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武漢到九江
我黨「五大」以後，國內政治形勢更加緊張。先是馮玉祥倒了過去，他把政工人員都「禮送」出來了。劉伯堅等許多同志，就是這個時候從馮玉祥部隊出來的。
六月上旬，汪精衛、唐生智、馮玉祥等所謂「左派」在鄭州開會，進行分贓，搞了鄭州協議，馮玉祥佔據河南，唐生智回師武漢。這樣，蔣介石、汪精衛、馮玉祥、唐生智等就都搞到一起了，將矛頭一致對著共產黨。我們原計劃依靠汪精衛反擊蔣介石反共政變的想法破滅了。
形勢對我們很不利，國共分裂已成定局。怎麼辦？只有舉行武裝起義，反抗國民黨的屠殺政策，才是唯一出路。可是，是武裝反抗還是妥協退讓，黨內爭論得很激烈，陳獨秀就是堅決反對進行武裝鬥爭的。正在這時，中央向我們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提出了中國革命的非資本主義前途，並要我們抓武裝，組織一支五萬人的隊伍。這對我們決心發動南昌起義，起了有力的推動作用。不料國際的這個指示，卻被國際代表羅易拿去給汪精衛看了，使汪精衛加速了鎮壓共產黨的陰謀步驟。這也促使我們儘快發動南昌起義。
七月中旬，中央組成了五人臨時政治局，排除了陳獨秀的錯誤領導，發布了七月十三日宣言，並確定了武裝鬥爭的總方針。
舉行南昌起義，是七月中旬中央在武漢開會決定的。我沒有參加那次會議。那天晚上，恩來同志在會後到了軍委，向在軍委工作的幾個同志進行了傳達，他傳達的大意是，國共分裂了，我們沒有別的辦法，只有起義。今天，中央會議上做了決定，要在南昌舉行起義。恩來同志還說，會議決定組織前敵委員會，指定他為書記。他傳達完後，就指定賀昌、顏昌頤和我，組成前敵軍委，我為書記。任務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們的同志，叫他們了解中央的意圖，做好起義的準備。但什麼時候發難，要聽中央的命令。
當時我們在九江的部隊，有葉挺的二十四師，賀龍的二十軍。張發奎二方面軍的其他部隊，也都在九江一帶。這些部隊中，有不少共產黨員。
我們比恩來同志早走了個把星期。葉挺在南昌起義後寫的一份報告中提到的七月二十日的九江談話會，我參加了。
汪精衛公開叛變革命前後，由於武漢形勢緊張，我們黨的許多負責同志先後到達九江。葉挺說的二十日的談話會，實際上是一些中央負責人的碰頭會。當時我和葉挺在一起，因為在武漢就決定，到九江時第一個通知葉挺。我們到九江後，就住在葉挺的司令部。
參加二十日談話會的有譚平山、李立三、惲代英、鄧中夏等同志，還有一些中央委員和葉挺同志。會上，李立三等同志很急躁，主張立即動手。我說不行，必須等中央命令。他說，既然已經向部隊傳達了，起義工作已經組織了，下個命令就行了嘛！我說，不這麼簡單，我們來的任務是做好組織部隊起義的準備，準備工作也很重要。但是，有幾個中央委員主張馬上干，不等中央命令，特別是李立三，說我是奴隸主義，膽子小，等等。我說，臨來的時候，恩來同志交代得清清楚楚，必須有中央命令，不能自由行動。李立三還說，你要聽中央委員的。我說，都是中央委員，我聽哪位中央委員的？中央委員也得聽中央的。經過一番爭論，會議最後決定，還是等中央的命令。
我們到九江以後，就一個部隊一個部隊去傳達，因為起義計劃是非常秘密的，主要是傳達給各部隊負責同志，有些部隊傳達得寬些。我們向這些幹部介紹了整個形勢，說明了任務，指出國共分裂了，我們沒有別的選擇，只有起義。然後，告訴他們做好一切準備，一接到中央命令，就立即行動。
這期間，我還上了一趟廬山。當時，鮑羅庭在廬山，叫我去向他介紹南昌起義的計劃和準備工作進行的情況。我很快地上了山，向他介紹了中央的決定和部隊的準備情況。當時，擔任翻譯的是張太雷同志。鮑羅庭所以找我了解情況，是因為他就要回國了，了解我們黨下一步究竟怎麼辦，回去之後好有所交代。因此，他聽過我的介紹後，沒有表示什麼意見。不久，他就奉調回國了。多年後，恩來同志還問過我，在廬山見到的是鮑羅庭，還是羅明那茲？我說是鮑羅庭。
按照恩來同志給的任務，我還專程去通知了劉少奇同志。在九江，我通過林伯渠同志的弟弟林祖烈，了解到少奇同志的住處（具體地點記不清了），他當時似乎因為患肺病在療養。我同他見面後，通知他中央決定要在南昌起義，要他有所準備，注意自己的安全。
我從廬山回到九江，繼續按原定計劃向各部隊傳達。除葉挺的二十四師外，還有張發奎的其他一些部隊，特別是李漢魂的二十五師，我去的次數比較多。
接到我們的通知後，有些部隊就陸續向南昌集結了。葉挺的二十四師，賀龍的二十軍，還有蔡廷鍇的第十師，分頭向南昌開進。留在九江一帶的還有十二師和二十五師，而二十五師是我們預定參加起義的主力之一。整個準備工作，進行得比較周密。因為我們黨從國民革命軍成立時期起，不斷向軍隊派遣了大量黨的幹部，各部分軍隊中，差不多都有我們黨的力量。所以一經傳達要起義的指示，大家就很快按黨的要求進行準備。我們前敵軍委的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完成了預定的任務。
在馬回嶺
我們向部隊傳達大體快完的時候，恩來同志到了九江。當時，起義究竟要在哪天舉行，還是沒有最後確定。恩來臨去南昌前交代給我們的任務是，設法把二十五師拉到南昌參加起義，並負責接應以後趕到九江的部隊和零星人員，使他們及時趕到南昌。南昌起義開始後，怎麼進行聯繫？當時我們沒有電台，利用民用電報又怕不可靠。為解決聯絡問題，恩來同我約定，南昌一發難，立刻放一列火車到馬回嶺，火車一到，我們先把輜重裝車運走，隨後部隊開往南昌。
恩來走後，我們決定，由我去馬回嶺拉二十五師，顏昌頤同志留在九江搞接應工作。也因為這個安排，後來，顏昌頤沒有到南昌，直接去了上海。
我在馬回嶺的兩三天里，工作是很緊張的。進一步擴大了關於起義的傳達範圍，多次進行個別或集體談話，動員做好起義準備，擬訂起義的各項具體計劃。
八月一日這天下午，從南昌發來一列火車。我們知道南昌行動了，很高興。好在事先給同志們打過招呼，做了準備，所以，一旦行動，忙而不亂。我和周士第同志（他當時是二十五師七十三團的團長）商量後，決定立刻將輜重裝火車運走，部隊隨後向德安集中。二十五師師長李漢魂，是張發奎的親信，該師轄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三個團。七十三團的前身就是葉挺獨立團，七十五團是新組成的部隊，七十四團團長不是我們的人，我們在這個團的基礎比較差，拉他們起義沒有把握。
在馬回嶺，我們先把七十三團拉了出來，叫七十五團跟進。七十五團團長是孫一中，黃埔一期的學生，安徽人，是一位相當不錯的同志。但是，因為他們和師部在一起，行動不便，所以，當時確定不帶背包、行李、伙食擔子，只拿武器彈藥，以打野外的名義，把部隊拉了出來。七十四團我們只帶出了一個偵察連。偵察連的連長是共產黨員，瓊崖人，名字記不清了，他帶偵察連參加了起義。
七十五團還沒走完，只走了一半的時候，張發奎就乘火車來了。他知道七十三團是我們的部隊，現在七十五團又動起來，就感到緊張了。他站在車門口喊：「你們幹什麼？要停止行動！」我同他之間只隔著一座鐵路橋，張發奎的火車停在橋那邊，看得清清楚楚，是他。我分析，張發奎除了想制止七十五團的行動，有沒有調七十四團同我們對抗的可能，估計他還不敢。因為十師、二十四師都走了，就剩下十二師和二十五師，二十五師的兩個團也被我們拉了出來，他還有什麼辦法呢！不過，南昌正在行動，不能放他過去。
於是，我立刻向跟著我的李排長（名字忘了，也是留法勤工儉學生，曾在蘇聯學習過）說：「快讓他們開車！他不開，就向空中鳴槍。」李排長立即喊著叫他們開車，他們不動，我說：「放！」放了一排槍，張發奎就慌裡慌張跳下車跑了。跟他一塊跳車的還有李漢魂等幾個人。後來，葉劍英同志告訴我，張發奎跳車時，他也在那裡。張發奎跑得慌忙，將他的衛隊，還有一些東西，都丟在車上了，全部被我們俘獲。賀昌同志也在那列車上，車開到德安後，張發奎派了個參謀來，帶著他的一封信，要求把他的望遠鏡還給他。我說，可以。就連他的衛隊都放了回去，因為那時我們與張發奎還沒有完全決裂。
整個行動是成功的，差不多有組織的部隊都拉了出來，二十五師的基本力量我們幾乎都掌握了，經略加補充，編為一個完整的建制師，隸屬十一軍。南征途中，它是起義軍的主力之一。
後頭，我和周士第分工，他帶七十三團，我帶七十五團，急速向南昌開進。我們到德安後，火車不通了，便改為步行，連夜趕往南昌。我們抵達南昌城下，正是第二天拂曉，天剛剛亮。
在南昌
到南昌那天，天氣熱得很。我買了個大西瓜，一下子就吃了一多半。那時年輕力壯，幹勁大，路途的勞累，天氣的炎熱，一挺就過去了。
在南昌城裡，我找到恩來的住地。記得是在一所學校里。我將情況向恩來作了彙報，他說；「行動很成功！我原來沒想到這樣順利，把二十五師大部分都拉出來了。」接著，他把南昌起義勝利的情形告訴了我。南昌起義我軍消滅敵軍四五千人，繳槍五千多支，子彈七十多萬發，還有另外一些武器裝備和物資。
南昌起義勝利了，但勝利之後如何行動？按中央的預定計劃，部隊立即南下，佔領廣東，取得海口，以求得到國際援助，再舉行第二次北伐。在中央這一戰略方針之下，就一心想到南下，一心想爭取時間快到廣東，其他什麼事情也都不顧了，這樣起義軍就匆匆忙忙地離開了南昌。
我到南昌的第二天，即八月三日，有些部隊就開始出發了。參加起義的部隊沒有得到休息，更主要的是沒有把部隊加以整頓。因為有些部隊還不可靠，有些是勉強拉過來的，都應該認真整頓。二十四師就有兩個團長不可靠，想換掉他們，也沒來得及安排。直到南下途中方採取措施，將這兩個人改任副師長，離開他所掌握的部隊。其他部隊連這樣的整頓也沒有。
以第十師為例，這支部隊原屬陳銘樞，後來歸張發奎指揮。師長蔡廷鍇，是陳銘樞的親信。當時他對我們黨並不真心擁護。部隊又是在起義前一兩天才趕到南昌的。本來應該加以調整，使我們能確有把握地掌握它，或者至少不能單獨作前衛。十師的三十四，團長范藎，北伐中在河南打得很好，部隊很有名氣，范藎既是一個出名的團長，也是一位很忠誠的共產黨員。我在九江曾向他傳達過中央關於起義的決定。這個團里還有一些共產黨員在營、連兩級工作。只要我們有所部署，完全可以把整個團掌握起來。
此外，二十九團裡面也有我們的一些同志。所以說，對第十師，只要我們警惕，適當調整一下幹部或調換一些部隊，改變部隊的組成，在黨員中進行周密的布置，也是可以掌握的。可是，起義勝利後，沒有及時整頓，也沒有調整幹部，雖然有人對此提出過意見，葉挺卻認為蔡廷鍇沒有問題，盲目信任他，並認為蔡對打回廣東抱熱心態度，願意聽從指揮，什麼措施也沒有採取。出發時，反而讓蔡廷鍇率第十師作前衛，結果被蔡廷鍇鑽了空子。該師八月三日出發，四日到進賢就叛逃了，投他的老上司陳銘樞去了。這樣，一下子搞掉了我們一個師。那個三十四，是多麼好的一支部隊啊！由於我們工作上的失誤，竟被搞掉了。我們從南昌出發時聽到這個消息，十分痛心。
由於我們沒有在南昌留下來，還使另外一
些趕來參加起義的部隊沒有趕上我們。象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包括女生隊），是我們掌握的，其中有許多共產黨員，原來也是決定參加起義的。他們從武漢出發後，先到了九江，被張發奎繳了械。經葉劍英同志向張發奎建議，把該校改編為第二方面軍教導團，劍英同志親任該團團長，得到張發奎同意，才把這個部隊保留下來了。這個團後來到了廣州，參加了廣州起義。陳毅同志當時是武漢分校的黨委書記，他也趕來參加南昌起義，到九江附近，發現形勢起了變化，就設法擺脫敵人，同另幾位同志奔南昌來找我們。因為我們走得早，到南昌沒有趕上，直到南征途中，他才趕上部隊。
另外，我們在武漢時，曾組建過第二方面軍警衛團，負責警衛國民政府。這個團是從葉挺獨立團抽調一些連隊組建的，團長盧德銘同志，原是黃埔二期的學生，在葉挺獨立團當過連長和營長。這個部隊本來也是決定參加南昌起義的，可是，當他們從武漢東下到達黃石時，得知我們離開南昌，九江又被張發奎控制，便轉道修水，向南昌方向靠，因為追不上我們，就停在修水，後來參加了毛澤東同志領導的秋收起義。
南昌起義成功後，我軍編成了九、十一、二十等三個軍，沿用舊的番號，仍叫第二方面軍。朱德同志任九軍副軍長，賀龍同志任二十軍軍長兼代第二方面軍總指揮，葉挺同志為十一軍軍長和前敵總指揮，併兼二十四師師長，我被任命為十一軍黨代表。起義軍共有十五個團。
南下
八月三日，我軍開始南下。
勞師遠征，兵家之忌，又值暑天，驕陽似火。部隊馬不停蹄地在烈日下南進，途中給養、飲水等操辦得又差，疲憊疫病，造成嚴重減員，不僅把炮丟了，其他武器彈藥也丟了不少。再加上一出南昌就跑了蔡廷鍇的一個師，部隊的情緒不能不受影響。
南下途中，經臨川、宜黃、廣昌等地，在向瑞金前進的路上，於壬田市打了一仗。這是我們南下以來的頭一仗。先頭部隊是賀龍同志的二十軍，和敵人錢大鈞部的兩個團遭遇後就是一陣猛打，雖然把敵人打跑了，但自己也損失很大。
壬田戰鬥後，我軍進佔瑞金。聽說在會昌有錢大鈞的一個師，壬田的敵人也退到會昌，我們便又集中力量去攻擊會昌。八月三十日會昌戰鬥展開，戰鬥很激烈，主要參戰部隊是二十四師和二十五師，二十軍也參加了。我和恩來、葉挺、伯承都在一個山頭上指揮。經過激烈的戰鬥，雖然擊潰了錢大鈞的主力，但我軍傷亡一千餘人，幹部傷亡也很大，陳賡同志就是在這次戰鬥中負重傷的。
擊潰了錢大鈞的主力，我們就佔領會昌。佔領會昌後的一天，我正在午睡，聽到外邊又打了起來，後來知道是黃紹竑的部隊，從洛口開來，和我軍遭遇。我們一發現敵人，就組織反擊，黃昏的時候，把敵人打退了。經過這幾仗，我深感起義軍的勇敢精神是不成問題的，但我們這些人都很年輕，都缺乏戰役戰鬥指揮經驗，碰到敵人就是硬拼，所以往往一仗下來，把敵人趕跑了，殲敵不多，自己傷亡卻很大。
會昌戰鬥後，我們又集結瑞金。當時，擺在我們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條是經會昌南下，由贛南走尋鄔等地到海陸豐，然後到廣州，這條路是捷徑，距離最短。但我們沒有走這條路，主要原因是有上千的傷員，還有許多輜重，運輸非常困難，只好又折回瑞金，改進入閩，經汀州、上杭走水道，把傷員和輜重都裝上船，沿汀江、韓江而下，沒有碰到什麼敵人。
九月二十四日，我軍佔領潮汕。可是，在向潮汕進軍的時候，竟做出分兵的決定。由朱德同志指揮周士第的二十五師留守三河壩，箝制敵人。其實，今天看，為守三河壩而留下我們最強的主力師是完全不應該的。在潮汕，又進一步分兵，留下二十軍的第三師（師長周逸群同志）守潮汕。這樣分散兵力的結果，造成最後向揭陽進軍的我軍主力，只剩下十一軍的二十四師和二十軍的一師、二師（這兩個師不滿員），不足六千人，進到湯坑，與敵薛岳的部隊遭遇，戰鬥非常激烈，相持不下。
當我軍與敵人在這裡激戰的時候，黃紹竑率兩個師並指揮錢大鈞余部，攻我潮州和三河壩。其目的是：攻三河壩在於箝制我軍，不使我軍南下；奪取潮州則能威脅汕頭，切斷我各部之間的聯絡，以分割我們，有利於他對我軍各個擊破。守潮州的第三師，是一個剛剛組建起來的部隊，戰鬥力差，潮州遂為黃紹竑攻佔，三河壩我軍陷於孤立。以後，當湯坑我軍失利時，三河壩也發生激戰。朱德同志率二十五師南撤，打算靠近主力，但中途就聽到主力受挫的消息，沒有到汕頭，就轉道饒平，北撤福建武平地區。
湯坑戰鬥中，我們的部隊很勇敢。雙方隔著一個不大的山頭，反覆拉鋸，你拿手榴彈打過來，我拿手榴彈打過去；你衝過來，我衝過去；我記得二十四師有個營長叫廖快虎，很勇敢，指揮部隊和敵人反覆爭奪陣地，敵人沖了上來，部隊拚光了，他坐在陣地上寧死不退，與陣地同歸於盡。就這樣，經過激戰之後，敵我雙方都傷亡很大，我們精疲力盡，只好撤出戰鬥。我們撤了，敵人懾於我軍的勇威，不敢追擊我們，也撤了。
撤下來之後怎麼辦？革命委員會和參謀團沒有下撤退命令，也沒有指示向哪裡走。當初我們本來打算進佔湯坑、豐順，既然連湯坑都沒有能佔領，就只好改變主意，向潮州撤退。可是，半路上，碰到賀龍同志的一個副官，他說，潮州丟失了，汕頭也不能保，革命委員會向海陸豐轉移了。我和葉挺商量，向哪裡去？葉挺說向海陸豐去不是辦法，因為二十四師傷亡太大，二十五師又被隔在三河壩失掉聯繫，我們向海陸豐，越走離二十五師越遠，這樣不行。
他說，向福建去，那裡敵人薄弱，只有張貞的一個師，沒有多少戰鬥力，我們又可以找到二十五師，帶上他們一塊走。我覺得葉挺的主張是對的，他跟隨孫中山的時候，在福建搞過一陣，那裡的情況他了解，是個好主意。但是，作為黨代表，我不能不進一步考慮。經過再三思索，最後我表示，這樣不行，我們沒有得到命令，這樣一走，不就成了各走各的，單獨行動了嗎？沒有命令擅自行動可不行啊！我們還是找到前委再說吧。
隨後，我們就掉頭向西，經過揭陽到達流沙，找到了革命委員會和恩來同志。他當時正在發高燒，處於昏迷狀態。很多領導同志都在這裡。我們到時，他們已經在開會。於是，我們也參加了會議。會上葉挺不主張去海陸豐，他說，海陸豐已經有敵人，同時，我們到那裡後，受到從廣州和湯坑兩個方向來的敵人的夾擊，而那裡是不大的一塊地方，又是背水作戰，地形也不利。我認為葉挺的意見對，似乎他已經認識到二十五師被隔絕，二十四師傷亡大，湯坑戰鬥都沒有取勝，再打下去是困難了。
可是，我們得知，賀龍同志的二十軍已經向海陸豐前進了，大家議論紛紛。
這時，恩來仍在發燒，連稀粥都吃不下了，有時神志不清，還喊沖啊！沖啊！我勸他好好休息。
正在討論的時候，得到報告說，前邊走的二十軍的兩個師投降了。
這件事，再一次給了我一個深刻的認識：舊軍隊要改變成新的革命軍隊，非經過徹底改造不可。否則，一旦有個什麼風浪，是經不起的。
得到這個情況後，大家的意見更統一不起來。正在緊張的時候，鎮子外邊又打響了。
失利之後
敵人襲來，在流沙附近打響以後，部隊很亂。二十四師撤下來的部隊，與革委會的人混在一起，各單位插得稀爛，一個成建制部隊也找不到，想調挺機關槍也沒有辦法，有了槍管找不到槍架，真是一片混亂。在這種情況下，我和葉挺始終跟著恩來同志。最後只剩下我們幾個人，路不熟，又不懂當地話，幾個人總共只有一支小手槍，連自衛能力都沒有。多虧彭湃同志在這裡有工作基礎，農民對我們很好，沒有發生意外。
我們設法找到楊石魂同志，他是當地黨組織的負責人之一，我們過去就相識。我對他說，你對本地情況熟，可不能離開我們，我們幾個連本地話都聽不懂，你得想辦法把我們護送到香港，沿途的關係你也熟悉。楊石魂同志很好，滿口答應下來，此後便同我們一起行動。
我們轉移到離流沙不遠的一個小村子，晚上，楊石魂同志找來一副擔架，把恩來同志抬上，然後轉到陸豐的甲子港。在這裡，他又找來一條小船，送我們出海。
那條船，實在太小，真是一葉扁舟。我們四個人--恩來、葉挺、我和楊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擠得滿滿的。我們把恩來安排在艙里躺下，艙里再也擠不下第二個人。我們三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擠在艙面上。船太小，艙面沒多少地方，風浪又大，小船搖晃得厲害，站不穩，甚至也坐不穩。我就用繩子把身體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這段行程相當艱難，在茫茫大海中顛簸搏鬥了兩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到香港後，楊石魂同志同省委取得了聯繫，把恩來同志安置下來治病，以後他就走了。
楊石魂走時，我們匆忙中沒問清與省委聯絡的暗號。我和葉挺去省委機關接頭，由於不清楚接頭的辦法，穿著也不象樣子，機關的同志不曉得我們是什麼人，不與我們接頭。我們不敢在街上活動，連飯館也不敢進，就找了一個小飯攤，買了兩碗飯和一點廣東臘腸，匆匆忙忙吃完就走。到哪裡去呢？沒辦法，只好找了一個小旅館住下，買了衣服、鞋子，換了換，又洗了澡，理過發，這才敢上街活動。
這裡有個笑話，我那個時候沒有經驗，不知道要帶些錢，身上分文沒有，怎麼生活呢！葉挺同志有經驗，他身上帶著很多錢，腰裡纏了許多票子。有一回，他掏出一張一百元的港幣買東西，商人一看，說這張票子是假的。葉挺一聽生氣了，拿過票子，幾下就撕碎了。我把他拉到旁邊，低聲說，老總呵，你怎麼這樣干呢？人家看你這樣不在乎，一百元的大票子隨隨便便扯了，不懷疑我們嗎！他解釋說，我扯得有道理，不然，他懷疑我用假票子，找來警察不就更麻煩，我扯了，就沒事了。說著，我們就趕快離開了那裡。
後來，我倆又重新調換了旅館，改變了裝束，這才開始同組織聯絡。
葉挺打算在香港安家，不久把家屬從上海接到香港。我獨身一人，活動很方便。同省委接上關係後，我就調到廣東省軍委工作。
南昌起義的主力，在湯坑、流沙受了挫折，但是，十一軍的兩個師，由於黨的工作基礎強，並沒有潰散。二十四師余部在董朗同志率領下，到了海豐，和當地農民運動相結合，開闢和堅持了海陸豐根據地。關於二十五師的情況，在我抵達香港不久，二十五師的楊心餘來到香港，他向我彙報起義失敗後這個師的情況：他們退到武平時，遭到錢大鈞的第十八師追擊，我軍本來佔優勢，但師長下令退卻，退卻行動又計劃不周，損失很大。這時部隊還有一千五百多人，一千五百多支槍。退到信豐，部隊疲勞已極。由我們派出追趕部隊的趙自選同志又沒趕到。周士第等一些師、團幹部先後離隊（周士第同志不久來到了香港），有些中下級軍官和士兵也自動離隊。
面臨這種困難和混亂的情況，朱德同志非常堅定，他把部隊改編為四個支隊，並對大家說：「如你們不願繼續奮鬥者，可以走出，只有十支八支槍，我還是要革命的。」我聽了這個情況，對朱德同志深感欽佩。同時，又為他擔憂，怕部隊失去控制而潰散。我立刻把這些情況，向中央軍委寫了報告，並建議軍委，要二十五師進入湖南，與當地農民運動會合，以圖發展。後來，這支部隊在朱德、陳毅同志率領下，艱苦轉戰，經過贛南到達湘南，發動了湘南起義，最後上了井岡山，與毛澤東同志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師，成為井岡山的主力之一。
總起來說，南昌起義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它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標誌著我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新階段--一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開始，從這時起，誕生了中國人民自己的軍隊。我們的很多幹部，也從南昌起義的實踐中獲得了進行革命武裝鬥爭的經驗及其有益的教訓。但是，用今天的眼光回頭來看，南昌起義也是有深刻教訓的。
首先，南下廣東的戰略方針就錯了。廣東有什麼特別好的條件非回去不可呢？沒有，並沒有什麼特別好的條件。廣東人民曾在反帝反軍閥的各種鬥爭中，發揮過偉大作用，但是，從「四一五」反革命事變以後，廣東的工農群眾，特別是省港罷工工人組織，受到嚴重鎮壓，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摧殘，作為北伐根據地的廣東已經變色了。當時計劃以廣東為根據地重整旗鼓，再來一次北伐，處於敵強我弱，力量懸殊的總形勢下，那是不現實的。說勝敗乃兵家常事，是就戰術方面講的，而戰略上錯了，就會造成嚴重的損失，南征失利，就證明了這一點。
我們起義勝利後，如果不快走，是否就有被包圍消滅的危險呢？我看不會這樣。事實上，形勢並沒有這麼嚴重，敵人也沒有那麼厲害。就敵情來說，一個是朱培德的第三軍，一個是程潛的第六軍，再就是張發奎的剩餘部隊，總共就這些力量。程潛的第六軍，主力沒有在南昌附近，在南昌只有其一個團；朱培德的第三軍已被我們消滅一部，余部又很分散，要想靠攏來，需要一段時間，就是他集中起來，這支部隊戰鬥力也不強，容易對付；至於張發奎的部隊，我黨的力量很強，各團都有一些黨員和農協會員。這次除參加起義的部隊之外，他剩下的部隊就不多了，只有十二師和二十五師的七十四團，這兩個師中也有我們的不少同志。因此，張發奎的部隊也是不難對付的。
為什麼一定要南下？當時還強調佔領海口，以爭取外援，今天看，這種想法缺乏自力更生的精神，也是不對頭的。
本來，我們不一定非南下不可，如果在南昌附近，或是在湘、鄂、贛農村地區，把我們的力量展開，面向農民，與當地農民運動相結合，發動群眾，武裝群眾，依靠群眾，我們就能夠推動土地革命，開展游擊戰爭，創建革命根據地。當時國民黨內部並不統一，新軍閥互爭雄長，矛盾重重，只要我們善於利用他們的矛盾，是可以不斷消滅敵人，各個擊破他們的。當然，這只是現在的設想。實際上，當時我們既缺乏土地革命的思想，沒有認識到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性，農村工作很薄弱；另方面，起義軍的成分很複雜，沒有進行革命的改造，也不可能與農民運動相結合。因此，要這樣做事實上是辦不到的。
雖然如此，但南昌起義的大方向，即用武裝鬥爭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是完全正確的。只是由於我們黨還年輕，我們這些人也年輕，缺乏鬥爭經驗，特別是武裝鬥爭的經驗，因而，遭到挫折和損失是很難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