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主席如何鎮住威脅中國的赫魯曉夫？陳毅轟的他面紅耳赤

1959年國慶前夕，蘇聯最高領導人赫魯曉夫率團訪華。

如果考慮兩國兩黨之間的淵源關係，這次訪問可以說是順理成章的應有之義。

然而或許只有親歷者才能有所預感，這將是赫魯曉夫的最後一次訪華，而且由於此前種種齟齬，這次最後的訪問也難免不歡而散。

此後風雲急變、兩國關係急轉直下，直到赫魯曉夫下台成了「特殊養老金領取者」的多年之後，在個人回憶錄中仍然對此耿耿於懷。

那麼，1959年的時候，赫魯曉夫訪華，是如何被毛主席鎮住威脅？又是如何被陳毅轟的面紅耳赤？

場面不太好看

1958年這個年份，通常被認為是中蘇關係急轉直下的轉折點。

在那兩年之內，赫魯曉夫曾經兩度訪問中國，一次低調一次公開。

但從這兩次訪問的歡迎場面里，已經多少透露出了某種不尋常的氣氛。

身為資深漢學家、又擔任了多年外交官員的費德林，就曾經記述過自己作為隨行人員、跟從赫魯曉夫訪華時親歷的細節。

時值1958年7月31日，一架來自西北方向的飛機，盤旋降速後降落在北京郊區南苑機場。

飛機著陸後，艙門按部就班地打開，赫魯曉夫及其隨行人員魚貫走下舷梯。

北京的七八月正值秋高氣爽、陽光燦爛，但是在此刻的南苑機場，既沒有歡迎詞也沒有鮮花口號，更沒有長長的、寫著「牢不可破的友誼」的紅布條幅。

無論是在停機坪上，還是在隨後貴賓車隊馳過的道路兩側，都看不到手拿彩旗表達歡迎的群眾，也不再能聽到「蘇聯和中國永久是兄弟」的歌聲。

作為隨行團隊的一員，費德林寫下了自己的所見所聞，並認為看似平靜的水面之下，兩國間的裂痕正在逐漸擴大，曾經的兄弟同志情誼也變成隔閡與敵對，這是一件非常令人惋惜和痛心的事。

赫魯曉夫的個人回憶錄中，並沒有特別提到1958年的這次訪問，但對1959年國慶前夕訪華的細節卻連篇累牘地寫了不少，而且還是在不同的事件章節中多次提及。

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並不指望會得到像1954年初訪北京時那種兄弟般善意的接待，雙方之間那種溫暖親切的感情已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寒氣，我從一開始就感覺到了。」

從1958年到1959年，短短也就一年多年時間，實在發生了太多的事。

蘇聯先是謀求在中國領土上建設長波電台，後又提出要共同建立海軍聯合艦隊，這兩個設想都嚴重地侵犯傷害了中國的獨立主權，因此遭到嚴辭拒絕未獲同意。

到了1959年，前有赫魯曉夫出訪美國，後有蘇聯在立場上偏袒，兩國之間的默契與協作日益消退，再難回到當初的局面。

訪問中國之前

對於此次北京之行即將面對的人，赫魯曉夫並非全無了解；甚至可以說，從許多年前開始，他就已經初次明白了這個人的行事風格。

五十年代初期，中國正為其第一個五年計劃請求蘇聯給予經濟和技術援助時，斯大林曾經或明或暗地表露出對中國各種資源的興趣。

這其中包括不經意提起的金礦和鑽石礦、作為戰略物資意義重大的生橡膠，甚至也包括了用餐時偶然心血來潮留意到的菠蘿罐頭。

那麼怎樣獲得這些資源或者產品呢？

斯大林的想法簡單直接：划出一塊區域來，由蘇聯去建廠或者聯合建廠，接下來就可以開始生產了。

然而毛主席顯然並不接受這樣的計劃，對於每一次要求，他都審慎明確地回復：建廠可以，但必須由中國自己來。

請蘇聯提供必要的技術和貸款，由我們中國自己來建廠，等到順利地產出產品之後，再以產品來抵償貸款。

赫魯曉夫掌權之後，曾經將此類行為歸為斯大林「嚴重的錯誤」之一，認為正是這些針對中國資源的開發意向和操作方式，開啟了來自中國的敵對種子和反蘇情緒。

以中蘇關係為主要研究課題的美國學者A·D·洛烏在其著作《龍與熊》中認為，考察赫魯曉夫的種種言論，實際上過多地把中蘇爭端的責任推到了其他人頭上。

其實赫魯曉夫自己，對中國也早早地表露出了戒心。

1954年首次訪華以後，赫魯曉夫便表示「和中國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

1955年與西德就建交問題進行會談時，他對西德總理康拉德·阿登納提及中國那令人不安的「六億人口」，甚至毫不掩飾地說：「幫助我們，幫我們對付中國」。

「驚動世界的13天」

雖然赫魯曉夫對於中國的態度早有預想，但是這一次他也並不認為自己毫無底氣。

在1958年之前，赫魯曉夫認為自己在國內地位不夠穩固需要支持，國際上也需要面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壓力。

可是到了1958年，他對國內的局面控制比以前更為得心應手，蘇聯在導彈領域又大有進展。

此一時彼一時，情況已經大不一樣了。

而且，相對當時還仍處於一窮二白狀態的中國而言，蘇聯人事實上仍舊是不折不扣的老大哥。

赫魯曉夫當然清楚中國不會喜歡他向西方國家頻頻伸出橄欖枝的行為，站在尼赫魯那邊也必然招致中國不滿，但是既然有足夠強大的實力作為後盾，即使訪華之行不會受到和五年前一樣熱忱的歡迎，也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從1958年開始，他在與其他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的關係運作上下了不少功夫，也確實得到了效果和反饋。

他接見來自歐美國家的農場主、公司老闆、社會活動家，並逐步推動促成了在紐約舉辦蘇聯博覽會、在莫斯科舉辦美國展覽會的協議。

那一年9月12日，蘇聯火箭飛抵月球表面。

三天之後，赫魯曉夫乘坐的圖-114飛機史無前例地降落在美國本土。

當天的《真理報》刊出了一幅圖畫，背景是飛上月球的火箭以及「列寧號」原子破冰船，前景則是一架圖-114飛機，機身上寫著「莫斯科—華盛頓」字樣。

赫魯曉夫這次訪美被蘇聯稱為"驚動世界的13天」。

在那段時間裡，赫魯曉夫的一舉一動可說是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

儘管也有人認為赫魯曉夫過於直爽、幽默得近乎粗魯，但這種個性卻未必就不受美國公民的好評；而且，訪美確實對蘇聯國內乃至整個世界的局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蘇聯與西方國家的關係開始緩和，丘吉爾85歲生日時收到了赫魯曉夫發來的賀電，丘吉爾的反應是又驚又喜。

義大利總統吉.格隆基正式訪問了莫斯科，蘇法之間的交流也逐漸頻繁。

假如1960年5月初那顆防空導彈沒有把美國U2偵察機打下來的話，後面還有一系列的計劃正在按部就班地等待實施。

按照預期，蘇美英法四國政府首腦會談將在5月中旬舉行，再過一個月，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會正式訪問蘇聯。

不過在1959年這個時間點上，誰都不能預知美國偵察機會如此肆無忌憚，也沒有人能預料到那顆導彈的飛行軌跡。

通過當時的一系列操作，赫魯曉夫在蘇聯國內外的影響力大大增加，說話的聲音也更加強硬；這一切都為他的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訪華增加了新的不確定因素。

針鋒相對

總之一句話，赫魯曉夫抵達北京時，是帶著「剛剛完成訪美，載譽而歸」的光環來的。

冷戰多年的美蘇關係似乎出現了一點轉機，這個動向說是舉世矚目也一點都不誇張。

雖然美國也有政治家不停呼籲「不要關注赫魯曉夫」，不要給他一點眼神，但實際上，民眾的興趣點是誠實的，媒體的嗅覺也是誠實的。

赫魯曉夫訪美期間，來自30多個國家的近2000名記者趕著跑去採訪，人數之多刷新了美國新聞界記錄。

要知道，兩年前伊麗莎白女王訪美，也只有1400名記者跟隨採訪。

他與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一個名叫「戴維營」的別墅長談三天，這也是後來他常常把「戴維營精神」掛在口頭的原因。

以結果而論，戴維營會談並沒有達成多少有建設性的共識，除了確定四國首腦會議計劃和艾森豪威爾訪蘇計劃之外，幾乎連公報都沒什麼內容可寫。

赫魯曉夫本人認為這次訪問「既沒成果、也有成果」、「體現了道義的巨大勝利」。

當他聽見翻譯員傳達說艾森豪威爾用英語稱呼他為「我的朋友」，他感到發自內心的由衷高興。

一些西方媒體也認為，雖然大家都極為關心的德國和柏林問題並沒有談出個什麼結論，但這是緩和緊張局勢的良好開端。

在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赫魯曉夫幾乎言必稱「戴維營精神」，說這將成為戰後局勢的重要轉折點、國際關係的新紀元。

實際上在美國那邊，對此事的態度可以說是根本不在一根弦上。

副總統尼克松直接放話「不接受蘇聯人所謂的和平共處」。

至於艾森豪威爾本人，在其回憶錄《締造和平》中也寫了，「後來大談戴維營精神，但這是一個我從未用過也從未認為恰當的詞兒。」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赫魯曉夫當時的態度未免過於樂觀。

丘吉爾曾評價說，他「真是過分頻繁地指望兩步就越過深淵」。

積極高調地靠近美國，同時又在中印爭端問題上看似兩不相幫實則和稀泥，這些立場都增強了來自中方的不信任感與戒備感。

A·D·洛烏對此作出評論：北京並不打算掩飾他們對赫魯曉夫訪美以及其他政策做法的不滿。

舊的分歧既沒有解決也沒有就此擱置，新的分歧卻還在不斷產生，會談冷場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國慶慶典的間隙，赫魯曉夫忽然對著毛主席說了一句：「我們是不是把核專家撤回去！」

而毛主席聽到這樣看似試探、實際隱含要挾的話語，也只是輕描淡寫回了一句「那樣也好，自己試試對我們也是個鍛煉」。

實際上早在1958年，關於電台和艦隊的爭論已經將雙方分歧逐漸擺上了桌面。

蘇聯撤走專家、停止援助的可能性，對於毛主席來說並不是個多大的意外。

1959年這一次，赫魯曉夫需要直接面對面交鋒的還有另外一個人，那就是陳毅。

「中國方面決定讓陳毅來對付我」

不同於很早就總攬外事工作的周總理，陳毅元帥正式走馬上任外交部長，是從1958年2月才開始的事。

眾所周知，他在戰爭年代是司令員，建國之後授銜元帥。

從軍隊轉到外交戰線，陳毅自己在心理上是深懷「綆短汲深之懼」的。

槍林彈雨都闖出來的人，還有什麼好怕的呢？

他怕的是自己說話「太有破壞性」，有時候情緒一上頭，說話衝口而出。

要是自家同志之間尚有解釋餘地，放到外交場合一旦言論出事，那就是必然是大事且難以挽回。

不過不論是毛主席還是周總理，對他從事外交工作都充滿信心。

毛主席還認為，這種「臨事而懼」的心理是他的一大優點。

這一次會面，赫魯曉夫就真的領教到了什麼叫做「說話的破壞性」。

雙方會面之初，又一次提到了位於焦點繞不過去的聯合艦隊問題。

赫魯曉夫聲稱這是一場誤會，原因是「某些政府部門」，是蘇方尤金大使傳錯了話。

陳毅卻並沒有順水推舟給個台階，而是當面與他進行事實對證，令赫魯曉夫一時語塞。

雙方的交鋒並沒有就此結束。

赫魯曉夫為中印邊界問題花費了口舌和精力，他要求中國和尼克魯搞好團結。

「不同意採取任何疏遠或削弱尼赫魯在國內地位的政策」。

陳毅馬上頂了一句，我們對民族主義者的政策是既團結又鬥爭，而不是遷就主義。

赫魯曉夫對遷就主義的說法極不愉快，陳毅隨即列舉了5月9日塔斯社的聲明，明確指出，蘇聯採取的就是偏袒印度的立場。

在國慶前夕舉行的招待宴會上，赫魯曉夫頻頻擺出「老子黨」的派頭。

幾天後的正式會談現場，赫魯曉夫又出言指責炮擊金馬的做法，對台灣問題說三道四。

陳毅這一次也同樣沒有後退，他重申那是中國自己的領土，炮擊金門是也是中國內部的事情，並質問：你難道還要替蔣介石和美帝國主義來指責我們嗎？

赫魯曉夫對此無話可答，便說你是元帥我是中將，軍事上我得聽你的；然而要論黨內職務，自己是第一書記，陳毅只是政治局委員，應該陳毅來服從。

陳毅回答，你是第一書記這沒錯，但你講得不對我們就不聽你的，這是兩個黨在談問題嘛！

最終，這一場會談就這樣不歡而散，當晚天安門的慶祝活動赫魯曉夫也沒有參加。

直到多年後，赫魯曉夫寫回憶錄寫到這段舊事，還特彆強調「中國方面決定讓陳毅來對付我」。

他認為陳毅表現粗暴無禮，直接將會談氣氛變得緊張激烈，並懷疑這究竟是出於個人性格，還是「某種有意的政治動機」。

幾年後，陳毅在第二次日內瓦會議上重申了著名的「我們不做衛星國」態度，這句話很快登上了各國報紙的通欄大標題。

在另一次與日本友人的談話中，他也提到「不能一味跟著赫魯曉夫走」。

如果緊跟赫魯曉夫走，那當然會有好處，他會授你勳章、給你援助，稱呼你為「親愛的同志」……但是為了保衛馬列主義原則，為了中國獨立自主的權利，不能沉迷於這些好處當中。

影響深遠，餘波未平

1959年國慶慶典結束後，赫魯曉夫興緻不高地回了蘇聯。

這次會談雙方沒有共識、沒有協議、沒有公報，赫魯曉夫已經完全明白了中國不會亦步亦趨聽從指令。

次年夏天，蘇聯單方面撕毀協議，撤回所有1390名援華專家、撕毀343項合同、廢除257個科技合作項目。

撤人撤圖紙，留下了一大批建設到一半的項目現場，中蘇關係從此一去不回。

陳毅身為外交部長，對這種雪上加霜的做法十分憤慨，他說「這算什麼馬列主義！」就算是資本主義國家也不能這樣。

那幾年間，其他國家的局面也在發生改變。

1960年，卡斯特羅領導下的古巴革命正逐漸轉化發展成為社會主義革命。

美國政治家中不止一人宣稱，美國既不能也不應容忍共產主義制度在西半球存在。

美國動手制裁古巴，並實際支持古巴僑民支隊推翻卡斯特羅；相反地，蘇聯則加強了對古巴的經濟與政治援助。

而中印這邊，印度的挑釁摩擦不斷，並釀成了1962年的中印自衛反擊戰。

中蘇兩邊對對方的外交政策都提出了批評，最終匯聚成1963年的公開論戰。

蘇南和解、古巴導彈危機、中印邊界爭端等問題，都成了進一步分歧和激烈論戰的焦點。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實彈爆炸。

周總理說：「就把這當作我們向赫魯曉夫告別的禮炮吧！」他這樣說是事出有因的，就在兩天之前，赫魯曉夫剛剛「退休」了。

這或許也是一種冥冥中的巧合吧。

參考材料：

《陳毅傳》；《陳毅傳》編寫組；當代中國出版社

《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俄）尼·費德林；新華出版社

《赫魯曉夫政治生涯》；（蘇）羅伊·梅德韋傑夫；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赫魯曉夫回憶錄》；（蘇）赫魯曉夫；東方出版社

《蜜月的結束——毛澤東與赫魯曉夫決裂前後》；張樹德；中國青年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