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系軍閥人物：譚延闓

在民國時期，譚延闓可是一個響噹噹的人物，儘管現在人們一提起譚延闓，首先想到的是「軍閥」二字。不錯，譚延闓的確是湘系軍閥的頭領，但他可不是一般的軍閥。他是清朝最後一次科舉考試的會元(即會試第一名)，由於在他之前湖南 已260年沒出過會元，其聲名和影響力甚至蓋過了那一科的狀元劉春霖；隨後，他積極推動保路運動、立憲運動，儼然又成 為清廷的對立面；辛亥革命在湖南取得勝利後，他被人抬上「湘督」寶座，1916年和1920年又連續兩次出任這一職位 。譚延闓一生最英明的一步棋就是在陳炯明叛變時，他堅決支持孫中山，這讓他積累了足夠的政治資本，得以在寧漢合流後一 路扶搖直上，先後擔任國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長，並在死後也備極哀榮，以國葬之儀長眠於中山陵側的靈谷寺，蔣介石親往送葬。

譚延闓

家庭背景

譚延闓，號組庵，又號畏廬。一八七九年(光緒五年己卯)出生於湖南茶陵縣一個大官僚地主家庭。他的父親譚鍾轔，字文卿，咸豐年間的翰林，做過御史。後由左宗棠保薦，調任甘肅布政使。當左經略西北時，譚鍾麟對左軍糧秣的供應非常賣力，做到了「飛芻輓粟」，不避艱難。在西北作戰，糧秣極為重要；所以左宗棠把譚比之肖何，保舉他做到陝甘總督。隨後調閩浙總督、兩廣總督。譚鍾麟生有五個兒子，譚延闓排行第三，他和老四、老五都是庶出。

譚延閻自幼便侍居其父譚鍾麟身旁，受其言傳身教。不但對政治有著濃厚的興趣，從小便醉心於科場，銳意政治;而且得以親歷官場百態，積累了豐富的從政經驗。在譚延閻以後的仕途中，他始終能夠左右逢源，如魚得水，便與此不無關係。譚鍾麟先後出任過陝甘、閩浙、兩廣總督。作為總督之子，譚延閻自青少年時代變為時人所矚目，曾與當時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子陳三立、湖北巡撫譚繼詢之子譚嗣同被時人合稱為「湖湘三公子」。再加上他在科場上的成功，湖南的影響力不斷擴大。青年譚延閻憑藉其父的聲威以及自己的努力，在湖南贏得良好的聲譽，從而為他從湖南立憲派中脫穎而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仕途坦蕩

譚延闓聰穎好學，5歲入私塾。其父規定三天要寫一篇文章，五天要寫一首詩，還要練寫幾頁大、小楷毛筆字。11歲學制義文學，光緒帝的師傅翁同龢稱之為「奇才」。1893年，譚延闓到長沙參加童子試，考中秀才，譚父當時年事已高，譚延闓在陪同家父安度晚年的同時，繼續跟從各地名師學習時文。1904年，譚延闓參加清末最後一次科舉試，中試第一名貢士，即會元，成有清一朝湖南唯一會元4月參加殿試，列為二等第三十五名，賜進士出身。譚延闓舉進士後，被朝廷任命為翰林院編修官，隨後返回家鄉湖南，任過湖南中路師範學堂監督、明德學堂總辦等職。

清末，要求立憲的風潮從各方面襲擊而來，清廷被逼得不可開交，不得已籌備立憲，先設立各省咨議局。譚延闓看到「富貴逼人」的形勢已經到來，就憑著他固有的政治資本——世家子弟和鄉紳地位，大肆活動。他有各種條件：第一，他在撫台和藩台衙門走得通；第二，他父親的故交和門生多；第三，他的科甲同年在省里很多。湘省大紳士王闓運、沈讓溪、王先謙、葉德輝、彭青藜、龍湛霖、吳雁舟諸前輩，都是可為他幫忙的。譚三少爺請客送禮，有的是錢。所以他想得到的湖南咨議局議長一席，有如探囊取物，伸手便得。

1909年，湖南咨議局成立，譚延闓被推為議長，從此成為了湖南君主立憲派的首腦人物。

三次督湘

民國初年，譚延闓曾三次把持湖南政務。辛亥革命爆發後，革命黨人焦達峰、陳作新等率新軍在長沙舉行了起義，建立了湖南都督府，二人自立為正、副都督。以譚延闓為首的立憲派，則成立了湖南都督府參議院，譚延闓被推舉為院長。後都督府成立軍政、民政兩部，譚延闓任民政部長，總攬湖南民政事務。同年，譚延闓策動新軍發動武裝政變，殺了焦達峰和陳作新，咨議局推舉譚延闓繼任都督，從此，他成為了湖南都督，獲得了湖南政權。當時革命黨人為了顧全革命大局，對他採取寬容態度。1912年，譚延闓加入了國民黨，又被袁世凱任命為正式的湖南省都督，權力如日中天。

1913年，因宋教仁被殺案和袁世凱「善後大借款」，同盟會發起「二次革命」，江西督軍李烈鈞宣布江西獨立，武力討袁。事前問及譚延闓，作為名為國民黨員，實懷立憲主張的譚延闓以「我從眾」敷衍而過。事後，譚延闓希望調停此事，卻受湖南革命黨人武裝脅迫，不得不於7月25日清晨，在都督府懸掛討袁大旗，正式宣告獨立。

僅僅半個月之後，由於北洋政府在軍事上取得巨大進展，湖南政局受到嚴重威脅。原本對「武力討袁」做法騎牆的譚延闓以「可免生靈塗炭」為名，迅速取消獨立，希望得到袁世凱的諒解。可惜的是，袁世凱並未給他好臉色，在自己正式被選為大總統時罷免了譚湖南都督之職，由湯薌銘取而代之。譚延闓第一次主湘結束。

1915年11月，袁世凱稱帝已出現端倪。湖南處於南北要衝，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革命黨人派程潛到上海，會同章士釗一起去說服譚延闓一同反袁。一向謹慎的譚延闓言以「來日方長」，「從緩計議」，沒有立刻答應。直至12月15日，蔡鍔在雲南舉起「護國」大旗，譚延闓才宣布反袁，並堅持袁世凱下台。

6月初，譚延闓受湘督湯薌銘之兄湯化龍之請，以調停湯與湖南各界的矛盾為名從上海到武漢，開始了第二次主湘的策劃。經過其一系列的策劃，7月1日，程潛所率領的湖南護國軍湘長沙進軍，將湯薌銘驅逐出湖南。而後，譚延闓提出「湘事還之湘人」，聯合革命黨人黃興等一起阻止黎元洪任命的陳宦入湘，最後逼迫段祺瑞政府不得不任命他為湘督。這是譚第二次對湖南主政。

譚延闓此次雖遂了心愿，但他深知段祺瑞除己之心不死。果然，護法戰爭一起，段祺瑞讓同為湖南人的傅良佐督湘，只留給譚延闓一個空頭省長。譚延闓決定聯合西南軍閥共同抗北，結果各省口惠而實不至，拖拖拉拉，武力抗北終於失敗了。9月1日，譚延闓只能以患病待醫為名，辭去省長職位，前往上海，結束了第二次督湘。在此之前，他將親信劉建藩和林修梅部調至湘南，為今後復職留下了後手。

1917年12月8日，北洋政府為了離間同在湖南的湘桂護法軍，突然任命譚延闓為湖南督軍。譚並未為之所動。之後，譚延闓取得桂系陸榮廷支持，決定「利用直，皖兩系軍閥之間的矛盾，聯直反皖」。1918年在桂系陸榮廷等支持下入湘重任湖南督軍，設謀逼迫程潛離湘，進而取得湘軍總司令頭銜，先後駐零陵、郴州。1920年6月驅逐張敬堯後，他一身兼任湖南督軍、省長和湘軍總司令三職，提出「湘人治湘」，制定省憲，民選省長，實行「聯省自治」。

在譚延闓身兼三職之時，趙恆惕擔任湘軍總指揮，掌握了湘軍實力，形成了自己的派系。老上司譚延闓在湖南政壇几上幾下，長袖善舞，對同樣野心勃勃的趙恆惕不啻是言傳身教。1920年11月，趙恆惕聯合湖南另一股軍事勢力程(潛)派軍人李仲麟等兵變，由李仲麟等公開通電逼譚延闓去職，趙恆惕則表面坐視，暗中調兵入長沙呼應。譚延閻被迫去職下野，於11月27日離湘赴滬。譚延闓第三次督湘失敗。

譚趙之爭

1922年，譚延闓思忖在湘譚派勢力尚存，參加了湖南「民選省長」的角逐。其時湘省勢力分為趙恆惕、譚延闓、林支宇(前湖南代省長)三派，湖南近代史上一場空前的、鬧哄哄的「民選」活動拉開了大幕。

趙利用實權在握的優勢，自任選舉總監督，設立了選舉事務所，限期3個月內「普選」出「省議員」，三派勢力收買走卒，爭奪選票，大小政治捐客、政治流氓在茶樓、酒館、妓院交易拉票，甚至組織打手，毆打、械鬥，醜態畢露。選出的省議員，趙派佔三分之二，三分之一為譚派及林派。隨後開始的省長選舉，趙以1603票奪得了「正式省長」的勝利，在這場「文斗」中，譚延闓再次居於下風。

追隨孫中山

但是譚延闓作為三上三下的「湖南省長」，敗給自己一手栽培的趙恆惕，心中不服，欲等待時機，再與趙一爭高下。1923年2月，譚追隨孫中山赴廣州，擔任了大元帥大本營內務部部長、秘書長。他為了奪回湖南地盤，策動舊部湘軍混成旅旅長陳嘉佑、沉陵鎮守使蔡拒酞、寶慶鎮守使吳學劍等倒趙，孫中山遂任命譚為湖南省長兼湘軍總司令，組織討賊軍討伐趙恆惕，指斥其「甘心附北，背叛西南」。趙的「中山亦設法敷衍」的伎倆完全失效。

譚延闓入湘後，為打破趙的「湖南自治」這塊假招牌，不得不宣布放棄過去自己曾提倡的「湖南省憲」主張，轉以孫中山的學說和三民主義作革命號召，而趙恆惕則組織所謂「護憲軍」，以維護「省憲」作擋箭牌。兩方勢力幾戰下來，趙力不支，逃出長沙，遂請求吳佩孚援助。吳佩孚援軍到後，廣東陳炯明叛變，孫中山急電譚延闓回師援粵，譚不得不回師馳援，譚趙戰爭因此結束，趙恆惕由此「湖南政權幾盡由其掌握」。

1923年譚延闓將2萬多湘軍帶出湘境回師援粵,增強了廣州革命政府的力量,打破了陳炯明、鄧本殷、方本仁準備合圍廣州的陰謀,使廣州革命政權轉危為安。

1924年9月,孫中山為了擺脫滇、桂軍桂軍閥的掣肘,也為了聯合皖奉,共倒曹(錕)、吳(佩孚),特令譚延闓率師北伐。這次戰爭雖然失敗,但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敵人的氣焰,減少了對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壓力。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6月初,滇系軍閥楊希閔,桂系軍閥劉震寰勾結雲南軍閥唐繼堯,公開叛亂。代理大元帥胡漢民猶豫不決,譚延闓、廖仲愷則力主討伐。譚並親往北江調動軍隊,「以附楊、劉之背」,為迅速平定叛亂,鞏固革命根據地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1925年7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在第一次東征征和平定楊希閡、劉震寰叛軍勝利的基礎上上正式建立起來。國民政府將在粵的各省革命軍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譚延間率領之建國湘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譚兼任軍長，魯滌平任副軍長，共產黨員李富春任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但是,由於國民政府內國共兩黨的並存,國民黨左中右三派的形成,以及右派的從中作梗,致使政府內暗潮迭起,摩擦時生。譚延闓總是以調人資格,他抱定了"三不"主義:一不負責;二不諫言;三不得罪人。憑此穿插其間,爭取各方好感。

左右逢源

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以後,國民黨中央軍政大權實際上是操縱在汪精衛、譚延闓、蔣喬石三人手裡。汪、蔣兩人為角逐權勢,常生摩擦,譚則居間調停,坐收漁利。3月間的「中山艦事件,」發生後,譚延闓先是準備響應汪的號召,聯合各軍武力反擊;繼而充當調人。後來看到蘇聯顧問和中共領袖都對蔣採取妥協態度,他也就急轉直下;特別是在得到蔣願推其為國民政府主席的許諾後,更順水推舟,同意了蔣的無理要求。汪精衛孤掌難鳴,只得憤然離職出國,譚延闓遂代理國民政府主席。

1926年10月,國民革命軍攻下武昌,擊敗了吳佩孚的主力。二、三、六軍也揮師入贛,開闢了江西戰場。國民政府遂決定遷都武漢。但蔣介石卻公然要求遷都南昌。後經鄧演達等人的努力和譚延闓的斡旋,蔣才被迫同意遷都武漢。

1927年3月7日,譚延闓、何香凝、李烈鈞等人到達武漢。譚為表示擁護革命,乃改號為「左庵」。3月10日至17日,在譚延闓的主持下,武漢國民政府召開了二屆三中全會,決定提高黨權,將政治、軍事、外交和財政大權集屮於國民黨中央,限制北伐軍總司令的權力,實行集體領導制。譚還利用他的影響,使第二、第六兩軍突破蔣軍重圍,回到武漢國民政府。對於兩湖的工農運動,他雖然表示了有限的支持;但隨著全國工農運動特別是湖南農民運動的高漲,卻在涼恐之佘,大肆攻擊農民運動「過火」,甚至誇大其詞地宣稱:他「茶陵家裡的佃農,也難逃此劫運」,並且斷言,「這條道路走不通,假如一定要勉強去走,鼻子會碰出血來的」。

4月,汪精衛回到武漢,譚遂有「門前冷落車馬稀」之感,因此對武漢的東征討蔣頗為冷淡,竟在鮑羅廷召開的討蔣會議上「索性睡著了」;而對寧漢合作和清共則頗表積極。當蔣被桂系和何應欽逼下台後,他首先響應桂系號召,親往南京,協商寧漢合作。9月,他背漢投寧,搖身一變,當上了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的主席,並夥同桂系軍閥西征討唐(生智)。當蔣介石在日、英帝國主義支持下,再度復起時,他一面表示歡迎,「數度趨訪,勸請早日復職」;一面又密令程潛放棄對唐生智的湘軍窮追猛打,而要安輯收撫,備為己用。當程潛被桂系逮捕後,他又為程的獲釋和程潛的第六軍的保留四處奔走。但是,蔣介石終於識破了譚想保留湘系勢力的企圖,假借第六軍內訌為由,將譚延闓的這支羽翼剪除。

猝然病死

1928年8月,在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上,蔣介石被推為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調任行政院長。這時,他一面表現出淡於功名、與世無爭的姿態;一面又積極幫助蔣介石清除異己。在蔣、桂戰爭中,他儘力籠絡何鍵,為蔣解去了湖南之隱憂。1930年,中原大戰,譚坐鎮後方,使蔣安心與馮玉祥、閻錫山決戰。他還時常寫信給在漢口的總司令行營主任何應欽,商討剿共和通報討伐馮、閻情況,成了蔣介石管理後院的忠實走狗。

1930年9月22日,譚因患腦溢血症猝然病死於南京。蔣為他大辦喪事,並設逝世紀念日,算是為他替蔣介石政權肝腦塗地的酬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