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前兩天，有朋友給我傳來一張截圖（見上圖），並寫下這樣一段留言——
「今天看到這個評論，感到十分扎心。我就看過《潛伏》，對余則成和翠平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充滿了敬仰之情。怎麼這些評論說余則成被『信仰』榨乾了最有一絲價值。十分痛恨這些反動的傢伙們的評論。」
這位朋友感到「扎心」，可以理解。但截圖中的結論，我亦覺得毫不奇怪，因為這正是電視劇《潛伏》所有意無意暗示的，截圖文字的作者只不過是用一種直白的方式將其表述出來罷了。
《潛伏》是2008年播出的，很快就產生了轟動效應。
我看到這部電視劇，已經是一年多以後了。記得是回老家過年，在小街上散步時路過一家音像店，老闆熱誠地向我推銷《潛伏》VCD。我在筆記本電腦上播放後，立刻就有放不下的感覺，連春晚都不想看了.
因為《潛伏》，又看了前蘇聯的《春天的十七個瞬間》（1973）以及朝鮮的《無名英雄》（1978），發現許多細節與反轉，多有相互致敬之處，不過這已經不重要了。
《潛伏》無疑是一部相當優秀的電視劇。其中最令人心潮澎湃的細節，是左藍犧牲後，余則成為了排遣心中的痛苦，反覆誦讀《為人民服務》的橋段。
在我的印象中，這似乎是「新時期」以來，第一次在影視作品中正面表現《為人民服務》這一曠世名篇。在此之前，觀眾只能在傷痕影視劇中，看到為渲染「極左」、「瘋狂」的氛圍，在背景中放置若干詞句作為標語。
雖則如此，《潛伏》畢竟是誕生在自由派「公知」重寫歷史，在許多問題上積非成是，並且沒有得到認真清理的濃厚氛圍中，劇中的可議之處也很多。
比如，余則成的上級，秘密聯絡站的地下黨，在接待交通員時，關心地問了一句：「家裡（即延安）的情況怎麼樣？」
交通員說：「搶救運動已經停止了，大嫂也解除審查，恢復工作了。」
簡單一句話，就抹黑了延安整風。
延安整風中出現過搶救運動，但搶救運動絕不等於延安整風。
延安整風的偉大意義，這裡就不展開了。簡言之，通過延安整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艱難轉折終於完成，全黨空前團結，在整風後短短几年時間裡，就先後取得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勝利，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並開始建設社會主義。
《潛伏》在這裡使用的是一種「腹語術」，通過這樣一組看似漫不經心的對話，就給觀眾造成一種延安發生「內亂」，「自己人迫害自己人」的印象。
這樣的暗示，也使觀眾對余則成的努力的意義產生了懷疑：如果延安居然就是這樣的話，那麼，余則成的犧牲值得嗎？
這一追問一直纏繞著余則成，也纏繞著觀眾。
02
《潛伏》和此後的諜戰劇，都存在一個共同的問題，即精英史觀，即唯心史觀。
在這種史觀的影響下，余則成這樣的諜戰精英，是凌駕於組織、群眾之上的——勝利的取得並不靠組織，群眾就更談不上了，他們只是群氓而已。精英出類拔萃的才能，矢志不移的堅貞，才是勝利的唯一原因。
為了使諜戰精英更加突出，不至於被其他角色分走光芒，編導往往會挑選一些外形上比較丑，通常飾演反面角色的演員扮演上級，比如飾演秋掌柜的劉昌偉，從在《包氏父子》中飾演追求虛榮的包國維開始，很少有正面角色。
由於諜戰精英太過優秀，太過真誠，所以他們又是孤獨的，經常成為受難者。
他們遭受磨難的原因，主要不是來自敵方。事實上，在敵營內部，他們從來都備受寵信，如魚得水，即便遇到危險，也能化險為夷。
恰恰是己方的不信任、「搶救運動」、不近人情的嚴酷指令等，才使他們受到了無窮無盡的磨難，而受難又凸顯了他們的卓爾不群。
而在五六十年代反映地下工作的影片，如《永不消逝的電波》《烈火中永生》，甚至「新時期」早期的《與魔鬼打交道的人》《保密局的槍聲》中，英雄人物的成長，都是組織培養、教育的結果，組織是信心和安全感的來源，並且保護、指導、關心著打入敵人內部的地下工作者，所以，英雄人物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也都歸功於黨，歸功於群眾的配合與支持。
不錯，包括《潛伏》在內的當代諜戰劇，為了使精英的行為看上去合理，往往也強調「信仰」的力量。
但這種「信仰」是不包括階級性、人民性的信仰，是一種抽象的、神秘的、先驗的力量，是普通人無法理解、也無法擁有的東西，是精英頭上獨具的光環，成了他們凌駕於大眾之上的理由。
由於閹割了階級性，敵我雙方的信仰變得毫無區別，似乎國共之爭同壓迫與解放無關，同黑暗與光明無關，同反動與進步無關，僅同成王敗寇有關。
因此，毫不奇怪，在《潛伏》中，李涯和余則成比肩而立，同樣獲得了觀眾普遍認同，成了雙男主。並且，由於李涯的「被陷害」、「被欺騙」，尤其是慘烈的結局，他甚至獲得了更多的同情。
03
余則成和《永不消逝的電波》中李俠不同，他不是延安培養、派出的。余則成本是軍統特務，只是看不慣國民黨的腐敗及其與日寇的暗中勾結，加上女友左藍的影響，才投向延安。
《潛伏》本來有一個機會，使余則成的信仰建立在更加堅實的基礎上，那就是抗戰勝利後，全面內戰爆發前，余則成以探親之名進入了晉察冀解放區。
在這裡，他本來可以看到一個新社會，看到在「減租減息」政策下農民的新生活，看到解放區與國統區的根本不同，但很遺憾，編導沒有這樣表現，只是安排余則成拜見李克農，他一臉崇拜地握住李克農的手，「知道，知道，『龍潭三傑』」……
這是一個諜戰精英向另一個久負盛名的諜戰精英致敬，是英雄之間的惺惺相惜，但不具備升華信仰的意義。
《潛伏》到了結尾，脫險後到翠平被自己人軟禁在一座小山村裡，她抱著孩子來到村口，卻被持槍的民兵攔住——出生入死地進行地下工作，難道換來居然是這樣的結局？
余則成到了台灣，向前來聯繫的上線，一個戴著墨鏡的冷酷男人打聽翠平的情況，立即被粗暴地拒絕了。顯然，在這個「墨鏡男」（以及他背後的「組織」）看來，余則成的情感與牽掛都不值一提，余則成、翠平如果不能被利用，就毫無價值。
正因為《潛伏》有這樣的細節，所以，那位截圖文字的作者寫到，「他（余則成）結局流下的那滴眼淚，道盡了他的無限悲哀，他以為自己選擇了正確的道路，然而卻只是成為了一枚棋子」，又有什麼不對呢？
這一類細節的本質在於：以余則成們的傑出、忠誠與受難，來暗示、反襯革命的無意義和荒誕，進而達到否定革命目的。
事實上，《潛伏》的這種傾向，還是被認為太含蓄了。2014年，趙寶剛執導了電影《觸不可及》，邀請孫紅雷在影片中扮演一個同餘則成相類似的角色，寶島女明星桂綸鎂則代替姚晨，扮演了一位美麗、深情、只想「歲月靜好」，與孫紅雷相戀的小資女生。
《觸不可及》把《潛伏》中隱秘的情緒，變成了主題。
看過《觸不可及》，觀眾會覺得，「組織」無窮無盡的冷酷命令，像邪教控制術或女巫的詛咒那樣，使這一對苦命鴛鴦始終不得安寧。最後，孫紅雷更被一張「明年解放台灣」的空頭支票，一杆子支到海峽對岸，永遠斷送了幸福。
如果看不懂《潛伏》的隱喻，看一下《觸不可及》就明白了。
04
精英史觀的本質是反人民的，同時也是反歷史的。
整個新民主義革命時期，我黨卓有成效的地下工作，依靠的主要是正確的政治路線，嚴密的組織工作和群眾工作，依靠的是革命性與人民性。
毛主席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當各種精英史觀的諜戰劇充斥耳目，力圖把非歷史的「歷史」植入我們的大腦時，重溫毛主席的教導，格外有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