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号病人这个标签曾让一位加拿大空乘背负了艾滋病起源的骂名长达30年，直到科学还他清白，1980年代初期当艾滋病首次在美国同性恋群体中爆发时，恐慌的社会急需找到一个替罪羊来解释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
盖尔坦·杜加这位英俊迷人、生活开放的加拿大航空乘务员，不幸成为了那个被指责的对象，媒体将他塑造成一个恶意传播病毒的恶魔，科学界最初也将他标记为北美艾滋病传播的源头。
但真相远比这复杂得多，杜加既不是世界上第一个艾滋病患者，也不是病毒传播的罪魁祸首，而只是一个在特殊历史时期被误解的普通人，揭开这段医学史上的著名误解，还原0号病人标签背后的真实故事，以及艾滋病真正的起源与传播路径。
1982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研究人员正在追踪一种神秘新疾病的传播路径，这种后来被称为艾滋病的疾病正在男同性恋群体中快速蔓延，导致患者免疫系统崩溃，最终死于各种罕见感染和癌症。
在调查过程中研究人员遇到了一位特殊的患者一位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的空乘人员，盖尔坦·杜加，杜加之所以引起CDC的注意，是因为他提供了72个性伴侣的详细名单，这些人遍布北美多个城市。
通过这份名单科学家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病毒如何通过性接触网络快速传播，当时CDC将这位配合调查的患者标记为Patient O，意为Outside of California，以区别于主要在加州发现的早期病例。
然而这个O字母在后来的传播过程中被误读为数字0，Patient O就这样变成了Patient 0，这个看似微小的笔误却彻底改变了杜加的历史定位，从流行病学调查中的一个普通节点，变成了整个北美艾滋病疫情的源头和始作俑者。
1987年记者兰迪·希尔茨出版的世纪的哭泣一书更是将杜加塑造成一个不负责任、甚至带有恶意的超级传播者形象。
书中描述杜加在知道自己患病后，仍然频繁出入同性恋酒吧和浴室，与大量男性发生无保护性行为，更有传言称杜加会在性行为后指着自己身上因卡波西肉瘤留下的紫黑色斑块对伴侣说，这是同性恋癌，你也会死。
这些描述让杜加在公众眼中变成了一个移动的灾祸，一个故意传播病毒的恶魔，媒体争相报道，将杜加的名字与艾滋病起源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1980年代对同性恋仍存严重偏见的社会氛围下，杜加不仅个人名誉扫地，整个同性恋群体也因此背负了更沉重的污名。
1953年2月20日盖尔坦·杜加出生在加拿大魁北克市一个普通家庭，从小性格外向的他喜欢到处旅行，这促使他在1974年加入了加拿大航空公司，成为一名国际航班乘务员。
这份工作让杜加得以频繁往返于北美各大城市，蒙特利尔、多伦多、纽约、旧金山等，也使他能够接触到各地活跃的同性恋社交圈，杜加长相英俊，金发碧眼，性格开朗，很快在北美同性恋社群中成为知名人物，他自己估算从1972年开始有性生活起，累计性伴侣超过2500人，平均每年约有100人。
需要强调的是在1970年代北美性解放运动高潮期，这样的生活方式在同性恋社群中并不罕见，当时人们对性传播疾病的认识有限，更不用说艾滋病这种尚未被发现的新疾病。
杜加只是那个时代众多生活开放的男同性恋者之一，他的特殊性仅在于工作性质使他能够连接多个城市的性网络。
1980年27岁的杜加发现自己皮肤上出现了异常的紫黑色斑块，就医后被诊断为卡波西肉瘤一种当时被称为同性恋癌的罕见肿瘤。杜加前往纽约接受治疗，但病情持续恶化。
杜加在确诊后继续了他的生活方式，频繁出入同性恋社交场所，CDC的调查显示在他提供的72个性伴侣名单中，至少有40人后来确诊艾滋病，19名死亡病例中有8人与他直接相关，这些数据使他在流行病学调查中成为一个关键节点，也强化了他作为超级传播者的形象。
1984年3月30日年仅31岁的杜加因艾滋病引发的肾衰竭去世，讽刺的是他死后背负的骂名反而愈演愈烈，成为攻击整个同性恋群体的武器。
杜加被贴上0号病人标签后，科学界其实很快就开始质疑这一说法，1990年代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研究人员能够通过病毒基因序列追踪HIV的传播路径，初步研究表明HIV早在1969年左右就从海地传入了美国，比杜加开始活跃的性生活还要早好几年。
2016研究团队对杜加当年保存的血液样本进行了决定性分析，发现杜加的病毒株只是众多流行毒株中的普通一员，并非所有病例的祖先病毒，基因证据明确显示HIV在1971年左右就已传入纽约，1975年左右到达旧金山，而杜加直到1980年才确诊，时间线上完全对不上。
病毒最早起源于非洲中部的黑猩猩，可能通过猎人处理猎物时接触动物血液而跨物种传播给人类，在非洲变异为HIV后病毒随着人口流动逐渐扩散，约在1960年代末经海地传入美国。
杜加体内的病毒株与当时已在北美广泛传播的毒株没有显著区别，研究负责人迈克尔·沃罗比解释说，他只是众多感染者之一，只是因为他频繁的旅行和活跃的性生活，使病毒传播得更快了些。
科学终于为杜加洗刷了30年的冤屈，证明他既不是世界上第一个艾滋病患者，也不是北美疫情的源头，那个改变他人生命运的0号病人标签，终究只是一个因笔误和恐慌而生的历史误会。
杜加作为0号病人的形象正是在这种恐慌与偏见交织的背景下被塑造出来的，他英俊的外表、空乘职业带来的流动性、庞大的性伴侣数量，以及确诊后仍继续活跃的生活方式，使他成为完美的替罪羊，社会将对未知病毒的恐惧转化为对一个个体的指责，将对疾病的恐慌转化为对特定群体的歧视。
杜加去世后的40年间艾滋病治疗取得了惊人进展，1980年代中期，艾滋病还是一种确诊后平均存活期仅2年的绝症，如今通过抗逆转录病毒疗法，HIV感染者的预期寿命已接近正常人69。
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吕克·蒙塔尼耶和弗朗索瓦丝·巴尔—西诺西首次分离出HIV病毒，为诊断和治疗奠定基础，他们因此获得20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同年美籍华裔科学家黄以静成为世界上第一位破解HIV病毒DNA结构的科学家，为后续药物开发提供了关键靶点，她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创立艾滋病研究中心，致力于基因疗法研究。
截至2022年全球仍有3840万HIV感染者，当年新增150万感染，63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虽然治疗取得巨大进展，但艾滋病仍是重大公共卫生挑战，尤其在医疗资源匮乏地区。
或许最应该记住的不是0号病人的标签，而是杜加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真实面貌，一个热爱旅行、享受生活的年轻人，不幸成为了一场全球疫情早期的一部分，又在恐慌中被塑造成了自己从未想成为的形象。
在艾滋病防控进入第5个十年的今天，我们有了更多科学武器，也有了更丰富的社会经验。杜加的故事告诉我们，面对疾病指责无济于事，唯有科学、理性与同情心才能引领我们走向更健康的未来。[中国赞]
参考资料
新华网 - 2016-10-28 ：研究为美艾滋传播第一人洗冤 零号病人属传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