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中共九大會議上，毛主席突然問身旁的周恩來：
「看到紀登奎同志沒有，他馬上要發言了。」
周恩來掃視了一下前面的代表席，說：
「主席，紀登奎同志，在下面坐著呢！」
圖|紀登奎
這時，紀登奎從座位上起身，大步走向發言台，當他路過毛主席的座位時，主席微微一笑，說：
「請你發言！」
然後，主席站起身來，向全體代表宣布：
「他是紀登奎同志，山西人，一直在河南工作，是我的老朋友啊！」
與會代表無不張大了嘴巴，他們沒想到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同志，竟然會是毛主席的老朋友，而且主席還親自為他介紹。
會上，毛主席推選紀登奎為第九屆中央委員。
在後面召開的九屆一中全會上，經毛主席提議，他又被選舉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紀登奎為什麼會成為毛主席的老朋友？
這個故事還得從1951年說起。
一、紀登奎與毛主席的第一次見面
紀登奎與毛主席第一次見面是在1951年的春天，在河南許昌。
毛主席對許昌這個小城有著獨特的情感。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攜漢獻帝前往許昌，並將這裡定為東漢末年的京城，當時人稱許都。曹操就是在這裡建功立業的，毛主席非常佩服曹操的文治武功，所以對許昌也就產生了獨特的情感。
建國初期，毛主席數次南下考察。每次火車路過許昌，他都要下來聽取許昌政府工作人員的報告，順便做一些批示。他還親自視察了許昌下面的襄縣、長葛等地。
1951年春，毛主席乘坐火車沿著京廣線南下，途經許昌時，他吩咐停車，說要了解一下當地市、縣的黨建和宣傳工作。
起先，毛主席找的是許昌地委書記路憲文匯報工作，可是他說話模稜兩可、磕磕絆絆，沒有給出毛主席滿意的回答。
主席還以為他是過於緊張，才說話沒條理的，開玩笑問他：
「你們許昌不是有個叫上蔡縣的地方嗎？那應該還有個下蔡縣吧！」
路憲文更加緊張了，他哆嗦地回答：
「主席，我準備不充分，不了解下蔡縣。」
「你們信陽，那個宋士傑告狀的文廟還在吧！」
圖|毛主席
「主席，我準備不好，不知道。」
「行吧，我們開始談工作。」
路憲文從頭說到尾講的都是，過去紅薯只能蒸著吃，現在可以做饃饃、包餃子……
毛主席興趣索然，說：
「合著你就是個草包書記呀！把你們副書記叫過來。」
當時，紀登奎擔任許昌地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為毛主席彙報工作的任務，本來就應該由他來完成，可路憲文卻搶在他的前頭，想在毛主席面前表現一番，沒想到弄巧成拙、狼狽不堪。
紀登奎被工作人員帶進毛主席所在的車廂，第一次與主席近距離談話，說不緊張是假的。
他向主席自報家門：
「毛主席您好，我叫紀登奎。」
毛主席上下打量他，看他年紀不大，隨口問道：
「小夥子今年多大了，沒有30歲吧？」
紀登奎回答：
「沒呢，主席，還差兩年。」
「我今年58歲了，再過兩年就是花甲老漢了，你還沒到而立之年呢！」
「主席氣色好，看上去不像快60歲的人。」
「你這小夥子會說話。」
「謝謝主席的誇獎！」
「差點忘記正事了，我叫你上火車呢，主要是想聽你彙報一下你們這裡的情況。」
「主席，咱們許昌位於河南省中部，地勢平坦，是個農業大市，盛產小麥、玉米等農作物。」
「我吃過你們生產的麵粉。」
「歷史方面呢，許昌曾經是東漢的都城，歷史名人和文化古迹非常多，像曹操、許由等都在許昌生活過。」
「嗯，你繼續說。」
「資源物產的話，許昌煤炭、鐵礦資源較為豐富……」
「小夥子，看來你是下了不少功夫啊！辛苦了呀！」
「沒有，為人民服務，這是應該的！」
接下來紀登奎著重向主席介紹了許昌地區的宣傳工作、密切聯繫群眾等經驗。他說話有山西口音，又帶上點河南味，但很流利。
他隨身準備著演講稿，可一直沒有翻看過，在講到一些具體數字和事例時，他會放慢語速，有意讓主席聽得清楚些。
這次彙報一口水沒喝，紀登奎滔滔不絕講了一個多小時，要不是工作人員提醒，他可能連續幾個小時都不帶停的。不過，毛主席感興趣的方面，他都提到了。
主席對他的彙報十分滿意，不時還在本子上寫下幾個字。
他說完，拿起杯子要喝水，毛主席突然發問：
「紀登奎同志，你挨過批評嗎？」
紀登奎放下杯子，望著主席的眼睛，不假思索地說：
「挨過，還不止一次呢！」
「到底幾次？」
「有兩次吧！」
圖|毛主席
毛主席點點頭，對他的回答很滿意：
「我比你還多一次呢！挨點批評也好，長記性。」
「是的，主席！」
「他們批評完你，你覺得批評對了，還是錯了？」
「批評錯了，兩次都是錯的，不過我不記恨他們！」
「那你詳細說一說，那兩次經歷吧！」
接著，紀登奎簡單講述了自己那兩次挨批評的經歷。
毛主席聽完，反問他：
「那你批評過別人嗎？」
「有，批評別人的次數，比我挨批評的次數還要多。」
「有批評錯了的嗎？」
「有時候也搞錯過。」
主席坐直身體，嚴肅地問道：
「你殺過人嗎？」
紀登奎被主席這個問題嚇到了，但他沒有猶豫，立刻回答道：
「殺過，剿匪、反霸、鎮壓反革命，殺了不少人。」
「殺錯過嗎？」
「也有。」
主席的表情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他只好進一步解釋其中的原因，說：
「那時情況危急，我沒來得及調查就把人殺了，這是我的失職。」
毛主席緩緩地說：
「還是要調查清楚再給人定罪，能少殺的盡量少殺，能不殺的盡量不殺。」
實際上，有人覺得毛主席前面問的這一段話，是在考察紀登奎，看他到底敢不敢說實話。
究竟是不是在考察，已經沒辦法還原事實了，總之毛主席對紀登奎的回答很滿意，他也從此記住了這個許昌的、年輕的宣傳幹部。
圖|毛主席
毛主席一路南下到達武漢後，派人找到王任重，要他找人去許昌總結宣傳工作的經驗。
王任重找到宣傳處長郭小川，讓他到許昌進行實地調查，不到一個月，他完成了一篇題為《中共許昌地委宣傳工作》的文章，發表在當年的《人民日報》上。
因為許昌地區的宣傳工作反響巨大，5月，紀登奎應邀參加全國第一次宣傳工作會，並向來自全國各地的代表宣傳許昌經驗。
毛主席當眾稱讚他：
「紀登奎將我黨的宣傳工作帶上了新的台階，他算是我的老朋友了。」
會議結束後不久，紀登奎由副書記轉為正書記，管理當地17個縣、市，時年28歲，成為全國最年輕的地委書記，沒有之一。
這為毛主席在中共九大會議上，推選他為第九屆中央委員奠定了基礎。
二、毛主席要聽實話
1953年，毛主席又來到河南視察，他問河南省委書記潘復生：
「紀登奎同志在嗎？我要聽他給我彙報！」
紀登奎踏上專列，來到毛主席面前，主席讓他找地方坐下。
他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毛主席想了解哪一方面的事情。他只能籠統地將許昌的經濟、民生、黨建、宣傳等工作統統講了一遍。
主席打斷了他的發言：
「我想知道當地合作社的具體情況。」
在一般情況下，高居在上的地委書記，了解到的信息都是經過下面加工或者美化過的數據，極少有完全準確、具體細緻的情況。
幸好，紀登奎不是一個常年坐在辦公室發號施令的領導，他剛從魯山縣的一個合作點調查回來，對合作社的具體情況大致了解。
紀登奎記憶力好，他的數據都是經過實地調查的，毛主席對他的彙報給予了肯定。
主席的專列快速行駛，到駐馬店火車站時，主席親自送他和潘復生下車，囑咐羅瑞卿：
「給他們買兩張火車票！」
1963年，紀登奎進入河南省委，擔任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他還沒上任，河南省委就打來電話，通知他：
「請速來鄭州！」
他正納悶發生了什麼事，這麼火急火燎的，到了鄭州才知道是毛主席召見他。
他來不及與許昌地委告別，帶好行李坐上火車就趕赴鄭州。
毛主席問他：
「我想了解一下，洛陽地區的農村是如何戰勝災荒，克服困難的，您可要說實話！」
毛主席最後強調，要他說實話，因為主席在中南海看到的來自下面的情況，基本上是報喜不報憂，文件裡面的情況大都重複一個意思，「形勢一片大好！」這反而讓主席擔憂不已，他無法向地方下達正確指示。
他將當地受災的實際情況如實告訴了主席，主席聽完心疼不已：
「這三年困難，害慘了我們的河南人民啊！」
圖|紀登奎
紀登奎調任河南省委後，心中愧疚，感覺對不起人民群眾，他背著行囊，徒步來到信陽、駐馬店等縣的農村地區，真誠地向老百姓道歉。
三、受到毛主席的重用
1969年4月，紀登奎作為河南省代表出席中共九大會議。
4月12日，吳法憲奉命找到他，說：
「毛主席點名，要你在大會上代表革命幹部發言，時間不要超過10分鐘，主題是談一下如何正確對待群眾的問題。」
他推脫道：
「我來發言不合適吧！我不算革命幹部，只能算解放幹部。」
「那你覺得誰才算革命幹部呢？」
「劉格平、王效禹這些人才算吧！我只是由毛主席解放出來的幹部。」
「你難道還沒懂嗎？就是毛主席讓我來找你的，是他讓你代表革命幹部發言的，你要做的是接受任務！」
「不好吧！我不知道該怎麼向毛主席彙報呢，請您把我剛才說的話跟主席彙報一下吧！」
吳法憲離開半個小時後，又回來了，他告訴紀登奎：
「我向主席彙報過了，主席的回復是，他就是要你這個『解放幹部』發言！」
九大會議上，發言的人中，周恩來、康生代表的是中央；陳永貴代表的是農民；王洪文代表的是工人；尉鳳英代表的是婦女；孫玉國代表的是解放軍。紀登奎的開場介紹是「革命幹部」代表。
輪到紀登奎講話時，毛主席四處尋找主席團成員坐席上他的身影，找了很久還沒有看到他，焦急地問一旁的周恩來：
「紀登奎同志坐在哪呢？我怎麼沒找到他？他馬上要發言了。」
周恩來指著前面的代表席，說：
「他在下面的代表席坐著呢！」
這時，紀登奎站起身來，朝發言台走去，路過毛主席的座位時，主席笑著對他說：
「請你發言！」
然後，毛主席站起身來，向全體代表宣布：
「他是紀登奎同志，山西人，一直在河南工作，是我的老朋友啊！」
毛主席講完，會場頓時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
紀登奎的發言內容大概是這樣的：
「我們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毛澤東思想，永遠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跟著毛主席干一輩子革命……緊跟毛主席就是勝利！」
他10分鐘的發言中，竟然有30多次提到了毛主席，充分表達了他對毛主席的忠心。
同樣地，毛主席在會議上說他是「老朋友」的介紹，也讓紀登奎平步青雲。
在毛主席的建議下，紀登奎在第九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當時他才46歲。
1969年5月2日，毛主席到河南省代表暫住的京西賓館，接見了耿起昌、王新、紀登奎、劉建勛等人。談話結束時，主席單獨對紀登奎說：
「你要調到北京來工作幾個月，幫中央打個短工吧！回去後，我讓周總理安排一下，他什麼時候通知，你就什麼時候來。」
「毛主席，我水平還不太行吧！」
「凡事開頭難，來中央鍛煉一下也好啊！」
6月1日，毛主席的專列經過鄭州，劉建勛、紀登奎上車彙報情況，主席再次強調：
「紀登奎同志要儘快來北京工作！」
圖|紀登奎
紀登奎謙虛地說：
「我能力低，水平差，去中央工作更不行。」
「這樣，我覺得你可以兩頭跑，一半的時間在北京，一半的時間在河南。北京的工作比較難，在北京工作時間不能太長，就當打個短工吧！」
他只好答應下來。
他到北京後，在中央的主要工作是抓農業問題。當時的中國，雖然工業有所發展，但還是以農業為主，所以他肩膀上的擔子並不輕。不過，他畢竟從基層一步步升上來的，對農業方面非常熟悉，做這方面的工作對他來說手到擒來。
四、建設大寨縣
1968年8月，中共山西昔陽縣委第一個提出要建立大寨縣的口號。縣委召開誓師大會，莊嚴宣告：
「治山治水、改天換地、重新安排昔陽河山。」
從1967年到1969年，昔陽縣大搞農田開墾，新開拓農田8萬多畝，擴大灌溉面積3.1萬多畝。
1969年，全縣糧食產量達到1.67億公斤之多，比1966年的8000萬斤翻了一番。到1970年，昔陽縣糧食總產量突破2億斤，平均畝產542斤。這對當時糧食緊缺的北方來說，是一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示範。
中央十分看重昔陽縣的這番成績，決定在昔陽召開一次「北方農業會議」，會議代表來自黑龍江、吉林、遼寧、北京、天津等14個省市。
會議由紀登奎全權負責，他的任務就是要考慮好這個會要怎麼開，解決一些什麼問題。
接到任務的他，立刻帶人趕到昔陽縣考察，為大會的召開積累素材。
原昔陽縣委書記陳永貴已當選為中央委員，他對紀登奎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
8月9日下午，陳永貴和山西省領導陪同紀登奎，在當地轉了一圈，隨後上了虎頭山。
紀登奎看著生機勃勃的莊稼，對他們說：
「看樣子，今年又是一個豐收年，有可能打破糧食產量的記錄啊！」
他操著山西口音和他們邊走邊聊，從路邊的玉米，聊到化肥、土壤和穀子的長勢。從春天聊到冬天，農業的方方面面無所不談。
紀登奎對昔陽縣最大的印象是，他們吃苦耐勞的精神。他想著，同樣是一群人，同樣是一個國家，並且昔陽縣的自然環境，也沒有比北方其他地方要好很多。為什麼它就可以3年糧食產量翻一番呢？為什麼它就能從一個需要靠外運糧的縣，迅速轉變為一個有餘糧的縣呢？
經過一番思考，他得出結論：
「是人！關鍵還是在人！人的因素起到決定性作用。」
他叫記者在寫學大寨的材料時，要強調人的因素。
後來，他又在昔陽縣考察了3天，在這幾天里，一個農業大國的農業發展大計——建設大寨縣，在他的頭腦中逐漸萌芽。
他很快寫完了《在中央北方農業會議上的彙報提綱》（初稿）。
《提綱》指出：
「學習大寨要把毛澤東思想放在首位，要活學活用，不能模式化、教條化。」
8月20日的北方農業大會上，山東組提到：
「同樣是一片天，同樣是一塊地，同樣是毛主席的英明領導，為什麼山西昔陽縣能做到，我們山東做不到？」
會議記錄報告呈送給毛主席批閱：
「同意！」
8月28日，《人民日報》正式宣布全國第一個農業大寨縣建成，同時發表社論：
「昔陽縣從一個缺糧縣變成一個餘糧縣，給全國各縣的領導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
『昔陽縣能辦到的，其他縣為什麼不行？一年不行，兩年不行……四年、五年總是能成的！這裡的關鍵因素在於人……』」
從此農業學大寨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展開了。
五、晚年辭去黨內職務
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紀登奎主動辭去他擔任的所有黨內職務。
圖|鄧小平
後來，鄧小平找他談話，要他繼續為國家做一些工作。
於是，中央安排他主管旅遊工作。他提出：旅遊業是『無煙工業』，在未來絕對會給國家創收。同時他給出了許多關於旅遊業的具體建議。中央贊同他的看法，並在旅遊產業上投入不少財政資金。
1982年．紀登奎早年的戰友趙紫陽提議，將他安排到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工作。王震代表中央找他談話，給他的職務是「部級研究員」。
上任後，他在短短几年時間裡，走遍了除西藏以外的省、自治區、直轄市，調查研究的收穫很大。
晚年他在評價毛主席時，說：
「毛主席是中國乃至全世界最偉大的一位人物，他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為中國革命、新中國建設殫精竭慮……在維護國家主權問題上，他是寸土不讓的，抗美援朝、對印自衛反擊戰、珍寶島自衛反擊戰、對越自衛反擊戰，這幾場戰爭都深刻表明了毛主席的戰略眼光是獨到的、正確的……」
曾經有人問過他：
「你晚年還想做些什麼？」
他回答：
「我還想到大學裡面去教書，講講政治經濟學之類的課程。趁我還能動，我還想多看看咱們的國家。」
1988年7月13日21時06分，紀登奎突發心臟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5歲。
《人民日報》在報紙上發了一則普通的訃告，這樣評價他：
「他是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