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周：朝貢制度轉變的契機——基於1873—1876年間《燕行錄》的考察

摘要：雖然中國已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允許外國公使常駐北京，但朝鮮執政的興宣大院君仍固守鎖國政策，國內輿論也一直主戰。1873年高宗親政以後，政策發生變化，1876年與日本簽訂《江華島條約》。在這期間，朝鮮希望從中國得到有關外國情況，但是從張世准、萬青藜、李鴻章與朝鮮使行人員的交往來看，中國士人則因顧忌朝鮮國內輿論和人臣外交的嫌疑而相當謹慎，即使坦誠相待，也因大多數朝鮮士人的謹慎和固執而不能發揮很大作用。在韓日修交之後，朝鮮派遣修信使出使日本，從此重視從日本了解外部世界，甚至派遣紳士遊覽團到日本考察，相反對中國無類似舉動，只是選派留學生到中國學習機械製造而已，恐怕部分原因也在於此。宗藩關係在這個時候本來有一個很好的時機，可以根據形勢變化做出調整，更好地應對外部世界的衝擊，結果卻顧忌重重，因循守舊，埋下了後來宗藩關係終結的種子。

在朝鮮半島進入近代的前夜，掌權的興宣大院君推行斥邪政策。經歷丙寅洋擾和辛未洋擾之後，更是執行嚴格的鎖國政策，不願與西洋各國締約通商，甚至在全國各地豎立「洋夷侵犯，非戰則和，主和賣國」的斥和碑。面對西洋各國和日本的締約通商、傳教及和好要求，朝鮮朝野上下幾乎只能以戰守為大義。但是在1873年高宗親政以後，朝鮮對外政策迅速發生轉變，並在1876年與日本簽訂《江華島條約》，朝鮮從此納入近代國際體系，也被作為朝鮮半島近代史的開端。

從1873年轉變對外政策到1876年開港只有短短的兩三年時間，由於此前大院君的極端鎖國政策，導致朝鮮對外知識準備嚴重不足，所以在1873年以後急切希望了解日本、俄國和其他西洋各國的情況。而這時朝鮮了解外部世界的通道幾乎只有中國。上述情況在1870年代前期的《燕行錄》中也有反映。從18世紀開始，朝鮮使行人員與中國士大夫的交往日益擴大，且中國士大夫在鴉片戰爭以後思想也發生了很大轉變，《海國圖志》等新書也很快通過燕行使傳到朝鮮。那麼，在朝鮮使行人員與中國士大夫實際交往的層面，他們在時局認識與對策上是否存在深層次的交流？本文以《燕行錄》為主要材料，通過考察朝鮮使行人員與張世准、萬青藜和李鴻章三人交往的情況，對這一問題作了簡略的回答。雖然考察的人物有限, 但這三人具有代表性，一個是普通官員，一個是經常要接待朝鮮使臣的禮部尚書,一個是後來負責朝鮮事務的洋務大臣。通過1876年前這三人與朝鮮使行人員交往情況的考察，不僅有助於了解開港前朝鮮朝野的國際知識儲備情況，亦可藉以分析宗藩關係應對世界整體局勢變化的靈敏程度，為我們從更深層次理解後來清韓宗藩關係的演變提供一個有用的角度。

一、張世准

張世准，字叔平，號五溪，又號梅史，道光六年(1826)生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中舉，任內閣中書,後任刑部主事、員外郎。龔方緯《清民兩代金石書畫史》說張世准「善畫墨梅，山水枯勁而淹潤。住京久，與山陰周少白齊名。書法亦蒼勁」。

周少白即周棠，與朝鮮使行人員多有交往，「朝鮮人朝京師者,每乞其畫歸」。張世准也是如此。同治二年（1862)以冬至兼謝恩副使身份到北京的朴永輔最早與張世准訂交，此後即不斷有朝鮮使行人員與其來往。張世准家住琉璃廠附近，與王士禎舊居相鄰，朝鮮使行人員到了北京後都要去琉璃廠遊覽,而王士禎為海內詩宗，亦為朝鮮文人所推崇，所以去他家拜訪也很方便。同治十二年（1873)到北京的朝鮮冬至使鄭健朝等人即「因訪阮亭舊宅遂造其第」。

不過與周棠不同，張世准受朝鮮人推崇的主要是書法和詩，稱讚他工書善詩。如後來代表朝鮮與日本簽訂《江華島條約》的申欉是有名的儒將，亦工書善詩，酷愛張世準的書法，曾將自己的數十幅作品求人帶給張世准批評，並希望得到張世準的作品，於是張世准也以數十幅作品相送。所以後來姜瑋在《奉呈張五溪世准員外為別》詩中說：「法書一紙，神交萬里，渺若追仙三島。也曾寄去也曾來，想了了才憐了了。」

朴永輔在朝鮮以詩文名於世，在北京也是與董文煥等人詩文唱和，並刊有唱和集。他與張世準的交往應亦以詩文唱和為主。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二十四日朝鮮冬至使一行啟程時，李建昌將他與鄭基雨、洪岐周、李重夏四人的唱和集《韓四客詩選》交給姜瑋，讓他帶到北京，請中國文人批評，姜瑋即請張世準點評。姜瑋也將自己的詩稿拿給張世准批評。

然而，張世准與周棠最大的不同，是他在朝鮮人中還以「兼長策論」而聞名，鄭健朝、姜瑋等人在入燕前耳聞已久。由此可知，張世准與朝鮮使行人員的交往並不僅限於書法和詩,也包括對時局的看法。鴉片戰爭以後，朝鮮使行人員在與中國士大夫的交往中偶爾涉及洋務，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如道光十年 (1859)冬至使行權大肯、金德喜、閔致庠、權時亨等人在與黃爵茲、錢江、楊熙和倪印垣等人筆談時,不僅涉及黃爵茲、錢江等人個人經歷和鴉片戰爭當時中英形勢，也論及朝鮮軍備問題。權百涵在《石湍燕記序》中肯定了權時亨在其燕行錄中「多記與中國士大夫談論文章」的做法，並說：「讀至樹齋翁九州八歷、五嶽四登之句語,頓覺禽尚寥寥，東平子伊江雜感又何其雄憤慷慨也。每於其精悍之眉睫，輪囷之腔血，未嘗不掩卷噓唏，而亦將大有望於來後爾！」

但是，曾經在咸豐十一年（1861)和同治十一年 (1872)先後兩次入燕的朴珪壽注意到，這期間北京士風已有很大變化，「老成者皆無甚興況,且其有志者多如王顧齋之歸里家食也。年少新進，皆不過詞翰筆墨，而亦無甚超群者。所交雖多，而只是酒食相招邀,詼笑相樂而已」。同治五年到北京的朝鮮謝恩兼冬至副使南一祐也覺得中國士大夫不願意與朝鮮使行人員接觸。他說：「漢人每多存嫌，不肯過從,滿人則原不納交，故結識未易，或於朝班談話矣。」

朴珪壽、南一祐等人之所以有這種感覺，自然有中國士風變化的因素，也有來自朝鮮方面的原因。張世准雖然在朝鮮人中亦以策論見長，但是他自稱不願意輕易與朝鮮人談論時務，原因在於中國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已經基本接受了與西洋各國締約通商的局面，而朝鮮人多年來始終一味主張戰守，因此「情有所格，樞密之地，莫肯告也」。張世准在與鄭健朝等人的談話中，也提到他前後結交朝鮮名士有十數人, 但是很少談及自己的真實想法，雖或涉及也只是一些中國在鴉片戰爭時期的主戰斥和之論,如果稍微涉及議和通商之類的內容,朝鮮人就不願意聽。「弟之荒言無從而出。獨遇尊兄，胸有定識，所慮者遠,傾蓋之地，處以肝膽，不施華采，筆筆悃愫，不識貴朝有如兄者幾輩，與聞時議，何慮此事，此弟所以不揆謬妄，樂告而不倦也。」

這次張世准之所以願意向朝鮮人詳細闡述自己對時局的看法，是因為鄭健朝等人因其「兼長策論」而主動以日本是否會侵略朝鮮問題向其請教。這樣的談話內容在《燕行錄》中絕少見到，因此對了解朝鮮使行人員與中國士大夫的交往具有特殊意義。儘管張世准這次願意傾心相談，但並非全無禁忌，每當「行文肯緊處與得意處，皆自下圈批而投諸火」。

根據姜瑋《北游日記》推測《北楂談草》所記鄭健朝等人與張世準的筆談時間應為同治十三年(1874)正月十三日，次日姜瑋再次持鄭健朝書信往訪，筆談內容即《北楂談草》附錄《古歡談草》。在這前後鄭健朝、姜瑋等人與張世准還有多次交往，但是並不涉及時務。正月十三日的筆談是鄭健朝、姜瑋早飯後從玉河館去拜訪張世准，在張世準的雙魚罌齋進行的，鄭健朝和姜瑋日暮始歸，雙方談了整整一天時間。

鄭健朝和姜瑋之所以向張世准打聽日本的情況, 是因為聽說同治十二年（1873)到中國交換《中日修好條規》批准書的日本使臣副島種臣和柳原前光在覲見中國皇帝時有侵伐朝鮮之語，想打聽日本使臣與中國皇帝和總理衙門等談話的內容。其實副島種臣等在與李鴻章會談時談到征韓問題，覲見同治皇帝只是一種儀式，不可能有如此深入的談話。而朝鮮之所以重視日本使臣覲見同治皇帝一事，是因為同時覲見的還有英、法、俄、美和荷蘭五國公使，朝鮮擔心日本會與他國聯合侵伐朝鮮。對於鄭健朝和姜瑋的問題，張世准只是說：「此是總理衙門慎密辦理勾當，有非外廷臣人人預聞者。則雖或有耳目所及，無異乎途聽途說，徒亂人意，而究無益於事。然天下之事，據理以斷，不中不遠。兄若無問其事，只問其理，則亦有可言者，未知兄意，以為如何耶?」此後張世準的論述都是以這種基調展開的。

張世准從當時中國的情況說起。雖然中國全國上下都痛恨洋人，但是皇上並沒有號召驅逐洋人，是因為認識到「今天下大勢迥異前古」，不得不包容外夷，採取「以我之禮義治夷」的政策，強調「是乃天子理天下之理也」。他指出朝鮮現在面臨俄國和日本兩大威脅，亦當量力度勢,只能「修我禮義以示不可逾之形」，切不可舍長取短，輕易言戰。這是張世準的基本主張，與當時朝鮮國內一味主戰斥和正好相反，所以鄭健朝和姜瑋雖然同意他的觀點，但是也提到回國後無法向國人闡述這種主張，「輕發此論，將得罪於國人矣」。

對於張世准以俄國和日本均為朝鮮之大患的看法，鄭健朝和姜瑋問道：「倭人尋釁，已是敝邦夢不到之事，而至於俄人則尤所謂風馬牛不相及也,情形何如而亦慮為患?」張世准強調俄國與日本關係密切，有可能聯合起來侵略朝鮮。這也正是朝鮮所擔心的，所以鄭健朝又問起日本使臣覲見同治皇帝，以及與李鴻章會談的情況，張世准仍以此系軍門機務密語推脫，最後鄭健朝只得請他「以所聞，酌之以理」，發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於是張世准說，日本雖然與英法等國關係也比較密切，但對於是否會聯合起來侵略朝鮮, 不可單憑猜測。對於朝鮮來說,重要的不是日本會不會侵韓,會不會聯合他國來侵，而在於早圖自強，所以他說：「我苟有備，以戰以款，其權在我,我苟無備而聽於人，則以中國之大尚不堪其苦。所望於貴邦者，幸以中國為鑒，早圖有以自強也。」 張世准對這句話也加了圈批,也是他想格外強調的主張。

但是，當時朝鮮朝野上下尚未認識到韓日糾紛的嚴重性，必須等到戰爭爆發才會改弦易轍，所以鄭健朝想知道日本何時會發動戰爭。這當然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張世准只是推測俄、英、法等國不會馬上與日本聯合侵略朝鮮,朝鮮應該還有謀求自強的時間。鄭健朝又提到，朝鮮自丙寅洋擾以後也在整頓軍備，但是因不了解外國情況，所以無必勝之信念，因此希望張世准「詳述彼我長短之形」。張世准也強調了解外國情形的重要性。他談了中國人對西洋認識的變化，強調中國人自允許外國公使駐京之後，與洋夷相處十餘年，彼此相安，說明與歷史上少數民族內遷引起戰亂情況不同，而且「夷之技巧，類皆前古之所未聞，如火輪舟車之運駛，電機寄信之神捷，鐵路土路之便利，火槍火炮之精良，夷不自秘，樂以示人，至為設廠製造，以資貿遷，是則夷之願欲，不在於土地人民，而專以開通異域為念，此又我人之所不料也。各國之人，並集群處，樂聞公議，不主己見，以英夷之桀驁不馴，聽斷於人，再次讓疆，見稱諸夷，是知道理之當先，而不專恃其強悍，此弟所謂仍可以我禮義治夷者也」。張世准所說的天下之大變局大概指的就是這些。所以，處於這樣的一個大變局之中，防夷之策亦不能不發生變化，因此他建議朝鮮派遣留學生到中國留學，不僅可以了解外國情形，亦可讓外國人了解朝鮮，「因是以通兩國之好，互釋從前之憾，理之宜然者十之七」。

然而鄭健朝承認朝鮮國內輿論「勢若至於戰而後已」，而他作為當事重臣則不可不有所籌措，所以他還是更關心從戰守的角度來說,朝鮮有何良策。對此，張世准不願多言，只是說：「勢苟至於戰而後已，是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然而「事固有不在天而在人者」，從人可為的角度來說，朝鮮或可堅壁清野，據險固守，但是此策或可用來對付俄國，但是朝鮮的威脅並不止俄國一國而已，「夷苟興師，必聯俄倭，萬一倭蹈南境，俄躡北界，西夷沖其腹心，則蹂躪一國而有餘矣」。一旦發生這樣的情況，無論有何良策皆無濟於事，所以張世准強調還是要了解外國，設法排解糾紛。張世准還提到，當年李舜臣也是通過茅元儀所著《武備志》知道日本人不習水戰，所以才能取得勝利，因此強調：「今西夷各國情形之書，咸萃京師，就使有遠慮者觀之，知所擇矣。此弟所以樂為吾兄道也,貴在悉彼我之情，決機善用，未必別有奇計異籌之可求者也。」

雙方談到這裡，鄭健朝說：「尊兄此論，可謂彼此兩盡，無復余蘊。」但是鄭健朝依然強調朝鮮國內輿論一味主戰，他也是「舍戰而外,斷不敢措一辭效一策」，所以張世准說的這些對朝鮮來說暫時無用，朝鮮只能寄託於中國自強之後有廓清之功，朝鮮也因此得以自保;所以他又向張世准請教中國內修之策，實際上是想探討一下中國是否有能力保邦禦敵,而張世准對此更不願多言，推脫說非他這樣十年不調之郎官所能及，宜與樞密機務大臣討論此事。雙方的談話到此結束。

顯然，鄭健朝、姜瑋興猶未盡，所以第二天姜瑋又帶著鄭健朝的信再去拜訪張世准。見到張世准後，姜瑋首先就問：「昨日之談，止於此而已乎？」張世准也承認：「此只做到半截之文也。」姜瑋追問是否還可以繼續做下半截文，張世准說：「究不合於時,則昨談已冗。且上半截文尚可做，下半截文不可做，上半截事尚可做，下半截事尤不可做。」張世准之所以認為「下半截文不可做」，是因為他擔心「言苟泄也,則非徒無益於事,而或至於反敗其事」。姜瑋表示他們決不敢泄露出去，而在張世准看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非敢然也,然兄欲聞此者，意在裨於國事萬一耳，豈肯自秘，止觀成敗，以驗愚言之中否而止哉？然則不得不以示人,且聞於朝而待舉國之有成論，雖欲勿泄，可得也耶？」事實上亦正如張世准之所料。李建昌提到，姜瑋回國之後即將他與中國士大夫的筆談內容整理出來給他看，內容「皆舊所禁諱，使人駭怖」，而姜瑋「且讀且噫且笑，意氣流動」，李建昌則默然無語。不僅李建昌等友人見過，而且在朝鮮應廣有流傳。光緒六年（1880）十月金平默所作《策略小辨》，在懷疑《朝鮮策略》為朝鮮人假託黃遵憲之名所作時,也提到《北楂談草》。金平默說：「姜紫杞燕楂談草，亦恐類此，未必皆張世准之言也。」

顯然，張世准對鄭健朝反覆強調朝鮮國內輿論一味主戰、他也無能為力的說辭感到失望，覺得他與以前所交往的朝鮮士大夫並非截然不同。確實，張世準的一番宏論對鄭健朝也許影響不大。雖然鄭健朝與姜瑋兩人關係密切，且皆留心時務，然而姜瑋為在野儒生，而鄭健朝則為朝中重臣，所以鄭健朝不能不更加謹慎。鄭健朝回國後，在向高宗復命時，雖然對於同治皇帝接見日本和西洋五國公使起因的解釋與張世準的說法類似,但是更強調有御史上疏反對而意見未被採納，以致高宗因此產生中國「紀綱比前委靡，示弱於外國甚矣」的認識。鄭健朝順著高宗的意思，進一步強調這是中國自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對外夷採取撫綏策略的結果，並對中國前途表示擔憂。當高宗問到中國是否會驅逐洋夷時,鄭健朝回答說：「中國物情，莫不有此心，而洋夷之留接已久，猝難驅出雲，必是事勢所拘矣。」對於張世準的核心觀點，鄭健朝隻字未提。即使到光緒元年（1875)五月初二日高宗召見時原任大臣、議政府堂上官商議是否接受日本書契問題時，鄭健朝對自己的主張也只作了模稜兩可的表述：「今若嚴辭責退，則交鄰之誼，慮有失和。然揆以事體，遽難捧入，惟願博詢而裁處焉。」此後在討論洋擾和海防問題時，他更沉默不語。

而姜瑋本來就「三教九流，無不貫穿，而尤致力於四子書，間出入孫、吳形勢之言，好論天下大事，視世俗不達變者，悶焉若己之疾也」。他在北京「遍交名士大夫」，「盡探中西近事而歸」，大概也是因其有備而來。也正因為這次赴燕有很大收穫，所以次年又隨冬至兼謝恩使書狀官李建昌再次赴燕。這次燕行時，姜瑋也帶有鄭健朝給張世準的信函，途中姜瑋在給鄭健朝的信中說道：「菽侯、罌齋兩處，俱當在意，信致盛函。」李建昌不僅是姜瑋的詩友，而且也「頗留心明史外夷名目，及近日中國戰和之跡」 ,他到北京後與張世准也有交往。這次冬至兼謝恩副使沈履澤的《燕行錄》記載,他因李建昌而接見了張世准，同治十四年(1875)正月二十六日三使同游琉璃廠時，也順便去拜訪了張世准。但是，李建昌和姜瑋這次與張世準的交往似乎並不密切，李建昌的《北游詩草》和姜瑋的《北游續草》中皆沒有與張世準的唱和詩。李建昌交往較深的是黃鈺、張家驤、徐郁等。姜瑋《古歡堂收草》中收有一篇與黃鈺的談草。因當時清朝禮部轉咨朝鮮，日本從台灣撤兵之後可能會出兵朝鮮，姜瑋想打聽詳細情況，並想向黃鈺請教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與西洋各國交往中的幾個問題。可惜只能看到姜瑋起草的問題，而沒有黃鈺的回答，是否與黃鈺進行過關於這些問題的筆談亦未可知。

不管怎樣，姜瑋在此次回國之後，因朝鮮國內局勢已經發生很大變化，「則稍攄發其所蘊，遂益有名」，並作為幕僚輔佐申欉與日本簽訂了《江華島條約》,然而此後姜瑋仍鬱郁不得志，且窮困益甚。而張世準則棄官離京，遊歷川黔一帶名山大川，光緒七年 (1881)才回到沅陵定居。

二、萬青藜

萬青藜自同治四年（1865)十一月調任禮部尚書後，擔任此職十餘年，與朝鮮使臣常有接觸。同治五年（1866)到北京的朝鮮冬至使李興敏在結識萬青藜後，第二年即在給萬青藜的信中提及丙寅洋擾。雖然內容與朝鮮國王給清朝禮部的咨文大體相同，萬青藜在收到信後還是覺得於私人信件中討論此事有違體制，於是將李興敏的信附在朝鮮咨文的後面一同上奏，並隨禮部給朝鮮國王的咨文發回朝鮮。朝鮮朝廷也認為陪臣不應私自寫信給清朝大臣，對李興敏加以處罰。同治十年（1871)正月，美國公使鏤斐迪請總理衙門通過朝鮮公使代寄信函給朝鮮，總理衙門明裡拒絕，暗中還是奏准通過禮部代遞。禮部雖然於二月初二日將信函交給兵部，由驛站轉遞朝鮮，但是對總理衙門的做法有意見，所以在轉遞的同時上奏稱：「臣部於朝貢各邦，向皆按例咨行，從無轉遞書函事情，良以體統所系，不得不恪守舊章。此次美國封函一件，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准，由臣部轉遞朝鮮，自是一時權宜之計，故臣部未敢拘泥。第恐各外國紛紛援照申請，將來必有窒礙難行之處，應請嗣後如有各國書函，臣部仍遵舊例，不為代遞，以全體制。」

上述兩事，足以說明萬青藜作為禮部尚書，固守朝貢體制，但是並不能說明萬青藜個人不關心朝鮮的情況。相反，他對朝鮮國內的斥邪衛正運動頗為關注。當總理衙門奏請通過禮部代遞美國致朝鮮書信時，朝鮮冬至使正在北京,對事情始末應該有所耳聞。所以正使姜渚回國後，四月十七日入侍時說：「今番咨文，自禮部再三阻卻，而亦恭親王力勸出送之。今則天下皆知我國之必不通商，若一許和，則當為天下笑矣。」萬青藜因此在朝鮮博得好名聲。而且他對大院君的鎖國政策持贊同態度，甚至與大院君也有聯繫。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初二日萬青藜在與朝鮮冬至使鄭健朝等人的談話中提到，年前大院君曾送給他一個刻有「斥邪衛正」四字的墨笏。萬青藜贊同朝鮮的「斥邪衛正」政策,但是他在與人交往中從來不公開提及，甚至連大院君送給他的墨笏也秘不示人，恐泄露出去，為其他國家所知。

在此期間，萬青藜與朝鮮使臣一直有比較密切的交往，而且也包括後來在對日政策上與大院君意見相左者。同治十一年（1872)朴珪壽以進賀正使赴燕，即與萬青藜交往密切，萬青藜還堅持以兄弟相稱，所以朴珪壽後來在給萬青藜的信中以「庸叟尚書老弟大人閣下」相稱。朴珪壽曾到萬青藜的咫村書屋與其私談。朴珪壽回國後，曾在給萬青藜的信中說：「向在都下，不過一再私覿，半是商量使事，若夫學術經濟，久欲質諸大雅者，卻不及傾倒囷廩。」那麼，朴珪壽與萬青藜所談「學術經濟」應該也涉及時務，朴珪壽在給萬青藜的另一封信中說道：「即者部咨到國，亦關係憂慮，不比尋常。曾在咫村對話，亦嘗慮及於此，何嘗少弛於中耶！」

同治十二年（1873)朝鮮冬至使鄭健朝等人到北京後，也希望有與萬青藜私談的機會。同治十三年 (1874)正月初七日鄭健朝派首譯送信給萬青藜，請求見面，而萬青藜托以有事，說等有空自當通知朝鮮使臣，不需要頻繁來問。直到正月底仍然沒有消息，鄭健朝等人等不及，又派首譯去打聽，萬青藜才答應於二月初二日與朝鮮三使會面。到了這一天，朝鮮三使來到萬青藜家，萬青藜也在咫村書屋接待了他們。此次談話的內容也載於《北楂談草》。

《北楂談草》中特註明，因此次談話「辭涉番情, 隨書隨毀，防語泄也。歸館後，三使會坐，追記辭意，無以盡誦本文，故不類中朝人筆墨，覽者諒之」。可見萬青藜對這次談話是相當謹慎的，此前一再推辭大概也有這方面的原因。

在這次談話中，萬青藜十分關心朝鮮的兵備，並提到中國設神機營的好處。鄭健朝等人說明朝鮮自丙寅洋擾以來也重視兵備，更強調「石坡君侯十載苦心，顓用於詰戎一事,凡系選煉之方，靡不用極」，然而「究竟當用與否，何能預圖？專仰天朝，以必勝之道，指授方略」。

像張世准一樣，萬青藜也認為朝鮮之大患在於俄國和日本。他說：「貴國似有二患，東之倭，北之俄也。俄人近來驟強，虎視眈眈，侵佔鄰壤，尤宜預備嚴防也。」 鄭健朝等人說朝鮮對日本無端尋釁已是萬萬沒想到，對於俄國更是一無所知，所以朝鮮特別想了解俄國和日本的情況。對於這個問題，萬青藜沒有正面回答，只是說：「彼以禮來，我以禮答之，不以禮來，以禮拒之，慎勿生釁也。」可見，萬青藜雖然贊同朝鮮的「斥邪衛正」政策，並建議朝鮮加強兵備，但是也希望朝鮮不要輕易與外國發生衝突。也許鄭健朝等人也感受到了萬青藜在主張上的自我矛盾，所以不明白萬青藜說此話的用意，正要進一步追問，萬青藜又 在另一張紙上寫道：「洋夷之至今敬憚貴國者，即由石坡堅守斥邪之功也。」他聽說大院君患了眼疾，不能正常處理政務，因此擔心外國會乘機強迫朝鮮締約通商。隨後又談及日本的情況，萬青藜也認為日本「便是新造洋國也」，與朝鮮國內斥邪衛正派的倭洋一體論認識相近。鄭健朝等人也問及西洋各國的情況，萬青藜提到法國正與越南交兵，大概也是同張世准一樣，由此判斷西洋各國暫時不會與日本聯合侵略朝鮮。

朝鮮之所以不願意與西洋各國締約通商，一是擔心鴉片會流入朝鮮。鄭健朝等人在赴燕途中聽說清朝禁煙不甚嚴格，萬青藜也承認禁煙只限於近畿而已，外省則不加過問，而且說：「道光間，禁律太嚴，馴致洋變，此林文忠公則徐不能深長慮之過也。」天主教傳播是朝鮮擔心的另一問題，所以鄭健朝等人又問：「中土既廣，包藏淵藪,譬如大地之無所不容，然今容異學參錯於首善之地，能無漸染之慮也否?」萬青藜回答說：「中土則讀書士大夫無一染跡邪教者，彼染邪之類，不過自起自滅而已。」可見，在對待天主教的態度上,萬青藜也相當保守。

最後，萬青藜提到他與朝鮮使臣私下接觸的顧慮。他說：「敝職適忝禮部,故得與貴國使臣交接，若移他部，則不必相接者。朝廷亦有議論，所以尤所不敢也。」鄭健朝等人說：「中朝之於小邦，恩眸覆燾，閣下之於石坡，義同友於，何可以不在其位而越規耶。」雖然鄭健朝等人這樣說,但當他們再次約見萬青藜時，萬青藜還是以沒空為由推脫了，直到二月初十曰三使到禮部領下馬宴時才再次見到押宴的萬青藜,此後再也沒有私下見過面。

實際上，在鄭健朝等人與萬青藜私下筆談之前，大院君已經稱病下野，高宗親政，閔氏一族掌握了政權。此事對與大院君關係密切的萬青藜有何影響，尚不得而知。同治十三年（1874）六月，因法國人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預測日本在從台灣退兵後可能聯合法國和美國攻伐朝鮮，總理衙門再次奏請通過禮部密咨朝鮮，禮部仍然照做。六月二十九曰，擔任右議政的朴珪壽通過朝鮮因此派往北京的咨官帶給萬青藜一封信，在信中也提到此事，說明朝鮮朝廷正在商議對策，並派咨官到北京請示機宜。朴珪壽在信中強調：「東國不嫻兵事，況昇平恬嬉，其所云繕甲治兵，徒大言耳，都不識伐謀消兵為何等語，只自賈勇誇勝，是豈知彼知己者耶？」朴珪壽希望萬青藜能幫助斡旋，由中國援引《中日修好條規》 中有關雙方所屬邦土不得侵犯條款來勸阻日本。他說：「排難解紛，雖中朝亦無如何，固已知之。然曾聞日本約條，有不侵中國屬國等語，今彼之來京立館者有之，則其必有管事人一如洋人之為矣。據其約條而詰責之，勸諭之，不患無辭。朝廷若念及於此，實排難解紛之一道矣，此非老弟禮部堂官之職也？然為中朝諸大人誦及此語，則不無其道，幸留心周旋，如何如何？」

咨官帶回了萬青藜的回信"纚鱺千百言,情摯意篤」。可惜沒有見到原文，不知萬青藜具體談了些什麼。而這時朴珪壽已辭去右議政一職，改任判中樞府事這樣的閑職。這年朝鮮冬至使赴燕時，朴珪壽雖然也託人給萬青藜帶去書信，但是沒有提及朝日交涉等時務。朝鮮冬至正使李會正、副使沈履澤和書狀官李建昌，以及跟隨李建昌到北京的姜瑋等人也沒有與萬青藜私下筆談的記載。萬青藜給朴珪壽的回信也只是一些問候之辭。而到光緒元年（1875)十一月，朝鮮朝廷終於決定接收日本書契。可見,萬青藜在大院君下台之後對私下接觸朝鮮人更加謹慎，在朝鮮政策轉變的關鍵時期，沒有發揮重要作用。

三、李鴻章

同治十一年（1872）朴珪壽以進賀正使到北京時認識了吳大澂，吳大澂送給他一套《曾文正文鈔》。他後來在給吳大澂的信中說：「歸而讀之，景仰欽服，恨不得及門於在世之日，以盡天下之觀也。文章勛業，學術經濟，兼全備具，求之前代，未有盛焉。蓋天於聖代，生此偉人，為儒者吐氣耳。此書只是文鈔，未知全集可有剞劂完本否，一睹為快，而恐未易得也。曾公卒於壬申，而岳降在於何年，其壽幾何，幸示之如何？」由此可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雖然當時在中國已經是權傾朝野，譽滿天下，但像朴珪壽這樣關心時事的朝鮮士大夫對他們仍然知之甚少。

其實，同治十一年（1872）總理衙門奏請通過禮部代遞美國公使鏤斐迪給朝鮮的書信後，二月初一曰又函知南北洋通商大臣曾國藩和李鴻章，讓他們防備日本暗中幫助美國公使鏤斐迪前往高麗尋釁。李鴻章作為北洋大臣，從這時期一直關注朝鮮防務,在朝鮮問題上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

同治十三年（1874）正月鄭健朝、姜瑋在與張世準的筆談中，也提到李鴻章。鄭健朝說道：「聞倭使回到天津，見李相，又發侵伐敝邦之語，李相復以言辭痛斥雲。」但是鄭健朝這時尚不知「李相」的姓名，也不知他官居何職，更不知日本使臣為何要到天津去找李鴻 章談朝鮮問題。張世准解釋說：「李相，名鴻章，屢樹戰功，勛庸茂著，位至台司，而以畿輔多事，屈為直隸總督。曾文正公殤後，代膺此任,朝廷倚為長城，外番亦所信服，不信晉楚之盟,而要季路一言，李相殆或近之，因此弭患，何幸如之!」鄭健朝等人想知道日使副島種臣與李鴻章會談的具體內容，因有關內容已經傳到朝鮮,所以鄭健朝等人認為此事應不慎密，張世准應該能據實詳告，而張世准仍以此「系軍門機務密語」為由不願回答，並勸鄭健朝等人不可輕信闖巷傳言。

同治十三年（1874）到北京的朝鮮進賀兼謝恩使對李鴻章也頗為關注，不過所得消息也多闖巷傳聞。回國後，當高宗問北京是否有很多西洋人和日本人時，副使李淳翼回答說：「洋人不過幾名，倭則比諸洋愈少。而九月，洋人近萬名來泊天津，有求爵通婚,及通州、天津收稅等難從之請，直隸總督李鴻章有智略，陣於天津以拒之，而洋人若有侵擾，則直當剿滅之意，告於朝廷雲。此非文跡之得見，而傳聞蓋如此矣。」

光緒元年（1875）八月「雲揚號事件」發生後，日本派森有禮出使中國，也曾到保定與李鴻章會談，朝鮮方面也非常關注此次會談的內容。這一年的朝鮮奏請使李裕元在其《薊槎日錄》中收錄了《天津保定府李中堂與倭使森有禮問答記》,但標明為「都京禮部咨文馬上飛遞」，可見是抄錄禮部咨文中的內容。不過在後來李鴻章給總理衙門的信函中提到李裕元在北京時曾與繼格等人密商和戰兩策。也正因如此，所以李裕元在回國途中經過永平府時，主動向游智開提出願意結交李鴻章。在游智開詢問緣由時，李裕元也表示希望與李鴻章討論時務。他在《薊槎日錄》中記載說：「余遂道日本相關事如我有國事之可議，非此中堂莫可為之。」後來李裕元在解釋此時的意圖時也說，因李鴻章「乃中原首閣老也，或有相資之力」。

在李裕元的再三請求下，游智開答應為其轉遞書信,從此李裕元與李鴻章之間建立了書信往來。而李鴻章也許正因為聽說李裕元在與繼格等人的交往中 表現出了勝於一般朝鮮人的見識和謀略，覺得他「老成宿望,亦頗曉暢時事」，所以才願意跟他通信，並想以此影響朝鮮的對外政策。然而，直到光緒二年(1876)三月二十一日朝鮮冬至使南廷順等人復命時， 高宗仍在問「李鴻章何人？何如也?」的問題，可見高宗仍不了解李鴻章。對於高宗的問題，南廷順回答說：「方以直隸，出住天津，威望所注，洋倭摺伏，人心賴以鎮壓雲矣。」書狀官尹致聃補充說：「概概有所載 於聞見錄矣。」可見了解李鴻章的情況，已成為朝鮮燕行使覘國的主要內容之一。所以朝鮮對李鴻章的了解越來越多，光緒四年（1878十一月二十八日回還告訃使入侍時，高宗曾問道：「今則恭親王不預朝政， 而李鴻章為主管乎?」書狀官洪在瓚說：「然矣。」可見高宗業已掌握清朝政局的變化。

然而,李鴻章對朝鮮國內情況仍幾乎一無所知。光緒五年（1879）七月四日，總理衙門奏請通過李鴻章與李裕元的書信往來，將五月間丁日昌所陳各條作為李鴻章個人的意思轉給朝鮮，勸朝鮮與西洋各國締約通商。而直到這時，李鴻章對李裕元的情況仍不十分了解，在奏摺中稱：「查李裕元現雖致仕，據稱系國王之叔，久任元輔，尚得主持大政，亦頗曉暢時務，如能因此廣咨博議，未雨綢繆，庶於大局有裨。」當時總理衙門雖然認為「泰西各國欲與朝鮮通商，事關大局」，但是拘泥於宗藩體制，顧及「惟該國政教禁令亦難強以所不欲，朝廷不便以此意明示朝鮮，而願念藩封，又不能置之不問」於是不得已而採取此下策。但是不僅李鴻章與李裕元的私交不可靠，而且對李裕元的為人以及其在朝鮮政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都作了過於樂觀的估計。李裕元雖曾任領議政，光緒元年出使中國前已經辭職，而任領中樞府事的閑職。他也自動疏離權力中心，常居鄉第，不僅請辭各種兼職，也陳疏乞求退休。光緒五年（1879）十一月上旬因參加初十日的朝會而暫時上京，朝會一結束即欲回鄉第。

這年（1879）九月，李鴻章勸朝鮮和洋御倭的書信飛報李裕元。因李裕元在鄉第養病，耽誤了一個多月。李裕元回到漢陽後，遂與諸大臣共同商議，正面拒絕了李鴻章的建議。十一月十二日李裕元寫了答書，交給尚在義州的謝恩兼冬至使帶到中國，讓他們仍通過游智開轉給李鴻章。當他們抵達永平府時，因游智開不在，只好將信函帶到了北京。十二月二十六日，首譯卞元圭聽說游智開在北京城外，五鼓潛往傳遞了信函。次年（1880）正月十七日，卞元圭要去保定與李鴻章面議軍務，為衙門提督所阻，正式向禮部提出請求，也沒有得到批准。後來有朝鮮別咨官到天津，回來告訴李裕元,李鴻章對此事未奏效也有所惋惜。此後李鴻章再致書李裕元，李裕元竟不再回信。光緒七年（1881)辛已斥邪運動中，李裕元因與李鴻章私自通信而受到攻擊，被施以竄配之典。

李鴻章與李裕元書信往來的非正式聯繫渠道，雖然因總理衙門奏請利用這一渠道勸朝鮮與西洋各國締約通商而具有了某種合法性,但是並沒有帶來宗藩體制的根本變化,更沒有在近代清韓交往中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不過，朝鮮方面雖然拒絕了李鴻章的建議,但是對李鴻章處處維護朝鮮還是心存感激。光緒六年（1880）四月初二日謝恩兼冬至使復命時，高宗即說：「李鴻章為我國事隨處曲念，誠非偶然矣。」正使韓敬源也說：「其用心甚感服矣。」

然而朝鮮人對李鴻章的認識也有差異。李建昌就對李鴻章勸朝鮮與西洋各國締約通商有相當負面的評價,表現出極度的不信任。他說：「李鴻章貽書於我，啖以通和之利，時人皆謂鴻章，中國名臣，其言可信。建昌獨曰：鴻章,大儈也。儈惟時勢之從而已，我無以自恃而恃鴻章，則後必為所賣。」李建昌的態度之所以如此，大概與燕行給他留下的負面印象有關。李建昌在其所撰《姜古歡墓志銘》中說：「明歲余又赴燕，君又從，既至，余所見聞，或與君同異，然固不以君為無徵也。及歸，事遽悉改,縱衡馳騖之士，公道天下事，莫可防制。余自忖愚不足預，遂悉謝遣胸中所往來以日趨憒憒，而君則稍攄發其所蘊，遂益有名。」可見，李建昌與姜瑋在中國的見聞不同，並導致他們回國後對朝鮮對外政策轉變的反應也有所不同。李建昌充分感受到中國之衰弱，並為朝鮮的前途擔憂。他在《明美堂詩文集敘傳》中說：「初朝廷斥倭洋主戰守，然實不得其要領，建昌以為憂。嘗曰：『中國者，外國之樞也，如入中國而善覘之，則可以知外國之情。』既入中國，則嘆曰：『吾猶不知中國之至於此也。中國如此，吾邦必隨之而已。』」光緒三年（1877）四月初四日朝鮮謝恩兼冬至使復命時，正使沈承澤對中國的評價也很低,對高宗描述說：「大抵主少國疑,人心渙散，朝廷未有主張，民業只趨末利，已具於書狀官聞見事件。而以臣所見，亦多慨嘆之事矣。」光緒五年 (1879)十一月初七日謝恩兼冬至使三使臣辭陛時，高宗也說道：「向見皇曆齎咨官手本，則琉球國王為倭所執，而至有請救於李鴻章與禮部之舉，而終不能救，大國之柔弱，亦可知矣。」高宗因此要求三使臣詳探其實情以報,可見高宗這時對中國能否保護朝鮮也存有高度懷疑。

四、結論

自18世紀後期以來，朝鮮使行人員與中國士大夫的交往逐漸擴大，從詩文唱和到學術探討，並進而談及時務，最終到近代從朴珪壽、鄭健朝、李裕元等人身上可以看出有從「人臣無外交」到「人臣做外交」的 轉變。但是兩國之人在交往過程中始終有所顧慮，由此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因中國已與各國締約通商，並允許外國公使常駐北京，而朝鮮仍固守鎖國政策，國內輿論也一味主張斥邪、戰守，使中國士大夫不願意與朝鮮使行人員多談洋務；朝鮮使行人員中雖或有人願意了解外國事情，但是拘於國內輿論，亦不能發揮很大作用。兩國人的交往始終不能突破傳統宗藩體制的制約。而此時長期擔任禮部尚書的萬青藜本身就比較保守，贊同大院君的鎖國政策，甚至在總理衙門奏請暗中轉遞美國公使致朝鮮書信時，從維護傳統宗藩體制出發,提出下不為例。最終導致朝鮮在沒有充分知識儲備的情況下與日本簽訂《江華島條約》。中國作為此前朝鮮了解外部世界的唯一渠道,並沒有主動為朝鮮提供實質性的幫助。朝鮮對外部世界的無知、中國對朝日交涉的冷漠，不僅導致朝鮮對《江華島條約》有些條款的認識不足，而且將清韓宗藩關係從此置於被動地位。

此後，又同樣在沒有充分溝通和制度準備的情況 下，在通過李鴻章與李裕元的書信勸朝鮮與西洋各國締約通商失敗後，再以《朝鮮策略》推動此事，然而也加劇了朝鮮國內文明開化和斥邪衛正兩大勢力的分裂。而日本成為朝鮮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渠道，派遣紳士遊覽團到日本考察，文明開化派因此與日本結下不可分割的關係，而僅派留學生到天津學習機械製造。清政府的對朝政策明顯跟不上朝鮮半島內外形勢的變化,反而把自己越來越置於進退維谷的困境。而清政府又無主動打破宗藩體制的決心，只能窮於應付，最後坐視清韓宗藩體制被日、俄、美等國人肢解，以致淪亡。

【注】文章原載於《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為方便手機閱讀，注釋及參考文獻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