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德國工程師卡爾・本茨(Karl Friedrich Benz)的汽車公司研發出了世界上第一輛現代汽車。在清帝國，洋務改革中創辦的首家企業輪船招商局，在經歷了13年的興盛期後，因改行官督商辦之路，於是開始急速跌落，快速走向了下坡路。
開辦洋務以來最得意之事
1862年夏天，上海沙船業元老、八大船商之一的王永盛，陷入深深的煩惱之中。該商號的一名船夫吞下毒藥後跳水自殺，素以厚道飽受讚譽的王氏家族因此事被卷進洶湧的道德審判當中，「為富不仁」成了他們的代名詞。
王永盛其實也很無奈。沙船是一種極古老的傳統船型，它方頭方尾，船身扁長，船底平坦，多桅多帆。在咸豐道光年間，沙船運輸業空前繁榮。一艘沙船自北往南輸運大豆，自南往北輸送漕糧，月余往返一趟，一年可往返七八次，獲利極其豐厚。時人稱:
沙船聚於上海，約三千五六百號，其船大者載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門、南匯、寶山上海土著之富民，每造一船須銀七八千兩，其多者至一主有船四五十號，故名曰船商。
最盛之時，上海港有沙船5000餘艘，船夫10萬餘人。但好景不長。1842年《南京條約》和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後，清帝國對外開放港口，歐美輪船湧入，傳統沙船客貨運輸業迅速被擠壓到幾乎崩潰的地步。無論是速度、載重、安全還是價格，傳統沙船根本不是西洋貨輪的對手。僅數年光景，各口通商之處「凡屬生意碼頭，外國已佔十分之九」，大批沙船閑置港內，無所事事。王永盛的船隊也是如此，那名自殺的船夫已幾個月沒有活干，家裡揭不開鍋，自己又有病在身，還欠著船主幾十兩銀子。船主早上心情惡劣吼了該水手一頓，水手轉身就尋了短見。沙船商們沒有辦法，只好集體推舉王永盛等大船商為代表，向官府呈文懇求，希望將大豆生意重新劃歸沙船專營，外商不得插手。
1862年之前，清廷實施豆禁政策，自山東登州與牛庄往南的大豆運輸，只有本土商船可以參與。上海的沙船業正是靠著這筆業務，才能在洋輪的衝擊下維持一線生機。歐美輪船公司當然也很想進入這一領域。1861年，英國駐華公使與恭親王就此事有過交涉。為免得罪英國，同時又能保住本國沙船業，清廷想出一條兩全之策，即允許英國商人參與大豆南運，但他們只能僱用中國船隻前往登州與牛庄裝載大豆，不可僱用洋船。1861年底，太平軍攻佔杭州、寧波，進逼上海。英方再度就解除豆禁一事與總理衙門交涉，提議說若通商口岸有各國商民從事貿易，各國自會協助清廷保衛該口岸以維護自身利益。清廷正欲「借師助剿」，擔憂拒絕這一要求會刺激英國「轉而與賊暗通」，遂同意解除豆禁，允許外國商船參與大豆運輸業務。隨後，上海的沙船業便集體陷入了沒生意可做的境況。
在給官府的呈文里，船商們列舉了多項理由，試圖說服清廷重新維持豆禁。其中最重要的兩條是:一、沙船業破敗會影響朝廷的漕糧海運。漕糧長年來一直由沙船墊款採辦，再由海路北運至天津。沙船在天津卸下漕糧後，會在山東裝運大豆南返。解除豆禁意味著沙船北上無利可圖。沙船不肯北上，漕糧海運必會受到衝擊。二、沙船業關係到10多萬名船夫的生計，這些人集體喪失謀生手段，很可能激起民變。當時擔任署理江蘇巡撫的李鴻章，也承認這兩條理由是成立的。他將船商們的呈文轉給總理衙門，建議朝廷認真考慮船商們的要求。
重啟豆禁意味著出爾反爾，意味著得罪歐美列強。剛剛經歷過「庚申之變」的總理衙門絕不願採納這種請求。而且，沙船船夫的就業問題對總理衙門來說也不是什麼重要的事情一一隻要這些失業者不武裝鬧事，他們的境遇便不必太關心。當然，安撫政策還是要有的，比如清廷減免了沙船三成的「助餉銀」和三成的「捕盜銀」一一所謂免稅不過是換個好聽的名目，畢竟沙船沒了生意，這些苛捐雜稅早就收不上來了。朝廷不願支持，面對輪船航運業也無優勢，古老的沙船只能接受退出時代的命運。1869年，蘇伊士運河通航。兩年後，歐亞海底電纜遠東段鋪設到上海，更多的歐美商輪湧入中國。1865年，上海的沙船「就疲乏，無力出洋，大半廢擱」』。到1873年，上海的沙船規模已從極盛時的5000號跌至僅500號，且「有日少無日多」，有活乾的日子少，沒事做的日子多。
但漕運的問題必須重視，畢競漕運關係到京城數十萬軍人和公職人員的吃飯問題。沙船不願幹了，得有個解決辦法。朝廷最初的計劃是修復運河。這一不切實際的想法立即引起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的反對。他們上奏說:運河搞了800餘年，竭盡全力，其運輸能力也不過是每年十萬石，於漕運大局無補。何況明明有便利的海運條件，非要耗費巨資去修運河，實在不明智。而且搞河運需要修復船隻，需要修建容量萬石以上倉庫400餘座，朝廷哪來這麼多錢?之後，朝廷又計劃由政府出資，將閑置的沙船買下來，組建官方的漕運船隊。但此舉也被認為極不划算。據蘇松太道應寶時估算，收買可裝運50萬石糧食的舊沙船船隊(約300多隻)，需耗銀75萬兩，每年的修理費需26萬兩。李鴻章見到這筆賬目後驚呼「修理費太巨，駭人聽聞...收買濟運，實屬毫無把握」。
思慮再三，李鴻章於1866年採納了應寶時的另一項建議:「官買夾(甲)板船」，也就是由官府出資購買洋輪自建船隊來運輸漕糧。據應寶時的估算，20萬石漕糧，收買沙船船隊來運輸的話，需要兩三百條船，管理成本、維修費用與人力支出都不低。如果購買小一點的洋輪來運輸，只需要二三十艘就夠了。船少，管理起來就容易，維護成本也低，人力支出還會大降。而且，沙船速度慢，南北往返兩次要八個月;洋船速度快，六七個月就可以往返三次，這也能節省成本。李鴻章將應寶時的這番估算比較寫進了呈遞給總理衙門的信函之中。
文中恭親王奕訴不反對使用洋輪運輸，只是漕運歸戶部主管，李鴻章的建議最終須交給戶部商議。戶部回復稱，洋人居心叵測難以約束，沿海居民失業流離者甚多，最好還是疏浚運河。戶部之所以堅持恢復河運，是護食心態在作怪。
漕運是戶部最大的蛋糕，是各色官員發財致富的沃土，正所謂「朝廷歲漕江南四百萬石，而江南則歲出一千四百萬石;四百萬石未必盡歸朝廷，而一千萬石常供官旗及諸色蠹惡之口腹」。太平天國起事後，東南半壁搖動，漕運一度幾近於無。如今戰事已平，漕糧日增，戶部絕不願意將這塊蛋糕拱手讓人。總理衙門無奈，只能在給李鴻章的回復中說:
際此中原多故，於勢處兩難之中，急需籌一美備之法，固不能節外生枝，亦不能因噎廢食，其中有不可明言之隱，閣下高明，自能洞察。」
所謂「有不可明言之隱」，指的便是戶部寧可去整修運河，也不願讓出漕運這塊蛋糕。
李鴻章之外，丁日昌、曾國藩等地方督撫也試圖引入洋船來維持漕運。
1867年，曾國藩上奏說，江蘇的漕糧體量在各省中最大，自運河淤塞之後，長期依賴沙船海運。曾國藩擔憂沙船一天比一天少，「江浙漕米愈多，必致無船可用」。鑒於朝廷內部有仇洋情緒，對洋船與洋人均不信任，曾建議說，不如先做試點，由商戶出面雇買洋輪，官府再與商戶合作運輸糧食，若效果良好且無負面事件發生，就可以把這辦法全面推行起來。為防戶部反對，曾國藩還建議在試點時只用洋船運輸田捐米，暫時不碰漕糧正供。
試點在1868年獲得成功。戶部不甘心漕運易手，又在朝堂上以洋船抵達天津的時間比沙船晚(實際情況是洋船的起運時間晚了一個多月)、洋船吃水太深進港困難、天津貨棧數量不足以消化洋船的運輸規模等為由，反對以洋船運輸漕糧。曾國藩期待中的全面推廣因此落空。漕糧問題的解決也因此停滯了四年之久。
官辦輪船運輸業再次被提出來討論，已是1872年。契機是內閣學士宋晉的一道奏摺。宋在奏摺中攻擊洋務改革的重要項目福州造船廠，稱該廠已撥用經費達四五百萬兩白銀，卻沒給朝廷提供任何幫助，實屬浪費一一如果說該廠製造的輪船可用來「制夷」，如今的情況是中外議和，並不需要與洋人開戰;而且，即便與洋人開戰，該廠生產的輪船也「斷不能如各國輪船之利便」，質量也比不過洋人。所以，該廠的存在「名為遠謀，實同虛耗」，造出船來也只是放在那裡虛耗維修費用。宋晉建議將福州造船廠和江南造船廠全部關停，至於那些已經造出的船，可以租給富商使用，用租金來支付維修費用。
宋晉的奏摺站在了反對改革的立場，但他的批評其實是有道理的。江南製造局與福州造船廠的造船事業，確實是一個只有投入不見收益的大黑洞。因造船的目的是供給國家使用，並非售賣謀利。每一艘輪船造成後，即意味著下一艘輪船的製造需要一筆新的財政支出，造好的輪船每年也都需要養護維修的費用。如此這般運轉，結果就是輪船造得越多，政府的財政負擔就越大，遲早會來到一個無以為繼的臨界點。宋晉的奏摺只是提前引爆了這個問題。
宋晉提出了真問題，總理衙門無法假裝看不見。造船廠不可能關停，因為它是改革的重點項目，是奕訴、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一干人等耗費了極多人力、物力、財力和心力，才建設起來的。船廠的存廢相當於改革的風向標。但造船廠的經費問題確實需要解決，造出的輪船全部閑置確實不是個事，得拿出來用，得產生收益。總理衙門最初的設想，是將造好的輪船分配給各省使用。哪個省分到了哪艘輪船，就由該省負責承擔這艘輪船的製造成本和維護費用。這種做法形同「攤派」，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而且輪船分配給各省後，也未必能發揮什麼作用。若被各省擱置起來，還是會招來反對者對改革的攻擊。於是總理衙門又想出一個辦法:允許商人雇買輪船。可是，在李鴻章與曾國藩看來，這個辦法也是行不通的。首先，福州與上海造出的輪船質量不上不下，「裝載不如商輪之多，駛行不如商輪之速」，商人普遍更願意直接雇買洋輪;其次，商人最不願做的事情就是與官府打交道，要想吸引商人來租賃朝廷的輪船，實在是極為困難。曾、李二人的主張，是利用這批輪船與民間資本合作，成立一家輪船公司。
總理衙門在1872年初致函曾、李，要他們拿出一個切實可行的具體方案。3月曾國藩去世後，事情完全落在了李鴻章的身上。李鴻章認為，目前的情況是輪船運輸市場已經被洋商全部佔領，中國商人租用朝廷官船加入競爭，必會遭到洋商的集體排擠，得自己去創建貨棧、保險等配套的設施與制度，成本極為高昂。所以，要想讓本國商人願意參與，朝廷必須得派出在商人中有公信力的人來主持這件事，還得將漕運這樁業務委託給輪船公司，用來給輪船公司兜底，讓他們無論如何都有業務可以做，不必擔心被洋商排擠破產。
1872年12月23日，李鴻章正式上奏請求「設局招商試辦輪船，分運江浙漕糧」。這一次戶部的阻撓沒有成功，畢竟有一批耗費巨資建造的輪船閑置在那裡亟待使用，亟待產生收益。三天後，李鴻章的請求獲得批准。1872年，輪船招商局在上海正式成立，這是清廷創設的第一家近代公司。李鴻章極為興奮，他在給友人的書信中說，成立招商局被譽為「中國第一好事」，是自己「開辦洋務」以來的「最得手文字」。
「官進民退」與瘋狂「報效」
對於輪船招商局的成立動機，學者呂實強有一段非常中肯的評價:
在創辦招商局的過程之中，在中央的恭親王等和在地方的曾國藩、李鴻章等，始終在和衷共濟、盡心竭力地合作。他們的目的，也是在圖謀國家的富強，沒有任何顯著的證據可以看出他們在籌劃建立輪船航業的同時，也是在考慮他們個人權勢的擴張事宜。招商局的創立，是他們耗費無數心血換來的成果，官督商辦制度的產生，則是他們珍惜時機，遷就事勢，而採取的不得已的措施。
但是，呂也承認，「官督商辦」這種特殊制度，「對中國近代的工業化，發生了相當或重大的阻礙作用」。自1873年創立至清廷滅亡，這近40年里，輪船招商局的產權變化紛繁蕪雜，始終跳不出官僚資本與民商資本之間的吞併與反吞併遊戲。
這一吞併與反吞併過程，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民商資本不敢入股的「官商合辦」時期。
1872年8月，招商局第一個正式章程《輪船招商節略並各項條程》出台，明確規定企業的性質是「官商合辦」。《條程》沒有明確商股的權利與義務，也沒有涉及公司股權的具體分配，且規定招商局由官方管理，可官方只收取官利，不負盈虧責任。這些規定，成了招商不利的重要因素，胡雪岩等鉅賈均對投資招商局不感興趣。
同年12月，招商局不得不進行首次改組，重擬《招商局條規》28條，明確規定了華商股份的權利。如凡有股份者皆能享有分紅，再如招商局的輪船，不管是招商局自己的還是入股商人折算的，官府若要調用，都必須按市場價支付租金，如有損毀必須由官府負責修理，如果損毀嚴重無法修理，必須按船價向招商局支付賠償的銀兩。《招商局條規》也明確了官府的領導權，具體來說就是由李鴻章派過來一名總辦，總辦會帶著關防大印上任，「所有公牘事件，悉歸總辦主裁」。
商股的權利有了規定，但將招商局業務的栽斷權交給官員，對商人們來說仍然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民商資本仍然裹足不前。招商局的開辦經費(包括置辦輪船、租建上海天津等地的碼頭和棧房等)，約需現銀40萬兩。李鴻章當時委派出身沙船世家的候補知府朱其昂來負責籌措這筆錢。朱四處奔走，將自己的身家全部投了進去作為示範，也只募到現銀1萬兩，另有10萬兩認股始終在猶豫沒有繳款。最後只能由李鴻章自官款中撥出20萬串制錢作為開辦經費，「以示信於眾商」
第二個階段，是盈利頗豐的「官退商進」時期。
招商局勉強用官款啟動之後，很快便陷入經營困境。原因之一是主持業務的朱其昂懂沙船但不懂輪船，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招商局在以衙門的方式運作，所以僅半年時間就虧損了4.2萬兩白銀。虧損引起了朝中輿論的責難。
為扭轉局面，1873年7月，李鴻章改派唐廷樞與徐潤主管招商局事務。唐、徐二人有在洋行工作的經驗，甫一上任就向李鴻章提出「局務由商任不便由官任」的要求，還建議按照「買賣常規」招募股份。二人站在民間商人的角度，認為招商局的「官商合辦」模式是錯的。這種模式意味著商人只有出錢的義務，沒有經營的權利。賺了錢還好說，一旦賠錢，民間商人就要吃大虧，民間資本不敢投資招商局的主因便在這裡。唯有將「局務」(也就是企業的經營權)改由商人主持，招商局才有希望。
唐、徐的要求得到了李鴻章認可。新的《輪船招商局局規》規定:招商局資本100萬兩，先收50萬兩，分為1000股，每股500兩。每100股推舉一名商董，再由眾商董之中推舉出一位商總。總公司和分公司的經營與管理由商總和商董負責」。也就是說，投資者對公司業務擁有發言權，大股東享有經營管理權。
商董推選出來之後，要將該人的詳細信息報送至北洋大臣李鴻章處備案。很顯然，唐、徐的目的是引入現代股份制企業的管理模式。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企業的管理層由股東推舉產生，再向李鴻章報備;而非由李鴻章指派，再帶著北洋大臣頒發的官印來招商局辦公。
這項改革帶來了非常直觀的效果。唐廷樞與徐潤分別在招商局投資了10萬兩和12萬兩白銀(後來還有增加)。企業的運營規則順了，又有唐、徐的示範效應，投資入股者遂蜂擁而至，僅在第二年(1874年)，即實收股金47.6萬兩，基本完成了預定50萬兩的招股目標。到1881年，不但募足了100萬兩股金，股票行情也節節看漲，深受私人投資者的歡迎，出現了供過於求的局面。經營上了軌道，招商的業務構成，也由之前官方制定的「承運漕糧，兼攬客貨」，蛻變成了「攬載為第一義，運漕為第二義」。載客載貨的商運增長迅猛，很快就超越漕運成了核心業務。殺入客貨運載領域必然要與外國輪船公司發生激烈競爭。英國太古、怡和輪船公司，以及美國旗昌輪船公司，多次針對招商局發起商戰。在一干熟悉商業運作規律的「買辦股東」的通力合作下，旗昌公司破產，太古、怡和三次被逼握手言和，與招商局簽訂「齊價合同」，互相約定不再打價格戰。
官退民進時代，招商局的盈利情況如下:1873年得利6.7萬餘兩;1874年得利13.5萬餘兩;1875年得利15.1萬餘兩(該年外商聯手壓價相逼);1876年得利34.9萬餘兩(該年與太古公司展開商戰);1877年得利41.9萬餘兩(與太古公司繼續商戰);1878年得利76.6萬餘兩(本年已與太古公司議和);1879年得利67萬餘兩。
第三個階段，是「官進民退」走向巨額虧損的時期。
1885年，是輪船招商局由盛轉衰的關鍵年份。在此之前，輪船招商局的上面雖有北洋大臣這個「婆婆」，但經營上基本走的是「商辦路線」，是按現代股份制企業的基本模式在運作。1885年之後，徐潤被撤職，唐廷樞被調離，盛宣懷以李鴻章指派的官身，而非股東推選的商董身份人主輪船招商局，企業經營迅速退化成了「官辦路線」。
變化始於中法戰爭。戰爭期間，法國軍艦曾開到上海揚言進攻江南製造局，引發上海市面恐慌，發生了金融風潮。後來清軍在中法戰爭中失利，又波及招商局的部分業務，如自紅河運米北上的商道不再安全。業務上的衝擊，引發人事上的連鎖反應。1883年底，李鴻章以招商局業務不振為由，將親信盛宣懷插入招商局，委以督察重任。入局後，盛宣懷迅速查出徐潤曾挪用部分招商局資金從事房地產生意，又因金融風波地價暴跌而未能填回款項。此事引發李鴻章震怒。在李的支持下，1884年底，盛宣懷迫使徐潤以招商局股票和地產做抵押，然後將其掃地出門。不久之後，唐廷樞也被以相似的理由排擠出局。
1885年，招商局完全落入盛宣懷的控制。
隨後，盛宜懷迅速將招商局引向了「官辦」。以「官督商辦」的總綱領為依據，盛在局內宣布了新章程，核心規定有二:一、招商局此後一切事務，包括用人、財務等，全由督辦大員調度管理，督辦的任免須經北洋大臣批准;二、各地分公司的總辦、各條船的買辦，須由督辦舉薦再由官府任免。換言之，招商局由公司轉型成了衙門。
盛宣懷
李鴻章支持盛宣懷，棄用徐潤與唐廷樞的直接原因，是徐、唐二人挪用了公款。深層原因則是彼此對輪船招商局的定位存在分歧。金融風潮發生前，徐、唐二大多次向李鴻章提出，招商局已走上正軌，官府應自經營中全面退出，以保證企業的正常運作。比如，唐、徐二人1881年向李鴻章呈遞稟文說:
「官商本是兩途，名利各有區別。輪船攬載為利非為名.誠以體制攸關，官似未便與民爭利;經營之術，商亦未便由官勾稽。是夾雜官商，實難全美。」
這些話，顯然是在否定「官督商辦」。李鴻章當然也明白「官督商辦」存在問題，但他同樣明白，「官督商辦」是朝廷允許設立輪船招商局的重要前提。李是政壇中人，要算經濟利益更要考慮政治利益，他至多只能做到在經營上儘可能放權給徐、唐，卻絕無可能允許招商局官商分家。
尤其讓李鴻章不安的，是中法戰爭期間他不斷被慈禧敲打揉捏(如在給李的諭旨中多次夾附措辭極為厲害的彈劾奏章)，更因《李福協定》成了朝中清議集中攻擊的目標。而輪船招商局又正是清議攻擊李鴻章的重要內容。如秦鍾簡在《請罷斥李鴻章片》中說:
李鴻章出其資財，令人貿易，沿江沿海，無處不有，深恐啟釁洋夷，則商本虧折，是以斷不欲戰。夫既不欲戰，則斷不能戰。
這是以殺人誅心的手法，將李鴻章的主和立場，解釋成擔心戰爭損害輪船招商局的商業利益。這種指控不需要證據，也無法辯解，是否會釀成災禍只在於慈禧太后信或者不信。恰於此時，輪船招商局因上海金融風潮發生經營上的困難，成了朝中輿論關注的對象;繼而又被盛宣懷查出徐潤、唐廷樞等人存在挪用款項無力償還的事情。面對這種「主動給對手輸送炮彈」之事，李鴻章的惱怒可想而知，所以他才會在徐潤的辯白文書上寫下「幾致敗壞全局」「殊為可恨」這些極重的斥責字眼。
李鴻章曾對張佩綸說，1884年的甲申易樞讓他「念之心悸」，心悸的原因當然是自己也身在這波譎雲詭的局中。心悸之下，李鴻章只能快刀斬亂麻，簡單粗暴地讓盛宣懷入主招商局取代徐潤與唐廷樞，並吸取教訓支持盛出台新企業章程，以加強官府對招商局人事、業務與資金的監督，以免再出事故成為被人攻擊的把柄。
盛宣懷的新章程在招商局股東中掀起了軒然大波。官府任命的督辦總理公司一切事務，等同於剝奪了民商股東在公司中的發言權。作為出資人的大股東完全失去了過問公司事務的權利。各地方分公司的總辦原本由股東推薦，如今也全歸督辦任免。其結果必然導致這些分公司負責人只對盛宣懷一人負責，而不再對公司股東的利益負責。此外，盛宣懷還在公司內部編製了一套完全以自己為核心的垂直控制網，最終形成了招商局股票「盛股獨多」的局面。企業變回衙門，招商局成了盛宣懷的獨裁王國。民商資本見勢不妙，紛紛開始退出招商局。1885年也就成了這家旗幟性的洋務企業由盛轉衰的關鍵節點。
企業變衙門還造成了一個結果，那就是招商局自此淪為了向朝廷「報效」的工具。所謂「報效」，實際上就是官方勒索，要求企業股東將利潤拿出來無償獻給朝廷。自1891年起，清廷要求招商局每年「報效」白銀10萬兩。1894年，慈禧六十大壽，又被額外要求「報效」賀禮5萬兩。1896年，南北洋公學堂成立，招商局又被要求每年「報效」白銀8萬兩。此外還有北洋兵輪經費「報效」，也是每年6萬兩」。即便如此，朝廷中許多人仍不滿意。1899年7月，大學士徐桐上奏說，招商局、電報局和開平煤礦這些企業，在與洋企業的競爭中「有收回利權之名，無裨益公家之實」，說是要從洋人手裡收回利權，其實朝廷並沒有拿到多少錢，且「贏餘利息如何酌提歸公未經議及」。所以是時候好好制定一個規矩，讓這些企業向朝廷上繳利潤了。隨後，朝廷派剛毅南下對這些企業進行查賬。自此，原本已呈虧損狀態的輪船招商局，又不得不再次拿出每年盈餘的20%交給朝廷，具體數額是每年「捐納」12.4萬兩，再「報效」6萬兩。如果盈利超過一定額度，還得再增加「報效」;如果盈利不足，「報效」額度也不能減免，須延期到以後的年份補足。
1901年，早已失勢的李鴻章去世，袁世凱接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為了將輪船招商局變成自己的提款機，袁不但驅逐了盛宜懷，還往裡面派入大量官僚以取代地位本已有限的「商董」，衙門化程度進一步加深。盛宜懷後來說，1903-1906年，「四年之內，產業既有減無增，公積亦有少無多，抑且虧空百萬，局勢日頹，人人得而知之。北洋提去用款每年數十萬，商情敢怒不敢言」。
1891-1911年，這20年里輪船招商局共向清廷無償「報效」了白銀135.396萬兩。此外，清廷不斷壓低漕運價格以減少政府支出，還導致1899-1911年輪船招商局的漕運業務成了虧本為朝廷做貢獻，共計虧損98.4萬兩白銀。這兩筆資金加起來共計約234萬兩，相當於輪船招商局1907年資本總額(400萬兩)的58%。如此這般熬到民國初年，輪船招商局早已從昔日的明星企業，變為巨債纏身奄奄一息的狀態。
鄭觀應的診斷與藥方
輪船招商局的命運不是特例。晚清所有存在民商資本的洋務企業，如開平煤礦、上海機器織布局、津滬電報局、漢陽鐵廠、漠河金礦等，全都有相似的經歷。
所以，浙江商人湯壽潛才會感嘆說，「西人言理財，從無以商合官者。今乃混官商而一之，官有權商無權」，並斷言如此這般搞「官督商辦」只有一種結局，那就是「勢不至本集自商、利散於官不止，特借礦股為戲人之猴焉而已」一一不鬧到股本全部來自民間商人，利潤全進了官方口袋，絕不會罷休。
所謂礦股云云，不過是拿人當猴耍。
廣東士紳麥孟華也直言不諱:「中國公司，以官督辦，事權號令，皆出其手，任意吞蝕，莫敢誰何，諸商股息，越數歲而不一給，良法美意，以官督而悉敗矣，否亦一人專制，聽其經劃，既患才絀，復至侵吞，名雖為商，實同官督，以君權而行之民事，安在其不敗也。」「官督商辦」體制之下，權力全在官員手裡，他們隨意侵吞利潤，商人卻拿不到該得的紅利，可謂毫無辦法。實在是名為企業，實為衙門。
曾積極入股這些洋務企業，並在招商局裡擔任過重要管理職務的鄭觀應，後來寫了一首詩，如此總結這段「官進民退」的沉痛往事:
輪船招商開平礦，
創自商人盡商股。
名為保商實剝商
官督商辦勢如虎。
這位放棄科舉，從商多年的知識分子，曾在外國公司長期擔任要職。結交者既有歐美來華的知名人物，也有晚清的朝中大員和在野名士，較之同時代的中國讀書人，有著更開闊的視野與更完備的知識結構。所以，在其著作《盛世危言》中，鄭觀應對晚清的時代病症，有著較之同時代人更精準的診斷和更對症的藥方。
這診斷與藥方，大體可分為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兩項。
鄭觀應
政治改革方面，鄭的診斷是清廷的政體已落後於時代。這種制度下，政府不憂人言，也不怕民怨，往往「一事不為而無惡不作」，孜孜於以汲取為要務，而從不履行該負的責任。治病的藥方是設立議院與國會，讓朝政可以付諸公論、與民意接軌，而非決策於深宮、掌控於一二人之手。
鄭觀應第一次上書請求開設國會，是在1884年一一中法戰爭讓他切身體會到了慈禧的獨斷專行、以國事為弄權工具所帶來的巨大危害。這份上書被朝廷斥責為「狂妄之言」，但鄭的呼籲沒有停止。在鄭看來，議院有一種好處，就是可以連接民意，「民以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為不可者不得強」。政府的運作與民意有了聯結，民眾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就會發生改變，就會有「我的國家」的意識，而這正是國家走向富強的基礎。
經濟改革方面，鄭的診斷是「但有困商之虐政，而無護商之良法」，朝廷只想著如何從商人身上謀利，從未盡過保護商人合法權益的義務。治病的藥方是「欲強國，先富國;欲富國，先富民」，富民的手段是「以實業為總樞」，將發展實業放在核心位置，而發展實業，又決不能走輪船招商局的歧路。
鄭還說，要想讓這個國家的工商業發達，讓這個國家的企業可以與歐美強國的企業競爭，一定要拋棄「官督商辦」思維。中國的航運業，之所以遠遠不如日本的航運業，就是因為我們在玩官督商辦「政治不良」;只有做到「全以商賈之道行之，絕不拘以官場體統」，中國的工商業才會有希望。
1893年，鄭的《盛世危言》正式出版。1895年，江蘇布政使鄧華熙將《盛世危言》五卷本推薦給了光緒皇帝。光緒讀過之後，批示印製2000部，分發給各省督撫。皇帝的推薦讓《盛世危言》成了暢銷書，據說坊間盜版翻刻達10餘萬部之多。
然而，盜刻雖多，知音卻無。在清廷最後十餘年裡，以議院聯結民意構建一種新的國家認同，始終只是虛幻的夢想，慈禧更樂意操弄權術;輪船招商局式企業，也不是越來越少，而是越來越多。1922年鄭觀應去世時，輪船招商局仍籠罩在「官督商辦」的陰影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