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競選的過程中，丘吉爾憑藉撰寫的父親傳記，收穫了大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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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06年新年，丘吉爾向曼徹斯特西北區的選民們，發表了他的競選宣言，他譴責了這樣一個觀念：「再躲閃、救濟、磨蹭7年！再修補、加稅、浪費7年！再拖延、呼籲、欺騙7年！不要再上當了。」

丘吉爾撰寫的父親傳記

就在第二天，他出版了自己撰寫的父親傳記。出版前，他已經獲得了8000英鎊的預付稿酬。像他所有的作品，哪怕是關於歷史的作品一樣，這本書包含著強烈的自覺或不自覺的自傳元素。

他這樣寫道：「沒有一條任人唯親的平坦大道向他敞開，沒有王室恩寵那金光閃閃的車輪助他加速前行。他獲得的任何權力都心不甘情不願地讓於他人，或是被迅速剝奪。像迪斯累里一樣，他前進道路上的每一英里，都要靠戰鬥去推進。」

這裡描述的很可能是丘吉爾本人的感受，很難說是倫道夫勛爵的真實感受。出生在貝爾格萊維亞，生下來就是公爵的兒子，曾就讀於伊頓公學和牛津大學，25歲幾乎可以說是繼承了布萊尼姆宮附近的伍德斯托克區的議員席位。

如果沒發生試圖勒索威爾士親王這件事，他本可以輕易地享受王室恩寵的光環。書中沒有一個地方試圖去解釋，為什麼他父親會引起別人的不喜歡和不信任，或者為什麼他對這種不喜歡和不信任缺乏自我意識。還好這些性格特徵並不是兒子與父親共有的。

當代的倫道夫勛爵傳記作者羅伊·福斯特敏銳地指出，《倫道夫·丘吉爾勛爵》「一書的作者在寫作該書時，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想要解釋那些所謂的政治陷害，而那些陷害只不過是作者本人加在他父親身上的」。

這本書讀起來不錯，但它並沒有像歷史那樣經受住時間的考驗，因為它缺乏客觀性，而且作者願意，實際上是熱切希望，忽略任何可以揭開事件真相的證據。1897年12月，他對母親談起自己的新聞工作時說：「我常常禁不住誘惑，要按照自己的措辭調整事實。」

這本書也是如此。倫道夫·丘吉爾勛爵對已故前同事，粗魯無禮的事情被刪去，表現他機會主義傾向的證據被忽視。作者大量進行有選擇性地引用，所有當時及後來的對他吞併緬甸的批評都被忽略了，倫道夫在1885年對愛爾蘭自治的秘密同情也未被提及。

他選擇跳過他父母的婚姻困難，和關於梅毒的傳言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像納撒尼爾·羅斯柴爾德這樣重要的人物也沒有出現，儘管他是倫道夫勛爵在財政部最親密的知己。關於倫道夫把政府業務交給羅斯柴爾德勛爵的銀行，而他去世時欠著這家銀行12758英鎊的債務這件事，這本書也選擇了忽視。

在刪掉一些句子的地方，丘吉爾沒有使用省略號。他甚至更改了一些直接引語，這樣「我要從（約瑟夫·張伯倫）那裡拿到一切」，就改成了「我要了解更多」；「為了組建政府，我什麼都可以做」就改成了「我想組建政府」。

倫道夫勛爵出於政治私利的粗俗行為，不知怎麼的就被描繪成偉大的利他主義行為，這本書中的倫道夫比現實中的他更像一個中間派。他不斷試圖干涉索爾茲伯里勛爵的外交政策，在這本書里卻被表述為雙方合議，而事實並非如此。

關於傳記的矛盾點

還不止這些，倫道夫勛爵故意激發記者的興趣，或是向記者們泄露情況的事情也被忽略了，而將他的辭職說成是在未經準備的情況下即興提出的，這與事實完全不符，而丘吉爾本人也知道這些事實。

在隨後的一些年裡，丘吉爾始終把持著，那些與他的描述相矛盾的資料，不允許別人拿到。福斯特認為，「這些文件被公開之前，一定經過了很多審慎的篩選」，所以在最終出現的對倫道夫的描寫中，「丘吉爾不僅找到了父親，而且按照自己的形象重塑了他」。

在丘吉爾優雅地招募已故的父親成為自己的精神導師時，他不允許任何讓他感覺不舒服的事實妨礙他。神話和現實之間的距離並不是沒有人注意到。艾弗·格斯特認為，「很少有父親（像倫道夫那樣）為兒子做了那麼少，很少有兒子（像丘吉爾那樣）為父親做了那麼多」。這本書一夜之間成為暢銷書，丘吉爾終於托著父親為他做了點兒有用的事情。

丘吉爾在書中寫道：「他具有一種奇特的氣質，時刻都能引人注目，成為人們談論的中心。這種氣質是不自覺地表現出來的，難以模仿。」丘吉爾一定知道，對於他父親來說，沒有什麼是不自覺地表現出來的，包括他那令人難以置信的高高的衣領、他濃密的鬍鬚、他說話時倒扣在胯骨上的手、他對自己政黨的蓄意攻擊，以及他在保守黨內部建立第四黨派系等，都是他有意為之的。

對丘吉爾來說，這些故意吸引人們注意力的做法，在面對眾多選民時，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策略，也是他銘記於心的訓誡。書的結論部分寫道：「有這樣一個英國，她擁有一群明智的人，他們緊盯著兩大政黨的失敗和愚蠢，而不是自欺欺人；

她擁有一群勇敢而真誠的人，他們發現這兩大派系內部，都不具有可以讓人努力拚搏的公平空間……倫道夫勛爵想要尋求的，就是這樣一個英國，而且他差一點兒就贏得了這樣一個英國，也只有這樣的英國才能公正地評判他。」

這本書一經出版便好評如潮，不過《每日電訊報》的一位匿名評論員，並未被書中完全理想化的人物描寫說服，他寫道：「他對朋友糟糕透了，有時甚至沒有起碼的尊重，他也經常罔顧事實。」

丘吉爾第一天發表了競選宣言，第二天就出版了他寫的傳記，這絕非巧合。當時他正處在一場具有挑戰性的競選中，他必須為自己放棄本黨而辯護，並且要說服曼徹斯特選民，讓他們相信，他對他們會更忠誠。

1906年1月11日，他在投票前夕的演講中對曼徹斯特的民眾說：我承認自己換了政黨，我不否認這一點。我為這一點感到驕傲。當我想到倫道夫·丘吉爾勛爵為了保守黨的前途命運，而付出的一切努力時，想到沒有他保守黨就永遠不可能獲得那樣的權力，而獲得權力後它又是怎樣對待他時，我就為自己現在的境況感到高興，因為我可以在自己還這樣年輕時，就與它分道揚鑣，在生命中最初的能量還在時，就將其獻給大眾的事業。

父親的幽靈一直縈繞在他心頭，但剛剛萌發的社會良知也在促使他另闢蹊徑。前一個星期在與埃迪·馬什一起穿過曼徹斯特的貧民窟時，他說：「想像一下住在那樣一條街道上，從來沒有看到過美麗的東西，從來沒有吃到過美味的東西，從來說不出聰明的話語！」

這樣的說法被認為是勢利和傲慢的，從某種程度上說的確如此。但是，這也反映了他關於社會改造的想法，即需要通過社會立法來改善教育和生活條件，而不是徵收食品稅，那會讓貧民窟居民更加貧窮。

丘吉爾當選區議員

儘管丘吉爾1904年3月在下議院投票時，是支持早期的婦女選舉權問題的，但是在1906年的選舉中，他的高調使他成為婦女參政論者「擾亂策略」的靶子，婦女參政激進派採納這些策略已經長達幾個月了。

在曼徹斯特的一次競選集會上，一名旁聽席上的年輕婦女打斷了他的演講，於是他提議在結束前給她5分鐘發言時間，並承諾回答她關於婦女選舉權的任何問題，但是她拒絕了。擾亂策略所造成的混亂持續半小時後，丘吉爾指出，公眾集會的權利是人民所擁有的最寶貴的民主特權之一。

「承認某個個體可以擁有將其化為泡影的權利，這簡直是荒謬的」。在會議結束時，丘吉爾邀請另一名競選者，婦女參政協會的女發言人弗洛拉·德拉蒙德上台陳述了自己的觀點，她的發言很有力度。

丘吉爾隨後被問及他的看法。他字斟句酌地說：「我在上一屆會議上，對是否賦予婦女選舉權投了贊成票。雖然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難回答的問題，但我一直在穩步走向一個肯定的答案，直至能夠全心全意地支持她們的提案。但是，過去幾個月發生的事情使我開始感到遲疑。」

他不想讓人看到他對「在選舉集會上被粗暴地打斷表示讓步」。他總是想在勝利時表現出大度，但當他感到自己受到攻擊時，就會本能地做出反擊。1906年1月5日，他在奇特姆山的會議被婦女參政領袖——艾美琳·潘克赫斯特的女兒——阿德拉·潘克赫斯特打斷。

丘吉爾同樣提出讓她上講台來，他告訴觀眾：這位年輕女士的姓名在曼徹斯特是非常受人尊敬的。我認識到她這樣做是出於良知與熱忱，但卻完全是不民主的，對於任何想要展示女性是適合獲得選舉權的人來說，我想不出還有什麼比這更愚蠢的做法了。其實我並不像我剛才所講的那樣反對這個提案，但是在這樣一個對公眾十分重要的問題上，我是不會做個「妻管嚴」的。

4天後，在另一場會議被擾亂時，他堅持了應該以「禮貌和騎士精神」對待涉案女性的觀點。但他顯然對婦女參政論者的做法感到惱火。現在，他就婦女選舉權問題所要說的，就只有「考慮到這次選舉中公眾集會一再受擾，我完全拒絕做出保證」。

1906年1月13日，丘吉爾以5639票當選曼徹斯特西北選區議員，他的保守黨對手威廉·喬因森-希克斯獲得4398票。大約89%的選民參加了投票。在1900年的選舉中，曼徹斯特的9個席位的代表分別是8名聯盟黨成員（包括阿瑟·貝爾福）和一名自由黨成員，但是1906年，自由黨贏得7個席位，工黨贏得另外兩個席位。

貝爾福在此次大選遭遇了那個時代最大的一次潰敗，他也丟掉了自己的席位，給了丘吉爾一個更甚於幸災樂禍的機會。由於投票工作要持續幾周，丘吉爾開始在其他幾個選區做名人發言。最終結果直到2月7日才出來。

400名自由黨議員將與157名聯盟黨、83名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和30名工黨議員一起組成下屆議會。丘吉爾對一位家族朋友說：「這次選舉澄清了我父親的一生，也指明了我那本書的寓意。他一直害怕的那場無可挽回的大災難，現在已經降臨到那幫老傢伙的頭上，也降臨到他們所領導的那個大黨身上。」

丘吉爾對時機的選擇並不總是成功的，但是他選擇離開保守黨的時機確實是具有遠見卓識的，因為不久之後，保守黨就進入了超過10年的在野時期，儘管有一段時間，正像溫特頓後來回憶的那樣，這個選擇讓丘吉爾獲得「下議院里最不受歡迎之人的名聲」。托利黨最終再次上台後，對他進行了一次極為可怕的報復，但那將是很久以後的事了。

《參考文獻》

吉爾伯特，《丘吉爾和猶太人》，13；

福斯特，《倫道夫》，383；

德埃斯特，《軍閥》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