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難搞」的總統，總給政府的人帶來「意外」

2025年2月1日，德國前總統霍斯特·克勒逝世。克勒的繼任者施泰因邁爾在給克勒遺孀的慰問信中稱讚克勒是「我們國家的幸運」。

時逢德國大選的選戰進入白熱化階段，德國總理朔爾茨連續在社交媒體X和Instagram上發帖，稱「德國失去了一個終身為公正世界奮鬥的政治家」「他在任期間一直努力促進不同國家間的理解」。

一路逆襲

克勒出生在二戰戰火中的波蘭小村莊，父母都是農民。當年，那個村莊被德國佔領者改名為更符合德語習慣的海登施泰因。

1945年，為了逃離戰亂，克勒一家人遷往德國。克勒的童年是在流離失所和不斷遷徙里度過的，甚至有四年住難民營。最終，一家人在南德小城路德維希堡安頓下來。穩定的生活帶來了向上的動力，克勒參加了童子軍。

19歲高中畢業的前一年，克勒參加了法國總統戴高樂在路德維希堡城堡庭院向德國青年發表的演講活動。2年兵役後，他以預備役中尉身份退役，進入圖賓根埃伯哈德·卡爾斯大學學習經濟學和政治學。然後，他又用了八九年時間寫完博士論文。論文以通過技術進步解放工作為題，涉及貨幣改革。冥冥之中，這份研究也成為他日後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時的主要課題。

此後，克勒進入了對口行業工作，一路晉陞至聯邦財政部國務秘書，負責金融和貨幣關係。20世紀90年代，克勒先後作為西德和德國的代表深度參與了兩德統一談判和《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談判。德國統一所帶來的結構性劇變引發了東德經濟震蕩和大規模失業，他參與了危機管理。在經濟專業知識之上，克勒也展現出了政治覺悟：在兩德統一的談判中，他力主在工資、養老金和儲蓄上將東西德馬克匯率設定為1比1，同時把西德包括養老金、健康和失業保險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擴展到東德。為此，克勒分別與東德領導人和西方盟國進行了多次磋商。儘管「只是」國務秘書，但他並不滿足於執行決定，而是主動參與了決策過程。

這些決策從專業經濟學角度看絕非沒有爭議。不少經濟學家批評，這導致日後東德的企業失去了競爭力，卻在政治上快速增強了東德人的信心。克勒與國際金融機構的聯繫，又有助於確保德國統一得到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盟國和歐洲貨幣體系的接受。《每日鏡報》主編馬羅爾特評價稱，作為國務秘書的克勒在德國貨幣、經濟和社會統一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國際層面，克勒曾與俄羅斯協商支付數十億美元的款項，以換取蘇聯時期的駐德軍隊從德國撤出。他還監管了德國對1991年海灣戰爭的財政援助，向美國支付約120億德國馬克。此時他已加入基民盟，深得時任總理赫爾穆特·科爾的信任，並作為總理幕僚和私人代表，連續四年籌備了分別在休斯敦、倫敦、慕尼黑和東京舉行的七國集團經濟峰會。

經濟能力加上政治頭腦，讓克勒也受到黨外人士的肯定，並助他走上職業生涯的第一個高峰：2000年，在時任德國總理格哈德·施羅德的推薦下，克勒被任命為IMF總裁。原本推薦的人選遭到美國政府拒絕後，施羅德向同為社民黨人的前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尋求建議，後者推薦了克勒，因為他「在世界上享有公眾聲譽」的同時也被美國接受。克勒上任後的第一樁活動，就是討論通過IMF、世界銀行和國家貸款機構減輕最貧窮髮展中國家債務的可行性。

霍斯特·克勒。圖/IC

放下狹隘

2004年3月4日，默克爾聯合埃德蒙·施托依伯和古依多·威斯特維勒提名克勒為5月23日聯邦總統選舉的候選人。三個帶頭提名的人分別來自基民盟、基社盟和自民黨。克勒隨即辭去IMF總裁職務。對這個提名，公眾的反應並不一致：商界一致支持，但其他圈子則對一個幾乎只是在商界出現的形象感到心裡沒底，還有一些人則認為這反而是個優點，因為這可能是德國歷史上第一位不完全通過政治活動獲得身份的總統。

儘管克勒是被施羅德送上IMF總裁之位的，但他的總統提名卻被反對派利用，來指出當時的施羅德政府所面臨的經濟弱點。21世紀初的德國面臨著經濟危機和改革壓力：超過400萬人失業，經濟增長疲軟，國債導致預算形勢緊張。施羅德通過「哈茨IV改革」和「2010議程」來進行改革，但改革措施也促使了社會緊張加劇。

克勒在經濟上的專業性，是對施羅德政府經濟問題的無聲攻擊。作為IMF總裁，他還有遍及全球的關係網路和豐富的危機管理經驗。這對於聯邦總統辦公室來說並不尋常，因為這裡依照慣例是更多地講國內政治形象而不是國際經濟知識。儘管在2002年競選總理中失敗，施托依伯還是有影響力且資產豐厚，因此很多人以為反對派的人選會是一個類似於他本人的「典型」基社盟成員或「傳統政治精英」。但默克爾偏偏提名了一位專業人士，一舉加強了個人的領導力，團結了反對派，同時對外展現出一個現代、專業且國際化的德國形象。最令施羅德有苦說不出的是：克勒這個人才，當年還是他親手送上國際舞台的。

通過這次對克勒的提名，默克爾也初步顯露出她本人日後掌政時頻頻施展的一種嫻熟政治技巧：放下狹隘的政黨政治屬性。

靈魂拷問

職業政治家的工作環境，並沒讓克勒學會多少「油膩」和圓滑。他沒有按照很多人對總統這個角色所期待的那樣滿足於做一個「權力象徵的老好人」，而是喜歡參與到日常政治中。儘管總統角色受憲法限制，克勒卻經常在時政話題上表明立場，時不時地惹惱各黨派的政治人士。但作為聯邦總統的克勒卻成了當時德國最受歡迎的政治家之一。在《明鏡周刊》2005年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中，他的支持率明顯高於時任總理施羅德和反對黨領袖默克爾。

克勒首先要面對的就是曾推舉過自己的人。「哈茨IV改革」和「2010議程」的主要措施包括合併失業福利和社會福利，削減福利數額，釋放二級勞動力市場，使勞動力市場「去官僚化」。這招致大量批評，數百萬人認為就業更不穩定，低工資部門不斷擴大，擔心自己處於不利地位。他們以「在業窮人」自稱，害怕社會地位下降。

在總統就職典禮的演講中，克勒就毫不客氣地提出靈魂拷問：「是經濟為人民服務，還是人民為經濟服務？」作為一個曾經的經濟專業人士，他在此表達的是，對靈活度和競爭力的關注不能以犧牲社會公正為代價：經濟成就是真的惠及普通民眾，還是僅僅方便了經濟精英？此言一出，很多人視他為良知捍衛者，但政界卻普遍不快。施羅德領導的社民黨認為，克勒的言論是對改革的攻擊，而基民盟也感到惱火，認為他用這些言論來自我標榜。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許多國家出台了緊縮措施，以限制公共債務，頒布了價值數十億美元的銀行救助計劃以防止金融體系崩潰。克勒又公開呼籲「馴服金融資本和金融市場」，減少對大型企業的依賴。他從經濟專業的角度提出：對內規範金融資本和加強對金融市場的監管，包括對銀行、對沖基金和評級機構進行更嚴格的監管；對政府無法控制的「影子銀行」和表外金融交易進行監管；降低投機泡沫的風險。對外建立新國際金融秩序，包括強化IMF等國際機構，但進行改革，使其更民主化，減少工業大國的主導地位；設置國際金融交易稅以遏制投機交易；防止單邊國家措施。在許多討論里，他更直指某些經濟措施與銀行集團的遊說脫不了干係，這使很多行業從業者非常惱怒。

其實，克勒的很多建言都源於他的經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克勒在印度尼西亞度過了一段時間。在成為IMF總裁後，他引用那段經歷來反思這個組織的管理風格，指出這種管理風格侵入性過重並太過注重細節。這樣的習慣，在他成為國家領導人後也沒有改變。

在外交方面，克勒重視推動全球化和可靠規則的建立，尤其是與非洲的夥伴關係。在任期內，他曾多次前往非洲。2004年的總統就職演說中，他就指出非洲的命運關係到人性，表示「誠實而慷慨地參與非洲事務」也是歐洲的自我尊重。隨後，他創立了「非洲夥伴關係」和「平視對話」的倡議。在為奈及利亞作家索因卡頒發第九屆魏爾海姆文學獎時，克勒通過批評非洲在歐洲的形象反思了殖民主義的思維模式，指出歐洲總是把非洲描繪成一個充滿危機和災難的大陸，教科書里充斥著陳詞濫調。

在任命了第二屆默克爾內閣的次年春天，克勒就與默克爾領導下的「黑黃組合」政府保持了距離。他公開表示不滿，稱民眾期待「積極的政府」。這同樣是出於經濟專業角度，他認為沒有減稅的餘地，也不迴避批評政府的《增長加速法案》：「就好像是國家可以永遠、永遠確保快速增長一樣。」

「難搞」的總統

克勒在經濟領域的專業性是他被推選為總統的重要因素，但「過於耿直」也直接觸發了他總統生涯的結束。

2010年5月底，德國聯邦國防軍部隊訪問阿富汗後，克勒在返程航班上接受了德國文化廣播電台的採訪。記者提問稱，現有的阿富汗行動模式是否足夠，畢竟德國現在參與了戰爭，是否需要對這場武裝衝突做出明確的承諾，或者需要一種新的政治話語。克勒回答：「我們在那裡作戰也是為了德國的安全，我們是根據聯合國的授權和決議與盟國及其他國家結盟作戰的。不過，我的觀察是，總體而言，我們正在逐步讓全社會認識到，像我們這樣一個以外貿為導向，因此也依賴外貿的國家也必須知道，在有疑問的情況下，在緊急情況下，也有必要採取軍事行動來保護我們的利益，例如自由貿易路線，例如防止整個地區的不穩定，因為這肯定會以貿易、就業和收入的方式對我們產生負面影響……可以說，還會有人死亡。不僅會有士兵死亡，也可能會有文職重建人員因意外事故死亡……即使付出這樣的代價，最終也要保護自己的利益。」

彷彿一杯冷水潑入燒熱的油鍋，一下就噼里啪啦炸開了。議會裡，有人稱克勒的表態「具有誤導性」，有人認為這「不是一個令人愉悅的表述」，有人說這是「極端立場」，還有人認為這「非常危險」。時任國防部長古滕貝格趕緊「找補」：阿富汗任務本身並非基於經濟利益，而是聯合國為打擊恐怖主義和穩定地區局勢而賦予的使命，不過經濟利益與安全政策「可以聯繫在一起」。綠黨黨團領袖將克勒的言論與歷史上的炮艦政治相提並論。左黨黨團領袖則辛辣指出克勒只不過是瞎說了句大實話：「我們（左黨）一直在說，這與什麼讓孩子上學（指價值觀）沒關係，阿富汗戰爭背後就是有經濟原因。」

克勒的新聞發言人發表聲明稱，他的言論與德國政府2006年《聯邦國防軍白皮書》措辭一致，與包括歐洲理事會2003年《歐洲安全戰略》和聯盟黨議會黨團2008年《德國安全戰略》在內的政治文件均有一致性。但這一次解釋沒起到緩和輿論的效果，批評的聲浪沒有平息。

阿富汗行動是時至當日德國聯邦國防軍執行過的最大最危險的軍事任務。政府給出的官方理由是打擊恐怖主義、保護平民、支持阿富汗重建。2010年，德國聯邦國防軍在北約框架下參與在阿富汗的部署已經進入第九年了。隨著本國士兵參戰並出現人員傷亡，民眾的疑慮俱增。更何況，很多人對在國外駐軍本就持懷疑態度，認為德國憲法只允許出於防衛目的的軍事行動。一旦沾上「為了經濟利益去打仗」的印象，整個形象就馬上變味了。克勒正說出了許多人懷疑但沒人願意公開承認的話：德國也在為經濟利益發動戰爭。同時被放在大庭廣眾下質疑的，還有政府是否告訴了民眾執行阿富汗任務的真正原因。

一周後，克勒與妻子愛娃·露易絲一起出現在鏡頭前：「我在此宣布辭去聯邦總統職務，即刻生效。」這是德國歷史上首次聯邦總統辭職，無異於在德國政壇投下一枚重磅炸彈。即使在此時，克勒也不忘耿直地表明對他的批評就是辭職的原因，「毫無道理，是對我的職務缺乏必要的尊重」。在兩周後的告別儀式上，他又說「尊重和誠實應該在我們國家的政治文化中佔據穩固位置」。卸任總統職務後，克勒有權終身領取官方榮譽工資，但據《圖片報》報道，他放棄了這項收入。

「這個國家給了我很多。我本是個難民，家裡沒錢。我能夠學習，能夠在社會的階梯上攀爬。這個國家給了我和平。」克勒曾這樣闡述自己對德國的情感。即使是在被媒體批評為「經不起批評」的辭職一事上，他也不忘強調「作為聯邦總統為德國服務是我的榮幸」。從一個出生在波蘭、童年時一無所有的難民家庭的兒子到總統，對普通人來說，這樣的履歷足夠鼓舞人心。克勒也想通過自己的經歷向德國民眾表明，無論來自哪裡，只要努力和誠實就可以成功。

也許出於這樣的原因，克勒在出任總統時並不「安分守己」，而是樂於介入日常政治事務。也正因此，他總給政府的人帶來「意外」。例如，雖然簽署了一項航空安全法，但也建議憲法法院對其進行審查，結果憲法法院推翻了這項授權在緊急情況下擊落客機的法律。此外，他甚至沒有一開始就簽署歐盟的《里斯本條約》。

經歷貧寒的童年後，克勒通過教育獲得了專業知識，走上了向上成長的階梯。或許正是基於這樣的經歷，克勒多次強調，無論如何不能削減教育和研究經費。他後來有些固執地堅持自我，既出於對專業態度的堅持，更出於對規則承諾的重視。

克勒逝世後，不少德國媒體人不約而同地用「難搞」來形容他，但這是一種善意的表達和紀念。和克勒共事過的默克爾也發帖：「從最好的意義上來說，他是一個頑固的人。在我們的談話中，我欣賞他的稜角分明。」

（作者系德國漢堡大學社會學者、漢堡文化與媒體部顧問）

作者：周睿睿

編輯：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