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查中國留學生，中國行動計劃2.0來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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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程雨祺

責編 | 李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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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三，一位美國議員給六所頂尖高校校長致信，要求公開中國留學生信息。這事兒把我們外交部發言人都驚動了。

3月19日，美國眾議院「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主席莫倫納（john moolenaar）向斯坦福大學、卡內基梅隆大學、普渡大學、伊利諾伊大學、馬里蘭大學和南加州大學六所頂尖大學校長發函，要求他們在4月1日前提交中國學生的詳細信息，包括但不限於曾就讀大學、學費資助來源、參與研究的項目和資金來源等。

信中，莫倫納批評稱，許多美國高校「將國際學生帶來的經濟利益置於國家安全的長遠考量之上」。他關注的對象包括所有在讀的中國公民——從本科到博士階段，並表示希望通過相關數據了解他們的錄取背景、是否在校參與聯邦資助或敏感技術相關的研究，以及畢業後的去向。

3月20日，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國在美留學生人數占留學生總數的約四分之一，教育合作既拓展了兩國學生的交流渠道，增進了兩國人民之間的了解，也有利於促進美國的經濟繁榮和科技發展，符合雙方利益。

毛寧說，我們敦促美方停止泛化國家安全，切實保障中國留學生的正當合法權利，不得對中國留學生採取歧視性、限制性措施。

這一以「國家安全」為由審查中國在美留學生的舉措，並非孤立事件。上周3月14日，另一位共和黨眾議員萊利·摩爾(riley moore)提出了一項新法案，試圖全面禁止向中國公民發放學生簽證，涵蓋本科、碩士和博士階段。該提議引發民主黨議員和亞裔美國人團體的強烈反對。

儘管法案距離立法通過還有很遠的距離，這兩起事件傳遞出一個清晰信號：美國新一屆政府正加大對高校與科研機構里中國公民的審查力度，審查範圍也從針對教授的「外國關係」信息披露，逐步下沉至申請科研經費的博士後、參與項目的研究生，甚至連本科生也可能受到波及。

提交這封公開信的是眾議院「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主席莫倫納。莫倫納上任於2024年3月，是一名保守派共和黨議員，也是代表密歇根州第二國會選區的地方議員，在中美關係問題上長期持強硬立場。該委員會自成立起即將中國視為首要戰略對手，致力於應對中國帶來的經濟和技術等國家安全威脅，如超級計算、網路安全與非法貿易等。

作為一位善於政治想像的委員會主席，莫倫納將美國的學生簽證制度比喻為「北京的特洛伊木馬」。他聲稱：「中國已經建立起一個有據可查的系統性網路，將研究人員嵌入美國領先機構，使其接觸具有軍民兩用潛力的敏感技術。」

在剛剛接受的媒體採訪中，莫倫納曾就tiktok問題發表「位元組跳動必須出局」的評論，之後僅一天，他便在委員會官網上發布了致六所高校校長的公開信全文——幾乎一模一樣的六封信淹沒了整個新聞稿頁面。

儘管國會委員會有權向高校提出信息請求，但這類公開信更像是通過一種媒體宣傳施壓的方法，或是一場政治作秀表演。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2018年「中國行動計劃」期間，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向約100所大學發出秘密郵件，要求調查主要針對華裔科學家的「未披露的外國關係」，最後導致幾百位教職工被解僱或被限制科研經費的申請，當時並未將信件內容公之於眾。

在信中，莫倫納列出了「6個方面14項問題」要求信息公開。需要公開的信息包括：中國學生曾就讀的大學名單、學費資助來源、所參與的研究與資金來源、以及各大學按國家分類的申請、錄取與入學的詳細數據等。信中還要求各校在10天內作出回復。考慮到美國政府機構自身在回應《信息自由法案》（foia）請求時常常延宕數月甚至更久，這樣的時間要求即便高校願意配合，也幾乎不可能如期完成。

截至發稿，六所高校的校長均未對此公開作出回應。但需要指出的是，委員會來函並非法院傳票，不具備法律強制力。即使高校因政府信息請求而必須回應，也可依據《家庭教育權與隱私法案》（ferpa）等法規拒絕披露涉及學生個人的敏感內容。

斯坦福大學、卡內基梅隆大學、普渡大學、伊利諾伊大學、馬里蘭大學和南加州大學，為什麼偏偏是這六所高校收到要求信息披露的信函？

被列入到名單上的六所高校範圍涵蓋公私立、東西海岸和中部地區，都是國際知名的研究型高校。委員會對為何選擇這六所並沒有明確說明，但外界看來，這些學校有兩個共同點：中國留學生數量多且聯邦研究經費充足，這些因素把它們推到了「特別委員會」重點關注的風口浪尖。

根據托普仕留學2023年的統計，在全美前50所大學中，中國學生最多的是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達6240人，占該校學生總數的12.6%，在該校國際生中佔比超過一半（56.2%）。南加州大學同樣是中國留學生的熱門高校，根據《daily trojan》報道，2023年有近5993名中國學生，幾乎占其國際學生總數的一半。

卡內基梅隆大學雖然中國學生總人數約為2000餘人，但占校內學生比例達到20%，在國際學生中也接近半數。相比之下，斯坦福大學中國學生比例較低，約為國際學生的30%以下，但其在高科技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使其仍被納入重點關注。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學生成為國際學生中數量最多的群體這一趨勢並非僅僅列表中的六校獨有。在美國排名前50的高校中，中國學生占國際學生的比例平均接近50%，中位數也在相近水平。換言之，中國學生在美國研究型高校中占國際學生半席，幾乎已成普遍特徵。

而在科研經費方面，本次公開信列表中的六所高校也都是聯邦支持的「重鎮」。以斯坦福大學為例，2023財年該校從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獲得高達6.28億美元的資助。面對nih近期宣布的經費削減政策，尤其是將「間接經費」上限降至15%，斯坦福已開始凍結員工招聘，以應對可能的資金壓力與未來聯邦撥款的不確定性。

這些科研資金正在面臨越來越多的審查：審查的內容，不僅包括「多元、公平與包容（dei）」等關鍵詞的政治敏感性審視，如今還可能牽涉到項目成員國籍與背景的核查。例如，研究人員是否曾與中國高校或科研機構合作、是否接受中國政府獎學金或「人才引進計劃」資助，都會成為被關注的因素。

在公開信中，莫爾納將問題高度政治化。他寫道：「美國正處於一個危險的十字路口，學術機構對短期經濟利益的追求，危及了長期的全球技術領導地位和國家安全。」

莫爾納特別點名精英大學對國際學生所帶來大量學費收入的依賴，稱這種依賴使學校「在經濟上受到外國學生，尤其是來自中國的學生支配」。他將此視為一個戰略弱點，認為這可能導致美國的人才外流、專業知識被「外包」，甚至動搖美國的技術優勢與經濟安全。

這種措辭，實際上是對高校發出的隱性威脅：如果你要科研經費，就不能同時繼續依賴中國學生的學費收入。在魚與熊掌之間，「國家安全」以大義之名壓向了學術自主和財務現實。

目前，美國高校每年招收近30萬名中國學生，預計為美國帶來近百億美元學費收入，以及200億至300億美元的消費支出。這些留學生在住房、交通、生活用品、旅行等方面的支出已成為眾多大學城和地區經濟的重要支柱。

這就意味著，今後的美國大學將面臨雙重壓力：一方面是聯邦研究經費的持續削減，尤其是近期nih下調「間接經費」比例，已讓多所高校如斯坦福大學宣布凍結招聘；另一方面，則是潛在的中國學生流失所帶來的學費收入銳減。如果這上百億美元的學費「蒸發」，可能迫使公立大學提高學費、裁員，甚至縮減教學與科研項目。同時，數百億美元的消費縮水也將衝擊地方經濟，從校內商圈到租房市場都難以倖免。

即時壓力之外，美國的學術界還需要考慮中國留學生的減少對美國科學帶來的長遠影響。

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2022年發布的報告，美國每年授予的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博士學位數量在3.5萬至4萬之間。而2023年國際教育協會（iie）以及布魯金斯學會等研究機構的數據顯示，中國學生占其中約30%至35%。換句話說，中國學生每年為美國stem博士群體貢獻約1萬人。在當前對中國學生收緊政策的大背景下，美國面臨的將是對未來科研主力軍的結構性削弱。

目前，中國是美國第二大國際學生群體，僅次於印度。2023-2024學年，美國共有277,398名中國學生，這是自2019-2020學年以來中國生源學生持續下降的結果。2024年底的數據顯示，印度學生人數已在約15年來首次超過中國，正式成為美國最大的國際學生來源國。有美國官員公開表示，在出於國家安全考量的背景下，他們在某些技術敏感領域中更傾向於招收印度而非中國學生。

莫爾納在信中引用了一項哈佛大學的研究。研究指出，僅有約四分之一的中國研究生計劃在畢業後長期留在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另有近半數表示將在短暫工作後返回中國，還有25%打算畢業後立即回國。雖然這項研究本意是探討政策壓力下學生的個人抉擇，並呼籲減少阻礙學術流動的障礙，然而，這項數據仍被莫爾納等共和黨人用作論據，來強調美國在培養高端人才後，技術反而「流回中國」，在這些敘述中，它成為了強化「安全風險」的依據。

事實上，那項得出僅四分之一的中國留學生畢業後準備留在美國結論的研究曾提到過這其種現象的核心原因：「美國政策制定者和學術管理者最近的許多努力，正在聚焦於減少與中國學生相關的貿易和安全風險。」地緣政治的鏡頭下，個體的教育與科研選擇，似乎越來越被放置在國家安全的大敘事之中。

自特朗普再次上台以來，美國高校與共和黨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張。圍繞反猶主義的政治風波不斷，哥倫比亞大學被暫停4億美元聯邦資助，並有多名學生遭逮捕，類似的調查和政治問責也正在蔓延至其他高校。

3月20日，《自然》雜誌發布報道披露：美國正在要求澳大利亞、英國和歐盟的受美國資助的（美國以外國家的）科學家」申報」與中國的聯繫或有關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的項目。

同樣是3月20日，特朗普簽署行政令推動教育部的關閉，將教育管理權歸還各州。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等聯邦科研機構的經費分配仍在審查和不確定狀態中，令高校財務前景更加撲朔迷離。

相比之下，來自「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的信息披露要求，幾乎顯得微不足道。在多重政治與財政壓力交織的背景下，這六所高校的校長早已應接不暇，恐怕無力再投入精力應對圍繞中國問題的又一輪政治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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