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鄧小平路過唐山，警衛員被混混殺害，「83嚴打」拉開大幕

1983年，鄧小平乘車路過唐山，車隊正在向前行進時，前方突然出現了一群年輕人。他們每個人身上都帶著一個軍綠色的挎包，但是身上的衣服卻鬆鬆垮垮的，一看就是一些遊手好閒的小混混。

正當警衛員想要開口讓他們把路讓開時，這群小混混卻突然一擁而上，向警衛員索要天價過路費。警衛員自然不肯，並嚴厲地斥責了他們。這時，其中一個小混混突然抽出一把刀向警衛員砍去，有兩位警衛員躲閃不及，當場被砍成重傷，最終因為失血過多而犧牲。

突然發生的這一幕，讓大家都驚呆了，警衛員們立刻警覺起來。看出了人命，幾名小混混拔腿就跑，之後，鄧小平回到中央，下令務必嚴查此事。

相信這起案件，對於經歷過20世紀80年代初的人來說，都不陌生。這起案件之後，各級黨組織和各級政府牽頭，組織各地公檢法部門集中時間，集中精力，開展了一場全國性的嚴厲打擊違法犯罪的行動，也就是我們熟知的「83嚴打」鬥爭。

「83嚴打」時有這樣一句口號：「可抓的，不可抓的堅決抓；可判的，不可判的堅決判；可殺的，不可殺的堅決殺。」

那麼最後那群攔截鄧小平車輛的人，最後結局是怎樣的？當時國內到底是怎樣一種局勢？為什麼中央寧可錯殺，也要嚴懲犯罪呢？

「83嚴打」導火索

1983年，作為十年動亂的後遺症之一，國內滋生了一大批打砸搶分子，搶劫犯、殺人犯、盜竊犯和流氓團伙犯罪分子層出不窮。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國門打開，飽受動亂之苦的年輕人，又面臨著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入侵，當時在中國持續了25年的知青下鄉活動剛剛結束，大量待業青年回到了城市。1979年，中國城市待業人口已經達到了兩千萬，這是我國自建立以來，待業人口的最高峰。

而壓力不止來自於小城市，大城市的壓力甚至更大。當時北京城內有40萬待業人員，占城市總人口的8.6%，也就是說，平均每2.5戶人家中就有一個人在街頭上混。而當時全國待業人口最多的城市天津市，共有38萬人賦閑在家，占城市總人口的11.7%。這些人遊手好閒，又正處於躁動的年紀，整天在街上，遊盪，社會治安一年比一年差。殺人、搶劫、盜竊、強姦等嚴重刑事犯罪甚囂塵上，社會影響極壞的惡性事件接連發生。

1983年2月8日，鄧小平在無錫視察工作時，接見了在無錫療養的中顧委委員江渭清及省、市負責人，江渭清對鄧小平報告說：

「現在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但是社會，治安情況卻很不好，惡性事件頻繁發生。這樣下去可不得了，但是這件事還需要您老人家下決心。」

聽了江渭清的報告之後，鄧小平皺了皺眉頭，江渭清又著說道：

「我們可以用半年的時間準備去調查研究，該抓的抓，該殺的殺，還可以押送到邊疆去改造。犯罪分子最害怕的就是殺頭，還有吊銷戶口去邊疆。」

這次以後，鄧小平開始將如何整治治安的問題放在心裡，然而真正讓他下定決心嚴打的，是發生在幾個月後的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發生在在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喜桂圖旗（今牙克石市），震驚全國的「六一六事件」。

1983年6月16日，八名十幾歲的社會閑散人員酒後鬧事，連續殘忍殺害了27人，其中包括一名75歲的老人和一名2歲的幼童，並強姦、輪姦了多名女青年，同時這群犯罪人員還到處打家劫舍，犯有搶劫罪和爆炸罪。

由於這起案件中多數罪犯還不滿法定年齡，雖然被害者的親屬以及當地居民多次上書，請求處死這些罪犯，但最終還是只有兩人被判處了死刑。這起新中國成立以來，罕見的特大兇殺案徹底震驚了中央，對於犯罪分子的處理也引起了全國民眾的不滿。

第二起案件就是開頭所提到的鄧小平車隊被劫的案件。

上世紀80年代，唐山街頭出現了一群不同尋常的年輕人，他們通常背著軍綠色的挎包，成群結隊地走在大街上，路人見到他們紛紛讓行，不敢靠近。

當地人民之所以如此懼怕他們，是因為他們的挎包里裝的都是菜刀和磚頭，而他們的團隊還有一個簡單粗暴的名字：菜刀隊。

這些人經常聚眾在街上打砸搶劫，甚至還會拿著菜刀追著人砍，各團伙之間的鬥毆更是家常便飯。當時他們主要靠在大路上搶劫司機，索要過路費過活。如果不給，他們就會直接搶劫貨物，甚至殘忍地殺害反抗的民眾。

1983年，鄧小平從唐山趕往北戴河時，遇見了就是這夥人，而砍傷警衛員的小混混，正是菜刀隊成員劉洪明。劉洪明看到解放軍戰士本來也有些害怕，但是當時他剛剛當上小頭目，想著不能在兄弟面前丟了面子，所以不顧一切的拿出菜刀向解放軍砍去。兩名警衛員去世後，這事件引起了全國的震怒，菜刀隊多年的惡性，徹底激怒了國民。

1983年8月，唐山公安局火速出警，抓捕菜刀隊50名骨幹人員，這些人被抓時還氣勢洶洶，拒不認罪。最後，50人全部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之後，警方又陸陸續續抓捕了六百多名菜刀隊成員。當時菜刀隊成員都是20歲左右的男青年，但是國家下定決心要徹底剷除這類社會渣滓，所以並沒有像上次的內蒙古事件一樣，因為年齡問題釋放罪犯。

這兩起案件之後，中央已經認識到，現在正處於國家的特殊時期，需要用一些特殊手段維護國內治安。鄧小平強調：

「解決刑事犯罪是一項長期的鬥爭，需要各方面的配合，現在是特殊階段，我們必須從快從嚴，集中打擊，才能治得住。大家說人道主義，我們現在保護了大多數人的安全，就是最大的人道主義！打擊犯罪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我們可以先從北京開始，再到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堅持，情況一定會有所好轉。」

「83嚴打」拉開序幕

鄧小平拍板後，嚴打正式拉開大幕。

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嚴厲打擊嚴重經濟犯罪和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為了配合這次行動，國家立法機關還重新修訂了刑法，制定了一系列的單行法律法規，其中死刑的罪種增長最多。

「83嚴打」中的第一個戰績就是擊斃「二王」。

「二王」是指瀋陽的王宗和王宗瑋兩兄弟，1983年春節前夕，「二王」攜帶槍支闖入一解放軍醫院大院內，公然行竊，引起了在場警衛人員的警覺。王宗被抓住後，王宗瑋為了救他，開槍連續打死4人，並打傷三人，之後兩人逃竄。

當時中國還沒有建立刑偵網路，因為建國初期的社會風氣相對乾淨，很多地區甚至只需要一個警察就能夠管得過來，我國的刑事偵查力量還相對薄弱。「二王」事件發生後，懸賞通緝、特警、片警、巡警以及道路檢查點和「110」，這些中國的刑偵力量開始建立起來。這一年，鋪天蓋地的懸賞通緝令成了全國的特殊景象，而在他們逃亡的七個月零六天里，困擾中國人的最大問題就是，「二王到底在哪裡？」

1983年9月18日，有居民反映在江西廣昌的山林里，看到了二王，當地幾萬民警、武警和民兵經過幾天的搜尋，終於在一個一座山上看到了兩人的蹤影，最後將二人團團圍住。當時兩人還想逃，王宗被當場擊斃，王宗瑋被解放軍戰士活捉，現場人員怒不可遏，王宗瑋被毆打致死。

雖然當時沒有審問，但是警方最終對兩人的行跡進行調查時發現，兩人在從北京逃往江西的過程中，又曾犯過多次刑事案件，並打傷過民警和當地居民。

為了抓捕二王，公安部發布了A級令通緝令，這也是建國以來的第一張通緝令，懸賞金額高達數千元，當時全國上下，包括火車站、機場、旅館甚至鄉村的電線杆上都貼滿了二人的照片，連中小學生都組織學習，要記住二王的相貌特徵。

除了二王事件之外，當時最被人津津樂道的，還有明星遲志強鋃鐺入獄。

遲志強，曾被評為第二屆全國優秀青年演員，受到過國家領導人的接見。據遲志強回憶，1982年，他在拍攝影片《月到中秋》時，男孩女孩經常在一起玩兒，跳貼面舞。當時的社會風氣比較開放，遲志強在舞會結束後和一個女孩單獨發生了性關係。

然而他們大膽超前的行為，引起了鄰居的強烈不滿，於是鄰居將他們告發，指控他們集體搞不正當男女關係。

之後，《中國青年報》發表了一篇題為「銀幕上的新星，生活里的罪犯」的報道，虛構渲染了強姦和輪姦等情節，結果報道剛出，第二天，全國民眾就開始致電南京公安局和南京法院，要求公審槍斃遲志強。

最後，遲志強以流氓罪被判處四年，於1986年出獄。第二年，遲志強轉型成為歌星，其在獄中所作的專輯卡帶《鐵窗淚》，銷量超過千萬。1997年，時隔十年後，遲志強當年所犯的流氓罪才被廢除。

「83嚴打」成果

諸如此類的事件，在這場鋪天蓋地的嚴打行動中不勝列舉，嚴打自1983年開始，一直持續到1987年1月，共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1983年3月~1984年7月，第二個階段，1984年8月~1985年12月，第三個階段，1986年4月上旬到1986年國慶。在此期間，全國共查獲犯罪團伙19.7萬個，團伙成員87.6萬人，共逮捕罪犯177.2萬人，判刑174.7萬人，勞動教養32.1萬人，其中僅第一階段就逮捕了102.7萬人，判處死刑，2.4萬人。

嚴打的第一個階段，判處死刑的2.4萬人，基本上都是群眾身邊的違法犯罪人員，因此引起的社會反響也是最強烈的。當時為了應對這個時期關押場所緊張的問題，全國進行了突擊性建設，一些單位的庫房還被改為臨時牢房。

如今關於八三嚴打的爭論仍然不斷，理論界持「反對說」和「反思說」，也有一些司法人員持「肯定說」，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肖揚表示：

「國家安全是一個國家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基礎，穩定是壓倒一切的大事。多年來的經驗表明，依法從重從快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是遏制犯罪急劇上升的有效途徑。」

的確，在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嚴打」這種特殊手段，確實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如今1983年嚴打鬥爭已經成為煙塵往事，留給我們的有經驗，也有教訓。但是我們可以相信，在法治制度越來越健全的今天，錯殺錯判的事情正在逐漸退出歷史舞台，以後的法律將從更公正更公平的角度來評判每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