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里，成千上万的波多黎各人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这被称为该岛的“大迁移”。许多匆忙飞往北方帮助大陆收割的农场工人，被用改装过的军用货机运送过来，机上安装了固定在地板上的木凳或草坪椅。岛上绝大多数移民都买了飞往纽约的6个小时的商业航班的机票，相信好工作和更好的生活正等着他们和他们的家人。
虽然一些农业工人最终被吸引到农场作业附近的城市，但岛上约85%的战后人口是移民。根据纽约城市大学波多黎各研究中心的数据，他们是来自美国领土并在纽约市定居的公民。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大量移民涌入，使该市的波多黎各人口增长了近13倍，从7万人增至近90万人。
这都是美国和波多黎各政府协调计划的一部分，他们希望缓解战后大陆的劳动力短缺，同时努力缓解该地区极度贫困的状况。
二战后，这座不断发展的大都市需要更多的工人，而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农场也需要劳动力。与此同时，波多黎各无法完全养活它的人口。该岛的经济复苏计划“引导行动”专注于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使许多工人受到冷落。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什么?积极促进移民，迫使三分之一的人口北上。
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的历史学家和教授弗吉尼亚·科罗尔说:“为了实现这一切，人们鼓励移民，在波多黎各实行绝育以限制家庭规模。”科罗尔著有《从殖民地到社区:纽约市波多黎各人的历史》。“而美国，尤其是纽约，开始提供工作机会。”
实施“引导”的影响
波多黎各在1898年美西战争后成为美国领土，当时西班牙将该岛割让给了获胜的美国。但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美国糖业公司买下了当地居民赖以为生的农田后，波多黎各人的生活开始恶化。相反，他们开始几乎完全种植用于出口美国市场的经济作物甘蔗。
岛民不仅失去了当地的食物来源。因为甘蔗种植有长达四个月的淡季，被人轻蔑地称为“死季”，工人的工资大幅下降。家庭陷入了更加残酷的贫困。
波多黎各第一任民选州长路易斯·穆诺兹·马丁敏锐地意识到工人们在单一的经济作物中面临的挑战，他在1948年竞选活动中给予波多黎各联邦政治地位，这发生在1952年。在美国的帮助和批准下，他制定了“引导行动”的框架，旨在帮助改善波多黎各人的生活。
在一段时间内，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成功。随着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转变为现代的工业经济，波多黎各的总体生活水平提高了。在慷慨的税收优惠和新的廉价劳动力的诱惑下，美国公司在该岛开设了数百家工厂，生产从纺织品、服装到石油化工和制药的各种产品。根据科罗尔的数据，从1954年到1964年，人均收入翻了一番，预期寿命增加了10年，入学率大幅增加，出生率下降了5%。
招聘:农场工人和女裁缝
1950年6月1日:在圣胡安的格兰德岛机场，波多黎各移民农场工人登上一架专机前往美国，赶在7月20日的最后期限前抵达密歇根甜菜田。这是所谓的“农场升降机行动”的一部分，是载有数千名波多黎各工人的数十架包机之一。不幸的是，几天后，其中一架飞机在北卡罗莱纳海岸坠毁，半数乘客遇难。
但是，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新工厂不能为每个人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大迁徙成为了缓解压力的安全阀。
大约2万名被雇佣为合同工的农场工人前往东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区。政府开展了密集的运动，承诺提高工资，每年都激励成千上万的人离开农村，前往岛上的城镇，然后飞往北方。波多黎各政府积极促进了这种移徙模式，方法是建设其航空运输基础设施，加强学校的英语教育，并促进与大陆签订农业劳动合同。有些移民独自长途跋涉来碰碰运气，把钱寄回家;其他人去了，然后派人把他们的家人叫来。
波多黎各经验丰富的针线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制作服装以对抗德国对亚麻布和服装的封锁，在大迁移期间特别受欢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许多独立在家工作的女裁缝成为了该岛第二大产业的支柱。1945年后，波多黎各和纽约繁华的制衣区的新纺织厂急切地寻找他们的劳动力。
在纽约市，波多黎各人发展了他们的社区。小杂货店和刨冰小贩突然出现在社区里，现在挤满了在工厂、码头和服装区工作的新来者。曼哈顿的西班牙裔哈莱姆区成为波多黎各的商业、娱乐和政治中心。波多黎各家庭也住进了下东区被称为Loisaida的破旧廉租房里，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东欧犹太人已经从那里搬走了。
人口控制与歧视
在帮助波多黎各实现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女性所承受的压力发生了一些潜在的变化。美国和波多黎各的经济发展官员指责“人口过剩”造成了该岛极度贫困。媒体、学校和节育诊所的社会和健康运动强调，只生两个孩子并坚持工作是通往中产阶级的一条道路。
产后绝育，被称为“la operación”或“手术”，在战后的几十年里是合法的，频繁的，强烈鼓励的。批评人士说，在20世纪50年代首次大规模的口服避孕药人体试验中，贫穷、没受过教育的波多黎各妇女被用作小白鼠。
在纽约，这个城市的政治阶层和媒体当时陷入了针对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日益激烈的斗争，他们把目光集中到了“波多黎各问题”上。1948年，《纽约镜报》专栏作家李·莫蒂默和杰克·莱特谴责那些“患有先天性热带病”的粗糙农民是“蝗灾”，呼应了这座城市精英们的观点。他们宣称波多黎各人“没有技术，没有受过教育，不会说英语，几乎不可能融入这座由石头和钢铁组成的活跃城市。”
在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大声呼吁种族和社会公正，催生了新一代的“纽约尔人”，他们成为了激进主义的新力量。1964年，约1800名波多黎各人在布鲁克林大桥上抗议，要求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
由街头帮派转变为公民和人权组织的青年领主纽约分会在1969年的“垃圾攻势”中开展了大众教育运动，促进社区权力，并在街头焚烧垃圾，以抗议埃尔巴里奥的垃圾收集服务不合格。
亨特学院波多黎各研究中心发展与对外关系助理主任卡洛斯·瓦尔加·拉莫斯说:“所有这些孩子都在质疑我们在美国的社会状况，他们开始采取更积极、更自信的姿态来面对他们所面临的状况。”
瓦格斯·拉莫斯补充说:“他们问，‘为什么我们如此被恨?为什么我们这么穷?’他们说:‘不。我们不会接受这些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