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禮濤比計劃時間提前進入採訪間，拍攝設備還沒有準備好，他不疾不徐，很自然地和南方周末記者聊起了市場低迷的話題。
2025年的中國電影票房好像坐過山車，春節檔的熱鬧並沒有帶來持續的繁榮，直到「五一」假期開始前，盤踞在票房榜第一的電影還是《哪吒之魔童鬧海》。
「我在這個行業40年，起起伏伏很正常，現在的市場不太好，捱上幾年就好起來了，一直都是如此，我也沒有什麼好焦慮的。」他微笑著說。
在華語電影創作者中，邱禮濤是有名的高產，好多年前，他就放棄了統計自己究竟拍過多少部電影。邱禮濤是攝影師出身，轉行做導演後，他產量大，題材也豐富——拍過低成本恐怖片，也拍過嚴肅的歷史人物傳記，近年來更是接連拍攝了創造港產片票房紀錄的《掃毒2》和《拆彈專家2》。
邱禮濤和劉德華相識40年，近年來他們頻繁地合作，新片《獵金遊戲》在上映近一個月後收穫了2.79億元票房——這個數字雖只是《拆彈專家》的零頭，但截至南方周末記者發稿前，2025年上億元票房的電影僅有17部。
劉德華和倪妮在電影《獵金遊戲》中。資料圖
劉德華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自己和邱禮濤建立了相當的默契，他幾乎什麼題材都能拍，還總能將自己的思想融入電影當中。
邱禮濤不是影展向的導演，乍看上去他的電影不夠文藝，但他卻是香港罕見的知識分子導演。2015年他取得了香港嶺南大學的文化研究哲學博士學位（phd in cultural studies），將自己的從業經歷與文化研究相結合，將自己對香港電影的情感與批判悉數放置進去，真正做到了用拍電影這件事作為自己研究的田野。
他也從不缺少鐵杆影迷，不論他拍什麼，總有影評人願意耐心去分析他電影中的個人表達和隱喻。
邱禮濤總是說自己不是香港電影導演中最出色的，和很多年少成名的導演相比，他覺得自己的優勢反而是挫折。在行業里浮沉多年，他已經學會了用一種輕鬆的心態對待導演這份工作，他希望自己可以拍出讓大眾獲得快樂也能獲得思考的電影。
「電影是我的文化研究」
作為一部講到股民故事的電影，天台是《獵金遊戲》中的重要場景。資料圖
南方周末：《獵金遊戲》是一部關於金融犯罪的電影，比起你拍攝的一些大場面的動作電影，這部電影基本上都是文戲，為什麼會想要拍攝這樣一個題材？
邱禮濤：過去幾十年來，股票已經是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在國產電影里這樣的題材幾乎沒有，我就希望可以拍一部這樣的電影。
當然，所謂的金融、股票也只是我們的一個切入點，我也希望可以表現一個年輕人大學畢業後面對的各種選擇，可能會遇到的誘惑，以及道德底線在哪裡。
南方周末：所以這部電影可以看作是你對當下生活的一種觀察？我們知道香港也是一個金融中心，你對此的觀察是否因此更深刻一些？
邱禮濤：我覺得是，起碼我的意圖是拍一部當下的電影。我們現在可能處在一個歷史上股民最多的時期。而且我也有買股票的經驗，對於各種金融產品也比較了解。我拍這部電影還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去思考自己購買的股票究竟是什麼東西。很多股民就只是知道自己買的是一個號碼，連那個公司做什麼的都不知道。另外，就算你是一個沒有參與股票的人，其實也應該意識到整個金融市場和每一個人的生活都是有關係的。
南方周末：你曾經說自己拍電影是作為一種文化研究，《獵金遊戲》也是這種文化研究當中的一個案例嗎？在調研、籌備和拍攝的整個過程里，你的發現是什麼？
邱禮濤：算的，尤其是我作為一個股民，也是親身實戰過的，儘管這不是我最初的目的，但這也算是我的一次「田野研究」。在股票的買賣中，人性有很多弱點就會暴露出來，比如你買了一隻股票，它上漲的時候，你就會希望它能繼續，你能賺更多的錢；但是虧的時候，你就會恐懼，一會兒擔心它繼續下跌，一會兒又希望它可以漲上去，不斷地給自己希望。這也是我對這個題材感興趣的地方，因為身處金融市場，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在金錢面前，人性就出來了。雖然我們的生活可能沒有遇到電影里那樣的事情，但是你看新聞，很多時候人是沒有底線的，在錢面前人會變得很「丑」。
南方周末：具體到電影中的兩個主要角色，張托德和高寒，這組關係有沒有現實中的參照？他們扮演的是金融行業里的專業人士，在劇情的處理上，如何讓觀眾能夠看明白金融市場的運作法則？
邱禮濤：當然有參照，如剛才所說，如果說電影是我的文化研究，那事實上就需要找一個切入點，金融行業是這部電影的切入點，但我主要想表現的還是一個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如何向上攀爬的過程。有些長輩會告訴他，你要如何努力，如何獲得社會地位，成為一個在經濟上有能力的人。但這個過程並不平坦，會不斷地遇到各種測試，這是我一直很有興趣的東西，可以放在不同的故事裡去表達。我們總說研究人性，但人性很空泛，需要一個具體的語境，我想所謂的金融行業就是提供了這樣一個語境。
具體到講故事的方式，高寒作為一個新人進入一家投行公司，他就是帶領觀眾去了解專業人士工作的那個角色，而劉德華飾演的張托德則是一個內行人，是一個專家，他講給高寒的一些事情，其實也是告訴觀眾，所以這組關係對講故事來說就比較方便。
「我不希望自己的電影都是很膚淺的」
電影《獵金遊戲》中，金融業實習生高寒（右，歐豪飾）面對戲劇性的誘惑。資料圖
南方周末：你在採訪里曾經說過自己拍電影追求的是「雅俗共賞」，但我也知道你其實是非常喜歡所謂的藝術電影的，但為什麼自己做導演拍的還是面對大眾的電影?
邱禮濤：老實說，學生時代剛剛拍電影的時候，我看的的確是那些所謂高雅的藝術電影，也很喜歡，但畢業後拍的就基本上是商業片。這中間我也會自我懷疑，問自己為什麼會拍這樣的電影。但回過頭去看，電影就是一個流行文化的產物，要接觸到社會裡不同階層的人，你當然可以拍一些電影只給影迷看，但也可以拍一些電影給普羅大眾看。
也許有的人會覺得後一種電影沒有什麼養分，但如果能讓他們在影院里哈哈大笑，也沒什麼不好的。
我總是希望自己的電影是能帶給觀眾一些養分的，雖然娛樂性也是重要的。有一些對我來說重要的事情，講大道理也許沒有人愛聽，所以需要一個方法去把想要說的話講出來，既然要大眾化，就需要娛樂化。
我希望可以在當下的電影行業里找到一條路，讓我可以覺得舒服，可以一直走下去。如果我們拍電影是為了關懷人，還是要學會用一種大眾化的語言去和他們溝通。所謂的雅俗共賞，就是希望兩邊的觀眾都能享受一部電影，還能讓他們覺得看完一部電影之後，有一些東西是可以帶回家慢慢體味的。
有很多經典的電影確實做到了這一點，比如《教父》，普通觀眾會覺得好看，知識分子也會覺得好看，它有黑幫的元素，也講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對命運的探討，看起來就像是莎士比亞的戲劇，我是希望自己可以在這樣一條道路上去做一點努力。
南方周末：那你會擔心自己的電影為了追求所謂的娛樂性，一些嚴肅的內核被遮蔽了，或者表達得不夠充分嗎？
邱禮濤：我雖然拍了40年電影，但坦率地說我還是一直在學習，不同時期的觀眾也很不一樣，有時候走得太超前了不行，走得太慢了也不行，流行文化始終還是要和時代同步，要和觀眾共情，這個是很難做到的，我也還是在不斷地去定位自己，去摸索。
南方周末：是什麼支持你還能繼續拍電影，並且保持一個非常高的產能？
邱禮濤：就是喜歡電影，說句不好聽的，有時候拍的電影沒能得到觀眾的喜歡，但拍的過程我依然也很享受，我也很喜歡在片場里和一幫夥伴做事的感覺。
南方周末：你中間還去嶺南大學讀了文化研究的博士，為什麼會做出這個選擇？
邱禮濤：我覺得我懂的東西太少了，這麼說可能會有點得罪人，但學問和認知是會影響電影創作的。我不希望自己拍攝的電影是很膚淺的，我想要找到一個方法去看世界。
讀書這件事不一定要去大學，但去大學是可以有一個機會系統地學習，讓自己擁有一套方法論，還可以有導師去指導我，我覺得是很可貴的機會。
南方周末：你受過文化研究的訓練，你怎麼看待網上對你影片的一些分析，你覺得是過度解讀嗎？
邱禮濤：這個真的不好說，從文藝理論的角度來說，一個作品就是要讓受眾看見或者讀到才算完成，他們看到什麼都是ok的，所以也會出現我剛才說的，有些東西我拍出來人家不是這麼看的。要說問題出在哪裡，肯定是我的問題，因為除非我不接受這套理論，否則一個作品當然是要受眾看到才會完成。
「我是沒有包袱的」
邱禮濤在自己執導的一部電影的藍光版花絮中。資料圖
南方周末：你之前謙虛地說自己不是香港導演里最優秀的，為什麼？你心目中優秀的標準是什麼？
邱禮濤：這個我不是謙虛，事實上我就不是。優秀的標準是你要達到一個高度，有時候會好一些，有時候會差一些，但如果取一個平均值來說，我和一些同行還是有差距的。我覺得徐克、杜琪峰、鄭保瑞都很優秀，他們的電影不論你是不是喜歡，都會覺得很有水平。
南方周末：你評價自己的電影，有的拍得不錯，有的似乎也不盡如人意，你覺得不夠好的原因是什麼呢？
邱禮濤：很多時候都是因為拍的東西沒能很好地在公映的那個時候和觀眾共鳴。有時候我想說的是這樣一個故事，他們看到的是另外的東西。審美標準也不是不變的，我拍的東西和他們的審美有落差，他們就不那麼接受，票房也會不太好了。
但有一些電影，過了一段時間後，價值反而就出現了，比如很多人都會說中國最好的電影是《小城之春》，但是當年它上映的時候，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反響。就像我以前拍《伊波拉病毒》，過了這麼多年很多人會說這是一部好電影，但是當時它的票房和口碑都不是很好。
南方周末：你剛才說如果很愛電影，就能一直拍下去，但是現實還有一種情況是，導演很愛電影很想拍，可是找不到投資，從這個角度來說，你為什麼可以一直拍下去？
邱禮濤：我真的覺得自己很幸運，我第一次當導演是1986年，一路以來也沒有太大的成功，都是很艱難地走到了今天。我不是那麼好，但是也不太差，足夠讓投資人和觀眾還能允許我有下一部電影可以拍。我想如果我三十多歲的時候就很成功，那我今天可能反而沒有電影可以拍了。
《拆彈專家2》出來的時候，我的年紀也不小了，我看東西不會飄飄然，也不會覺得有很大壓力。下一部要如何，我的態度很隨意。這種隨意讓我覺得合適就會繼續拍，而不是要求自己一定要如何，我是沒有包袱的。
外國的導演也是這樣，很多導演太成功之後的路都不好走，因為你就有一個包袱，覺得自己不能拍太平凡的電影。其實什麼平凡不平凡，平凡一點也可以好看，也可以和觀眾交流，太擔心平凡，就是一種壓力。
南方周末：我有注意到你這些年的電影很愛塑造所謂的「孤膽英雄」，會寄希望在片中的一兩個人物身上，讓他們在大廈將傾的時候去力挽狂瀾，《獵金遊戲》也是如此。為什麼會特別喜歡這樣的故事？
邱禮濤：我希望世界是這樣的，這是我的一種理想，當你覺得周遭的環境很壞的時候，還是要相信有一些人會站出來，我們也要想一想自己是不是這樣的人。我對未來還是有期待的，否則的話，就會沒有興趣生活了，會覺得生活很辛苦。哪怕只是一秒鐘，每天還是要給自己一些希望。
我自己也是一個爸爸，現在有些年輕人說不想要孩子，不是不能理解的。我們要讓他們覺得世界有希望，讓他們有一份工作，這個世界不要有那麼多戰爭，空氣和水源會更乾淨……這些問題如果解決不了，人類的歷史就不能長久。
南方周末記者 余雅琴
責編 劉悠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