是個長舌行藏」的蛇蠍美人，其與熹宗的不倫關係、謀害皇后元子等謡言，被一一演繹，「妖姆」形象給大眾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成為那個時代的集體記憶，然皆小說家言，淫穢鄙俗，無足為憑。

當然，亦有時人意識到，客氏僭越本質是皇權的包庇縱容。茅元儀指出：「保母之崇，非先王之制也…… 乃國朝例封夫人，而永樂之保母賢順夫人馮氏，夫王忠贈左都督，謚恭靖；洪熙之衛聖夫人楊氏，蔣廷封追封保昌伯，謚庄靖，此作法於涼矣，又何怪天啟之奉聖夫人客氏子官俱累都督也。」但在朝野一致貶斥閹黨的大環境下，客氏已被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

甲申之變，弘光南渡，閹黨死灰復燃，同樣對她毫不留情。原閹黨成員、通政使楊維垣重提「三案」，由於「移宮案」是東林針對李選侍採取的行動，他遂反其道而行，為李選侍正名，稱李選侍欲垂簾聽政乃東林誹謗，「致光廟不能保其巾櫛，熹廟不能酬其撫養，甚至照管沖主者，不歸之數年有恩之宮嬪，而歸之妖淫、干外事之客氏」。客氏照料熹宗是連東林都曾承認的事實，此時閹黨為打擊政敵，顛倒黑白亦在所不惜，何況她已臭名昭著，遂連僅有的一點苦勞也被剝奪。

三、蓋棺定論：清代史書對客氏「妖姆」形象的深化

明清鼎革後，朝野對客氏的反感有增無減，明遺民學者繼續將客、魏並列為導致明代衰亡的元兇，而清廷則視其為女子禍亂朝綱的反面典型，皆嗤之以鼻。例如，有官方背景，又吸收了眾多遺民史家成果的《明史紀事本末》這樣評價道：「熹宗之初御，忠賢輒伺嚬笑，欲攬太阿，而乳媼客氏，又以妖幸毀政之姿，為洽比對食之舉，於是勢同膻附，情昵晏私，王聖寵而京、閏煽孽，趙嬈尊而甫、節媾禍，女子、小人朋淫於國矣！」明末官方與民間文學所建構的 「妖姆」形象逐漸融合，關於客氏的不實傳聞在清代史書中變得言之鑿鑿。

清初私家修史活躍，格外重視明季史事，關於天啟朝的記述多涉客氏。一些史家偏好收羅傳聞，或虛構情節。如前述客氏以孕婦生子竊取皇位這種荒誕不經的陰謀論，就甚囂塵上。《明史紀事本末》稱：「庚辰，奉聖夫人客氏有罪誅。先是，籍其家，命太監王文政嚴訊 之，得宮人姙身者八人，蓋出入掖庭，多攜其家侍媵，冀如呂不韋、李園事也。上大怒，立命赴 浣衣局掠死。」《崇禎長編》《三朝野紀》《國榷》《明季北略》《明朝通紀會纂》《茨村詠史新樂府》《石匱書》《罪惟録》諸書均載此事，大抵以訛傳訛。《三朝野紀》為凸顯思宗震怒，稱：「客氏赴浣衣局掠死後，仍僇屍凌遲。」此處顯然仿照處理崔呈秀、魏忠賢的方式而寫，但崔、魏是明正典刑前畏罪自殺，故只能戮屍，客氏是生前被逮捕，既犯此等謀逆大罪，何以死後凌遲？査繼佐甚至慶幸熹宗早亡：「頃之，客氏家有娠宮人，且備內尚，九千歲上公進階，當何如也？」其實，劉若愚所記客氏處死過程僅是「奉旨籍沒，步赴浣衣局。於十一月內，欽差干清 宮管事趙本政臨局笞死，發浄樂堂焚屍揚灰」，且審訊者是趙本政非王文政，但史家們鮮見《酌中志》，受「妖姆」形象影響匪淺，故對傳聞深信不疑。再如《明書》述周宗建於天啟元年首劾客氏後，「客氏睨魏忠賢而嘆曰：『宗建膽懸舌端耶，何法以斃？』」然考諸實録，周宗建當時僅被「切責」「姑不究」，直到五年後纔被閹黨迫害，此段不過是為體現客氏殘害忠良之狠毒而虛構。

清廷官修《明史》過程曲折，歷時近百年，期間有康熙年間萬斯同及雍正年間王鴻緒先後編纂的兩部《明史稿》，雖均未給客氏立傳，但其事迹散見於天啟、崇禎兩朝本紀，后妃傳、東林諸黨人傳及王安、魏忠賢傳中。萬斯同《明史稿》集中敘述客氏於《王安傳》：

初，帝有乳媼曰客氏，素與安門下魏朝通，及朝薦魏忠賢為典膳，亦通焉。客氏遂厭朝而愛忠賢，又與之共事安甚謹，而朝未之知也，反舉之於安。及忠賢為楊漣所劾，安以忠賢初名李進忠，謬以選侍宮中李進忠者為一人，遂得脫。未幾，御史方震孺復攻客、魏，帝暫出客氏於外，而令安治忠賢罪，安但戒而釋之。安凡為恩於忠賢者再，而客氏忌之益深，以謂能生死我二人者，安也。會朝與忠賢夜擁客氏於干清宮暖閣，醉詈而囂，帝驚起，諸大璫皆侍，二人跪御榻前聽處分，帝詢知客氏意，以予忠賢，安既久中客、魏之諛，而心丑朝所為，勒之告退，朝自是不得至御前，忠賢遂專有客氏，而安勢始孤。天啟元年五月，帝命安掌司禮監，其疏辭，意當得溫旨即出， 而忠賢之黨王體乾者，思攘其印，屬客氏言於帝，使允安辭，將遂殺之。忠賢以安舊恩未決，體乾使客氏怵之曰：「我你比西李何如？毋貽後悔也。」忠賢遂嗾給事中霍維華劾安，降充南海子浄軍，而以劉朝提督南海子。朝為選侍私人，故以移宮事銜安者，遂縊殺安。安死，而客魏之禍始烈焉。

萬稿對客氏與兩魏關係，及王安辭司禮監至被殺的記載，與《酌中志》基本吻合，但中間內容的時間順序與史實不符。客氏出宮乃言官、閣臣依慣例而請，熹宗並未治魏忠賢罪，而王安已在當年五月被貶到南海子，又何來「戒而釋之」之說？接下來的兩魏爭寵客氏的事情實則發生於熹宗即位不久，應置於前。總之，這段時間錯亂的記載憑空多出王安兩救魏忠賢的橋段，旨在強調王安被客、魏蒙蔽至深，而客、魏恩將仇報，並對王安之死表示惋惜。不過， 萬稿《魏忠賢傳》關於客氏的記載寥寥數語，且稱裕妃之死是魏忠賢「令客氏譖於帝」，而陷害成妃、張皇后等也歸於忠賢所為，對客氏似不深究。

王鴻緒《明史稿》在萬稿基礎上作了大幅改動，其《王安傳》相關部分很簡略：

魏忠賢始進，自結於安名下魏朝，朝日夕譽忠賢，安信之。及安怒朝與忠賢爭客氏也，勒朝退，安勢孤。忠賢、客氏日得志，心忌安。天啟元年五月，帝命安掌司禮監，安辭，客氏勸帝從其請，與忠賢謀殺之。忠賢猶豫未忍，客氏曰：「爾我孰若西李，而欲遺患耶？」忠賢意乃決……

經過簡化，萬稿時間順序錯誤消失，但勸魏忠賢殺王安的情節，作者略去了王體乾對客氏的誘導，致使因果關係變得簡單。萬稿中，王體乾因覬覦掌印之位，纔慫恿客氏。若單看王稿，會誤以為此舉乃客氏自發行為，那麼其心狠手辣、忘恩負義，就更加彰顯。與萬稿相反， 王稿《魏忠賢傳》增加了很多對客氏的貶低描述，如稱她「淫而很」，並害皇后流產：「皇后張氏娠，會有疾，客氏使宮婢以計墮其胎，帝由此乏嗣。」即便傳中承認「禁掖事秘，莫詳也」，仍言之鑿鑿，未免雙重標準。可客氏儘管與張後存在矛盾，但真心希望熹宗後繼有人。傳末，孕婦生子竊取皇位一事再度被提及：「客氏之籍也，於其家得宮女八人，蓋潛扲出外，將效呂不韋所為，人尤疾之。」與之前趙維寰及清初文獻不同，此版本故事裡這些懷孕宮人是在客氏家發現的，既是想冒充熹宗之子，卻將她們帶到宮外私宅生產，豈不更為荒謬？

總之，對比兩種《明史稿》，後出的王稿雖糾正了萬稿時間順序錯誤，但不滿其輕描淡寫， 對客氏的批評與歪曲遠超前者，可謂集謡言之大成，這或與清聖祖晚年對客、魏的態度有關。康熙六十年（1721），聖祖提及前明舊事，斥客、魏為禍國元兇：「天啟庸懦稚子，承繼統緒，客氏、魏忠賢等專擅，至使左光斗、楊漣輩皆相繼而斃，天下大亂。」他的看法代表了清代官方的基本立場。乾隆四年（1739），官修《明史》最終定稿刊刻，是為武英殿本。殿本《明史》對客氏的記載因襲王稿，明廷確立的客氏「妖姆」形象被清代官方話語繼承並深化，至此蓋棺定論。

此後，清代學者了解客氏，基本依據殿本《明史》，兼覽傳聞，無不抒發對「妖姆」的憎惡。乾隆年間閔華有詩云：「古來女禍傾人國，若褒若妲事非一。未聞乳媼擅朝權，也啄皇孫陷妃匹。趙嬈宋娥那足論，蠱惑君王仍少術。」嘉慶初年王初桐編《奩史》，稱「光宗少長，客氏先導之淫」。道光年間，浙江士人楊宇凝痛惜朝臣諂媚客氏：「外有魏璫內客氏，日近小人與女子。黨援盤踞君贅疣，可憐社稷輕於紙。哀哉仕宦至公卿，功名半藉乳嫗成。」當時，有好事者假託龔鼎孳、紀昀之名，作《聖后艱難記》，對客氏的描述仍極盡歪曲，如稱其「年三十矣，望之尚如妙齡女子，以妖艷惑帝」。晚清重臣寶鋆遊客氏故宅，亦作詩譏諷：「漢家王聖遜朱家，一笑 豬蠱艾豭。朝右幾人光竹帛，人間遍地唱茄花。封侯蔭伯功全冒，蝕月飛星事可嗟。委鬼駢誅殊恨晩，浣衣局冷野啼鴉。」經學家皮錫瑞則感慨：「東漢王聖、明天啟客氏皆擅權亂國，可畏哉！」及至清末民國時期，蔡東藩創作《明史通俗演義》，稱客氏「面似桃花，腰似楊柳，性情軟媚，態度妖淫，彷彿與南子、夏姬同一流的人物」。其「妖姆」形象影響之深遠持久，直至今日。

餘論

通過梳理、辨析明清史料文獻可知，明熹宗乳母客氏的「妖姆」形象一定程度是被層累塑造出來的，脫胎於儒家「女子、小人」的道德觀念，由天啟初年敦促客氏出宮的言官所揭櫫。及至其對食魏忠賢與東林決裂，擅竊國柄，倒行逆施，客氏更加成為眾矢之的。閹黨敗落後， 崇禎朝廷出於安撫清流、消除門戶、維護統治的現實考慮，將天啟朝政治生態的惡化歸咎於客、魏「婦寺勾結」，斥其為「妖姆」。明清之際底層文人迎合民間的「斥魏」情緒與對宮廷生活的獵奇心理，將客氏進一步演繹成了妖艷、淫亂的蛇蠍美人。清初史家去客氏年代未遠， 受「妖姆」形象影響匪淺，她謀害皇后元子、以孕婦生子竊取皇位等謡言被私家史書以訛傳訛。《明史》編纂者秉持清廷同樣反感的立場，對客氏事迹加以篡改，淡化魏忠賢、王體乾等人的作用，凸顯她的主觀作惡意識，致其「妖姆」形象愈發深化，並影響至今。

當然，客氏身為魏忠賢的對食，不可否認兩人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她支持善於逢迎的王體乾，驅逐老成謀國的王安，使內廷權力失衡；協助魏忠賢立威，致數名妃嬪殞命、中宮搖動；在魏忠賢被楊漣彈劾、命懸一線時向熹宗求情，為魏忠賢日後的反撲埋下伏筆。以上是客氏可查證的主要政治劣跡，但均非她獨立完成，甚至不是由她主導的。事實上，客氏未受過教育，目光短淺，貪戀富貴，愛慕虛榮，她「自視為聖上八母之一」，留居大內的職責是以母輩身份陪伴熹宗，日常飲食由她「常川供辦」，「每日天將明即至殿內，候先帝駕醒，始至御前。甲夜後，回咸安宮」。對於外廷事務，客氏及其家族成員，均鮮有干預，其母「每以惜福持滿戒勸」，其弟客光先仰慕東林氣節，「東林六君子」下詔獄時，他還托親信傳話：「被逮諸公皆名賢，吾欲令吾母求解於吾姊。」只是左光斗恥於「求活婦人」而作罷。相比魏忠賢家族滿門勛貴，客氏之子僅官都督僉事，且有例可循。劉若愚在魏忠賢專權期間，被魏氏私人、司禮監秉筆太監李永貞賞識，提拔入內直房主筆札，後因此下獄論死，對客、魏恨之入骨，但他也承認，客氏並無政治野心，渴望與魏忠賢「後來得請林下，受享富貴，齊眉到老」。

閹黨是由大批內外廷官員構成的相當龐雜的群體，是晚明士大夫黨爭與宦官干政合流的產物。魏忠賢的擅權，離不開明熹宗長期以來的信賴，及閹黨精英的出謀劃策。如司禮監掌印王體乾「柔佞貪狠，實黨附逆賢之元兇戎首，賊害椒紳之主盟國老」，「逐大臣王紀、滿朝薦、劉一燝等，殺內臣王安、王國臣等，心粗膽大，漸及妃嬪，皆體乾依阿逆賢也」；再如李永貞等，將彈劾魏忠賢的「凡文武大小七十餘疏，概置不聽」，《酌中志》卷十三《本章經手次第》詳細講述了文書流轉與司禮監決策的程序。至於外廷所謂「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等無恥士大夫，皆甘心充當權閹鷹犬，打擊東林，處理各項庶務。這些絶非目不識丁的客氏所能代勞或參預的，且她已僭擬母后，於後宮安享富貴，干政動機不足。客氏憑藉與熹宗、魏忠賢的親密關係，被公認為閹黨集團的象徵人物與內廷靠山，但如此虛高的地位與實際影響力是不對等的。若按明清官方話語所述，將她與魏忠賢並列為閹黨元兇， 應對明代衰亡負有首要責任，雖符合王朝政治目的與儒家「女子、小人」的道德觀念，然而未免高估了她的能力與抱負，並非對歷史的客觀解釋。

文章來源：《歷史文獻研究》，2023年第1期，第285-297頁。文中注釋及參考文獻從略。

作者簡介：侯振龍，男，1995年生，山東威海人。山東大學歷史學學士，南開大學歷史學碩士，現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日本愛知大學中國研究科聯合培養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明代政治史、社會文化史。在《歷史檔案》《古代文明》《南開學報》等發表論文多篇，出版國學譯註《孫子兵法·三十六計新繹》，獲選南開大學2021-2022學年研究生「南開十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