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大雨了，給丈夫打23個電話不接，妻子冷笑：離開你，我過得更好

窗外雨聲淅瀝，我望著手機屏幕上的＂已撥23次＂，冷笑道：＂吳松，離開你，我過得更好。＂

那年我二十七歲，剛從師範學校畢業兩年，是縣機電廠會計科的普通職員。

八十年代末的縣城，能在國營單位上班已是許多人羨慕的事，拿著固定工資，每月還有布票、糧票、肉票，日子過得有滋有味。

吳松比我大三歲，個子不高，卻結實精幹，那雙技術員的手總是乾淨利落，手指修長有力，在同一個廠的車間當技術員，我們是廠里組織聯誼活動認識的。

我至今記得初見吳松時他穿著洗得發白的藍色工裝，衣服是有些舊了，可整潔得很，連紐扣都是新縫的，這讓我對他的第一印象就很好。

當時廠里正值興旺時期，幾乎每月都有文藝演出或籃球比賽，工會的李阿姨常說：＂廠興人旺，人旺廠興，咱們廠的文化生活就該紅紅火火。＂

那是個星期六的下午，天氣晴好，空氣中充滿了初夏的暖意，我和幾個會計科女同事去看籃球賽，穿著帶花邊的確良襯衫，梳著剛燙過的捲髮，滿懷少女般的興奮。

吳松是車間隊的主力，他個子不高，卻特別靈活，投籃姿勢很好看，球場上揮汗如雨的樣子，特別陽光。

賽後，我遠遠看見他抱著球猶豫著朝我們這邊走來，我假裝沒看見，低頭整理隨身帶的挎包，只聽同事小聲叫我：＂林巧，那個吳松向你走過來了！＂

＂林會計，我聽說你喜歡打乒乓球，有時間咱們切磋切磋？＂吳松站在我面前，臉上還掛著細密的汗珠，說話時目光不敢直視我，聲音卻格外清朗。

就是這樣平常的對話，竟成了我們婚姻的開始，想來也是緣分使然。

開始時我們相約在廠里的小禮堂打乒乓球，後來漸漸地，又一起去看露天電影，在廠門口的小攤買冰棍，坐在護城河邊聊天，許多細小而溫暖的時刻，編織成我們最初的回憶。

半年後，吳松拿著一個小盒子，裡面是一枚普通的銀戒指，在廠區的小花園向我求婚，他說：＂林巧，咱們結婚吧，我這輩子認定你了。＂

那時的婚禮很簡單，沒有婚紗照，只在照相館拍了幾張黑白合影，請了幾桌親朋好友吃飯，我穿著借來的紅色旗袍，吳松穿著他唯一一套藏青色中山裝，我們就這樣成了夫妻。

婚後第一年，日子過得還算順心，我們在廠里分了一套四十平的小房子，狹小的兩室一廳，客廳堪堪放下一張老式方桌和兩把靠椅，但我和吳松都覺得知足。

雖然簡陋，但勝在是自己的家，那時候多少人擠在筒子樓里，一層樓共用一個水龍頭，能分到獨立的小套房已經是幸運。

吳松人勤快，手也巧，買了些木料自己做了書架和衣櫃，還把破舊的牆麵粉刷一新，那時的牆面不像現在用乳膠漆，而是用石灰刷的，白得晃眼，卻透著樸實的溫馨。

＂你看，我貼了牆紙，這樣顯得不那麼單調，＂吳松站在梯子上，小心翼翼地把花紋壁紙貼在牆上，臉上掛著汗水和笑容，＂這可是從省城帶回來的，聽說現在挺時興。＂

那時的傍晚，我們常常一起去附近的人民公園散步，或是在家聽著收音機里播放的《夜半歌聲》，雖然經常因信號不好而沙沙作響，但那聲音里藏著我們年輕的歡笑和夢想。

夏天的夜晚，我們搬著竹椅坐在樓下的槐樹下乘涼，和鄰居們一起聊天，吃著剛從井水裡撈出來的西瓜，孩子們在一旁追逐嬉戲，這樣的日子雖簡單卻溫馨。

轉折發生在我們結婚第二年，那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改革開放的浪潮席捲全國，連我們這樣的小縣城也感受到了變化的氣息。

國企改革的風潮開始波及我們廠，原本穩定的＂鐵飯碗＂開始鬆動，單位里流傳著各種傳言，人心浮動。

廠里效益下滑，開始實行部分計件工資制，吳松所在的車間受影響較大，他們被通知七成基本工資，三成計件工資，這意味著收入的不穩定。

＂林巧，這個月的工資又少了，＂一天晚上，吳松將工資袋裡的錢一張張攤在桌上點數，臉上閃過一絲愁容，＂車間活少，計件部分只拿到六成。＂

我安慰他：＂沒事，咱們又不是揮霍的人，夠用就行。＂

心裡卻開始盤算著如何增加收入，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日子過得捉襟見肘，誰不想過得好些？

同一時期，我被調到財務科，負責應收賬款，開始接觸了一些外地來的商人和本地冒出來的個體戶，漸漸看到了外面世界的繁華和機會。

縣城裡第一家服裝店開業時，我和科里幾個同事去參觀，那裡的衣服款式新穎，色彩鮮艷，與我們單調的確良襯衫、的確涼褲子形成鮮明對比。

＂你看這件，多漂亮，＂我拿起一件碎花連衣裙，眼裡閃爍著嚮往，＂聽說老闆娘以前也是國企的，下海才幾年，現在就開上店了。＂

物是人非，心境已變，我開始憧憬著不一樣的生活，這種憧憬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如同春草般瘋長，悄然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

＂你就甘心一輩子拿這點死工資？看看楊大姐開服裝店才幾年，都買了樓房，＂一天晚飯後，我對正在修收音機的吳松說，語氣中帶著掩飾不住的渴望和焦慮。

那台老收音機是吳松的心愛之物，是他父親留下的＂紅燈牌＂，每當它出現雜音，吳松總會耐心地拆開修理，彷彿那不只是一件電器，而是一段珍貴的回憶。

吳松抬頭看我一眼，繼續專註於手裡的活計，他的手指靈活地在電線和零件間穿梭，眼神專註而平靜：＂亂世才出英雄，現在社會變化太快，我看有些發財的路子未必長久，咱安安穩穩的不好嗎？＂

＂安穩？就像我爸那樣，一輩子種地，老了連個體面的房子都沒有？＂我有些激動地說，＂時代變了，不抓住機會就會被甩在後面！＂

窗外，老槐樹的葉子被風吹得沙沙作響，似乎在應和我內心的躁動，吳松嘆了口氣，輕輕合上收音機的後蓋：＂林巧，人各有志，我理解你想過好日子的心情，可我這個人，只會老老實實做事，投機取巧的路子我走不了。＂

這成了我們之間越來越頻繁的爭論主題，我嫌他沒上進心，他覺得我虛榮浮躁，矛盾如同一道無形的鴻溝，在我們之間漸漸拉開。

機會來得很突然，財務科接待的一位香港客商看中了我的工作能力和英語水平，提出想讓我去他在深圳的公司做會計主管，月薪是我在廠里的五倍多。

當時，深圳特區已經成為全國人民心中的＂黃金地帶＂，報紙上常有＂深圳發財＂的故事，黃燈下打麻將的人們也經常談論＂特區速度＂和＂下海經商＂的話題。

我心動了，如同沙漠中的旅人看到了綠洲，這或許是我擺脫平庸生活的唯一機會。

＂我不同意你去，＂吳松聽後，臉色陰沉得如同窗外的烏雲，＂那麼遠，你一個女人，能照顧好自己嗎？再說，我們的家怎麼辦？＂

＂什麼家？這個筒子樓里的小房子就是你心滿意足的家？＂我語氣尖銳，話語如刀，傷人傷己，＂我才二十九歲，難道就此甘於平庸？＂

＂林巧，錢不是萬能的，＂吳松嘆了口氣，眼神里滿是無奈和失望，＂你去了深圳，我們就成了兩地分居，這婚還怎麼過？＂

＂那我問你，如果是你有這樣的機會，會不會去？＂我反問他。

吳松沉默了，良久才說：＂我會和你商量，看什麼對我們倆都好。＂

我冷笑一聲：＂說到底，你是怕我在外面學壞是吧？吳松，我以為你會支持我的夢想，沒想到你和那些老古董一樣！＂

我們爭吵了一整夜，直到天光微亮，他蜷縮在沙發上睡著了，臉上還帶著疲憊和沮喪。

最終，我還是決定去深圳，那天清晨，我拖著行李箱走出家門，院子里的幾棵向日葵正迎著朝陽怒放，鄰居家的雞在咯咯叫著，一切如常，卻又好像從此天各一方。

臨行前，廠里幾個要好的同事為我送行，楊姐拉著我的手語重心長地說：＂巧啊，出去闖是好事，但別忘了你還有個家在這兒等你。＂

唯獨吳松沒來，他只在我出門時塞給我一個信封，說是路費，讓我路上小心，神情複雜得讓我看不透。

我沒打開那個信封，只是草草塞進了行李包，心裡暗自慶幸總算結束了這場拉鋸戰，終於可以開始追求我嚮往的生活。

深圳的生活如我所料般豐富多彩，高樓大廈，西式餐廳，彩色電視機，這些在縣城還很稀罕的東西，在這裡卻司空見慣。

第一次拿到工資時，那厚厚一沓錢讓我幾乎不敢相信，竟然是我一個月的收入，比在廠里大半年的還多。

公司提供員工宿舍，我和另外兩個女孩合住一間，雖然空間有限，但設施齊全，還有熱水器和電風扇，這在縣城還是稀罕物件。

我很快適應了工作節奏，也交了些新朋友，學會了用傳呼機，穿起了時髦的裙裝，甚至化起了淡妝，彷彿整個人都煥然一新。

唯一的遺憾是吳松很少給我打電話，即使打來，也是簡短几句，大多是詢問生活起居：吃得好不好，住得習慣不習慣，工作累不累。

每當我興奮地談起深圳的見聞，他總是靜靜地聽著，不時應和兩句，卻很少發表自己的看法，我們之間的距離，早已不只是地理上的一千多公里。

有天夜裡，我躺在床上，突然想起了結婚時吳松說的話：＂林巧，我這輩子就認定你一個人了。＂

那時的我們，擠在狹小的宿舍里，手挽著手看星星，憧憬著未來的生活，那些簡單而真摯的時光，如今想來恍如隔世。

第一年年底，我辛苦攢了些錢，買了些深圳特產和時髦衣物，準備回縣城過春節，想著見到吳松時他驚喜的表情，心裡有種說不出的期待和愧疚。

縣城的冬天比深圳冷得多，下了火車，刺骨的寒風撲面而來，我裹緊了羽絨服，拖著行李走出站台，吳松穿著那件舊棉襖站在出口處，手裡捧著一束不知從哪弄來的臘梅花。

＂你怎麼知道我今天回來？＂我驚訝地問，明明沒告訴他確切時間。

＂我這幾天每趟車都來接，＂吳松不好意思地撓撓頭，接過我手中的行李，＂怕你回來沒人接。＂

那一刻，我的鼻子一酸，心中湧起一股暖流，卻又很快被深圳生活的習慣所掩蓋。

廠里的變化很大，許多老面孔已經不見，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陌生人，廠區大門口的光榮榜已經破舊不堪，上面的照片早已褪色。

吳松瘦了，眼角也多了些皺紋，他說廠里開始大規模裁員，許多老工人被買斷工齡，領了一筆錢就回家了，他被借調到了技術組，雖然工作量增加了，但總算保住了飯碗。

＂你回深圳後，考慮一下申請停薪留職吧，廠里現在這情況，你的位置不一定保得住，＂吳松小心翼翼地建議，語氣中帶著擔憂。

我點頭應下，心裡卻暗自慶幸自己做了正確的選擇，如果留在廠里，現在恐怕也和那些下崗工人一樣，前途茫茫，日子過得緊巴巴的。

回到那個四十平的小家，一切都和我離開時一樣整潔，甚至更加井然有序，吳松說他把我的東西都好好收著，就盼著我哪天回來。

＂我學會做紅燒肉了，你嘗嘗，＂除夕夜，吳松端上一盤色澤紅亮的紅燒肉，那香味勾起了我對家鄉的無限思念，＂記得你最愛吃這個。＂

看著他忙碌的身影，我忽然意識到，這個男人這些年其實也在默默地成長，學會了生活的各種技能，只是我太忙著自己的世界，沒有留意到而已。

短暫的春節假期後，我回到了深圳，這一次，我帶走了更多的行李，心裡隱隱有了長期不回去的打算，深圳日新月異的變化和無限的機會，讓我越發不捨得離開。

第二年，我正式辦理了停薪留職手續，公司業績蒸蒸日上，我也獲得了晉陞，成為部門主管，有了自己的辦公室，生活水平又上了一個台階。

吳松來深圳看過我一次，下了長途汽車，他穿著洗得發白的襯衫，拎著一個舊皮箱，在車站人來人往的人群中顯得格外局促和格格不入。

我帶他去了公司，介紹給同事認識，卻發現他幾乎無法融入這個環境，對這座喧囂的城市充滿不適應，與我的新朋友圈——那些說話夾雜英文、談論股票和進口化妝品的人們格格不入。

＂這裡的飯菜不合我胃口，＂吳松嚼著一塊西餐牛排，表情尷尬，＂太生了。＂

＂這是七分熟，正宗的西式吃法，＂我有些不耐煩地解釋，＂你得學著適應新事物啊。＂

短短一周的相處，我們之間的隔閡越來越明顯，好像活在兩個平行世界裡，共同語言越來越少。

＂林巧，你變了，＂臨走前，吳松站在我租住的公寓門口，欲言又止，眼神里滿是複雜，＂我不是攔你追求更好的生活，只是希望你別忘了我們是夫妻。＂

我有些心軟，送他到汽車站，目送他登上回縣城的長途汽車，心裡五味雜陳，既不舍又鬆了一口氣，這種複雜的情緒讓我自己都感到困惑。

車子啟動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什麼，沖著車窗喊：＂吳松，我一定會回去的！＂

但我食言了，接下來的兩年，我只在春節回去過一次，公司業務擴張，我被提拔為財務經理，薪水又漲了一大截，每天忙得腳不沾地，回家的念頭漸漸被稀釋在繁忙的工作和豐富的都市生活中。

我開始考慮在深圳買房，甚至動了把吳松接過來的念頭，終於在一次電話里鼓起勇氣提出這個建議。

＂我不適合那種地方，再說廠里現在需要我，我不能走，＂電話那頭，吳松的聲音聽起來疲憊而遙遠，透過話筒傳來的沙沙聲，彷彿拉遠了我們之間的距離。

我失望極了，同時也埋怨他不理解我的苦心，漸漸地，我們的通話越來越少，有時甚至一個月才聯繫一次，曾經的親密無間變成了敷衍了事的例行公事。

九十年代中期，香港回歸前夕，深圳經濟更加繁榮，到處都是建築工地，高樓如雨後春筍般拔地而起，這座城市散發著令人目眩的活力和機遇。

我所在的公司被一家外資集團收購，我的職位再次提升，還配了一輛日本進口小轎車，在當時的深圳，這已經是相當不錯的待遇了。

同事們都羨慕我的好運氣和能力，也有人私下議論我在深圳這麼久，丈夫卻從未露面，難免引發一些猜測，但我已經學會對這些閑言碎語置之不理。

＂林總，過年回家看看吧，你都好久沒回去了，＂公司的小李是我的老鄉，春節前一周這樣勸我，＂聽說咱們縣城現在也變化不小呢。＂

我點點頭，卻因為一個重要項目被留在公司加班，這個春節，又一次與家鄉失之交臂。

＂對不起，今年可能回不去了，＂除夕夜，我打電話回家，電話那頭是春節聯歡晚會的背景音和親戚朋友的說笑聲，讓我突然有些悵然若失。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然後是吳松淡淡的聲音：＂沒事，工作要緊，我理解。＂

那語氣中的疏離和失望如同一根細針，輕輕刺痛了我的心，卻又很快被工作的忙碌所淹沒。

掛了電話，我繼續投入工作，把那一絲不適感拋之腦後，心想等項目結束，一定要好好休假，回趟老家看看。

命運的轉折點發生在1996年的夏天，那是一個特別悶熱的雨季，深圳連續下了三天大雨，市區多處積水，交通幾乎癱瘓。

那天下午，我正在辦公室準備季度報表，心裡盤算著過幾天回老家的計劃，突然接到了縣城老家的長途電話。

＂林巧，是不是廠里有人找我？＂我漫不經心地問道，以為又是些工作上的瑣事，或者是吳松例行的問候。

＂不是，＂電話那頭是鄰居李大姐焦急的聲音，＂是吳松，他生病了，住院了。＂

＂什麼病？嚴重嗎？＂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來，電話線那頭的急促語氣讓我意識到事情不妙。

＂醫生說是胃潰瘍大出血，現在已經轉到縣醫院，＂李大姐停頓了一下，聲音帶著責備，＂他原來就有胃病，你不知道嗎？＂

我愣住了，電話那頭的質問如同一記重拳擊中我的胸口，我確實不知道吳松有胃病，這些年，他在電話里從未提及過自己的健康問題，總是說一切都好，讓我安心工作。

突如其來的愧疚感湧上心頭，我想起他曾經說過工作太忙經常忘記吃飯，想起他那張越來越消瘦的臉龐，卻從未往深處想過，從未真正關心過他的身體狀況。

＂我馬上訂機票回去，＂我慌忙收拾東西，向公司請了緊急假，心裡滿是自責和焦慮。

回程的飛機因為大雨延誤了四個多小時，我在機場焦急等待，一遍遍撥打縣醫院的電話，卻始終無人接聽，內心的不安如潮水般湧來。

航班廣播里不斷重複著延誤通知，窗外的雨點敲打在玻璃上，如同我急促的心跳，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

終於登上飛機時，我的心情已經糟糕到了極點，反覆告訴自己吳松會沒事的，他一向堅強，一向什麼都能扛過去。

從省城機場到縣城，又花了三個多小時，計程車在泥濘的鄉間公路上顛簸前行，雨刮器不停地擺動，卻難以抵擋傾盆大雨帶來的視線模糊。

當我匆匆趕到縣醫院時，已是深夜，醫院走廊的燈管發出冷白色的光，照得人臉色慘白。

病房門口坐著幾個熟悉的面孔——都是廠里的老同事，看到我，他們的表情有些複雜，有驚訝，有欣慰，也有些許責備。

＂吳松怎麼樣了？＂我顧不上寒暄，直接問道，聲音因為緊張而有些顫抖。

＂剛做完手術，已經沒事了，＂一位姓張的師傅回答，嘴角微微上揚，＂醫生說幸虧送得及時，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我鬆了一口氣，推門進了病房，房間里瀰漫著消毒水的氣味，牆角的老式風扇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響。

吳松躺在病床上，臉色蒼白如紙，嘴唇沒有一絲血色，比我記憶中的他瘦了不止一圈，青筋暴突的手背上插著輸液管，床頭監護儀發出規律的＂滴滴＂聲。

他睜開眼，看到是我，先是一愣，眼神中閃過驚訝和喜悅，然後又歸於平靜，淡淡地笑了笑：＂你來幹什麼？工作不是很忙嗎？＂

這句話像一把刀扎進我心裡，語氣里的疏離和苦澀，讓我一時無法接近他，那個曾經對我百依百順、溫柔體貼的吳松，如今築起了一道無形的牆。

我強忍淚水，走到床邊，輕輕握住他的手：＂你怎麼不早告訴我你有胃病？＂

＂告訴你又能怎樣？＂吳松虛弱地說，眼神中混合著無奈和認命，＂你會回來照顧我？還是能把深圳的高薪工作丟了？林巧，咱們都是成年人了，各自有各自的選擇。＂

我無言以對，這些年，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忽視了吳松的感受和需求，他的話雖然刺耳，卻是事實，像一面鏡子，照出了我的自私與忽視。

＂對不起，＂我握住他的手，感受到那曾經有力的手指變得如此薄弱，手背上的青筋清晰可見，＂我應該多關心你的。＂

吳松輕輕搖頭，眼裡閃過一絲疲憊：＂不全是你的錯，我也有責任，不該把什麼都悶在心裡，逞強硬撐。＂

接下來的一周，我請了長假，留在醫院照顧吳松，每天給他換水倒葯，擦身喂飯，日夜守在病床前。

從醫生那裡，我了解到他的病情其實已經持續兩年多，只是一直靠藥物控制，這次是因為工作壓力太大，加上飲食不規律才導致惡化。

醫生皺著眉頭說：＂家屬也真是的，怎麼能讓病人拖到這種程度才來醫院？再晚點就危險了。＂

這責備如同一把尖刀剜著我的心，我卻無力辯解，只能默默承受這應得的指責。

在整理他的物品時，我在他的錢包里發現了一張已經泛黃的照片——是我們結婚時在照相館拍的合影，照片上的我們年輕稚嫩，笑容燦爛，充滿對未來的憧憬和希望。

照片背面用鋼筆工整地寫著：＂無論天涯海角，你永遠是我最重要的人。＂字跡已經有些模糊，顯然經常被翻看，被手指摩挲過無數次。

我的眼淚再也止不住地流下來，五年了，他一直帶著我們的合影，而我卻早已習慣了一個人的生活，甚至在同事面前很少提起自己已婚的事實。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麼叫做真正的愛，它不是轟轟烈烈的山盟海誓，不是花前月下的浪漫，而是這種默默的堅守和等待，是即使被傷害也依然不離不棄的執著。

還有一封信，是我走時他給我的那個信封，已經褪色陳舊，顯然被保存了很久，我小心翼翼地打開，裡面除了當初那些零錢，還有一張泛黃的字條：＂無論你去哪裡，我都在原地等你，如果你累了，隨時可以回來。＂

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撲在病床邊嚎啕大哭，淚水打濕了被單，也浸透了我固執的心。

吳松出院後，我們回到了那個四十平的小房子，屋子裡一切如舊，只是更加整潔了。

書架上的書按高矮整齊排列，廚房的碗筷都收拾得井然有序，窗台上還擺著幾盆我走時種下、如今已經長得鬱鬱蔥蔥的吊蘭。

我才發現，這些年吳松不僅照顧好了自己，還把家裡打理得很好，那些我曾經嫌棄的老物件，如今看來竟然充滿了溫情和回憶。

＂你看起來比在深圳時胖了，＂某天吃晚飯時，吳松忽然說道，眼中帶著一絲欣慰。

＂是嗎？可能是你做的飯太合我胃口了，＂我笑著說，夾起一塊紅燒肉放入口中，那熟悉的家鄉味道讓我心頭一暖。

這是事實，吳松的廚藝確實進步不少，遠比我記憶中的好，他說這些年一個人在家，不會做飯不行，慢慢就學會了各種家常菜。

＂廠里大部分人都下崗了，＂他把一塊紅燒肉夾到我碗里，眼神中透著淡淡的憂慮，＂但我因為技術特長，被留下來維修設備，工資雖然不高，但至少穩定。＂

我點點頭，沒有說話，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自己的未來，深圳的高薪工作固然誘人，但那裡沒有家的溫暖，五年來，我賺到了錢，卻失去了更重要的東西——愛與陪伴。

而這個簡陋的小屋，因為有吳松在，成了我心靈的港灣，一個無論經歷多少風雨都能回歸的地方。

＂吳松，＂我放下碗筷，認真地看著他，內心已經做出了決定，＂我想留下來。＂

他愣住了，放下手中的筷子，眼神中充滿不可思議：＂你不是開玩笑吧？深圳那邊的工作怎麼辦？＂

＂我已經辭職了，＂我平靜地說，心中卻是波瀾起伏，＂這幾天我聯繫了縣財政局，他們正缺會計，明天我去面試。＂

吳松的眼睛亮了一下，隨即黯淡下來，搖搖頭：＂林巧，別衝動，深圳的生活條件那麼好，你習慣了，回到這小縣城，會不會後悔？＂

＂我離開這裡五年，得到了很多，但也失去了更重要的東西，＂我握住他的手，感受著那粗糙卻溫暖的觸感，＂沒有你，那些都沒有意義。＂

吳松眼眶濕潤，輕輕握緊我的手：＂你真的想好了？＂

＂想好了，＂我堅定地點頭，＂你這些年一直等我，現在該我陪你了。＂

那一刻，我看到吳松眼中閃過一絲光芒，那是重獲希望的光芒，如同黎明前的第一縷陽光，溫暖而明亮。

第二天，我去縣財政局面試，很快被錄用，工資只有深圳的三分之一，但勝在離家近，工作也相對輕鬆，更重要的是，我可以和吳松一起生活，一起面對生活的風風雨雨。

吳松得知消息後非常高興，說要好好慶祝一下，準備了一桌豐盛的飯菜，還買了一瓶老白乾，那是我們結婚時剩下的喜酒。

就在這時，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打亂了我們的計劃，那天下午，天空烏雲密布，很快就下起了傾盆大雨，雨點砸在窗戶上發出啪啪的響聲。

縣城的排水系統跟不上，街道很快就成了小河，人們撐著傘匆匆走過，濺起片片水花。

我在財政局加班到六點，準備回家時，發現外面雨勢更大了，雨簾籠罩著整個縣城，能見度極低。

＂林巧，要不你別急著回去了，等雨小點再走吧，＂同事勸我，指著窗外越下越大的雨。

＂沒事，我打個車就行，＂我看了看手錶，知道吳松這會兒應該已經下班回家了，正等著我一起吃飯。

然而，雨太大，計程車根本叫不到，電話佔線，我猶豫再三，決定冒雨步行回家，反正距離不遠，只有二十分鐘路程。

剛出財政局大門，我就後悔了，雨太大了，傘幾乎起不到什麼作用，冰冷的雨水順著傘邊流下來，打濕了我的衣服和鞋子。

更糟糕的是，我不小心踩進一個大水坑，整個人摔倒在水中，爬起來時，渾身濕透，狼狽不堪。

我摸出手機想給吳松打電話，卻發現手機進水了，屏幕一片漆黑，我使勁按了幾下開關，屏幕閃了幾下又黑了。

＂該死！＂我懊惱地拍打著手機，希望它能恢復工作，心裡不由得升起一股煩躁。

雨越下越大，我站在屋檐下，思考著下一步該怎麼辦，是繼續冒雨前行，還是回辦公室等雨停？

就在這時，一個熟悉的聲音從背後傳來：＂林巧？＂

我回頭一看，是吳松，他穿著雨衣，騎著自行車，車前掛著一把雨傘，整個人被雨水打濕，頭髮緊貼在額頭上，卻笑得無比溫暖。

＂你怎麼來了？＂我驚訝地問，心中湧起一股暖流。

＂我打了你二十三個電話都沒人接，擔心你回不來，就出來接你，＂他把雨傘遞給我，眼中滿是擔憂和關切，＂快撐上，別再淋了。＂

那一刻，我心如電擊，二十三個電話，他不厭其煩地一遍遍撥打，只為確認我的安全，而此刻，他不顧大雨冒險而來，只為接我回家。

望著他被雨水打濕的臉龐和關切的眼神，我忽然明白了什麼是真正的愛，不是轟轟烈烈的承諾，不是花前月下的浪漫，而是在你需要時默默出現的堅定身影。

＂對不起，＂我哽咽著說，心中滿是感動和愧疚，＂手機進水了，我沒收到你的電話。＂

吳松笑了笑，那笑容如同雨中的暖陽：＂沒事，找到你就好，來，坐上來，我帶你回家。＂

我坐在自行車后座，撐著雨傘，聽著雨點打在傘面的聲音，感受著吳松的背部傳來的溫暖，雨水模糊了視線，卻洗凈了我內心的迷茫和浮躁。

回到家，吳松給我拿來干毛巾和乾淨衣服，又燒了熱水讓我泡腳，那些細微的體貼和關心，勝過千言萬語的表白。

那天晚上，我從行李箱最底層翻出了五年前吳松給我的那個沒拆過的信封，裡面除了一些零錢，還有一張泛黃的字條：＂無論你去哪裡，我都在原地等你，如果你累了，隨時可以回來。＂

淚水再次模糊了我的雙眼，我想起了剛才那個衝動的念頭——＂離開你，我過得更好＂，那是多麼可笑而幼稚的想法啊。

真正的幸福，從來不是外在物質的堆砌，而是心靈找到了歸屬，找到了那個無論風雨都會為你撐傘的人。

在那個雨聲淅瀝的夜晚，我和吳松坐在窗前，喝著熱茶，規劃著我們的未來，房子雖小，卻充滿溫馨；日子雖普通，卻滿是幸福。

＂等攢夠了錢，我們也買套大一點的房子，＂吳松憧憬地說，＂到時候有了孩子，也不至於太擠。＂

我點點頭，靠在他肩膀上，聽著窗外的雨聲，心裡前所未有的踏實和安寧。

後來的日子，我們經歷了許多風雨，但始終手牽著手一起走過，那個雨天的二十三個未接電話，成了我們之間最珍貴的回憶。

每當有人問起我們夫妻相處的秘訣，我總是說：＂真正的愛，是在對方需要時，不問緣由的奔赴。＂

時至今日，窗外依然會下起大雨，但我的心裡，永遠晴空萬里，因為我知道，無論風雨多大，總有一個人，會冒雨而來，只為接我回家。

而那個曾經讓我萌生＂離開你，我過得更好＂念頭的雨天，最終教會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課：幸福不在遠方，而在於此時此刻，珍惜眼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