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多边机制的角色正在发生深层变化：它们并未消失，但功能逐渐从以规则稳定预期为导向，转向在特定议题上承载大国战略。这意味着，制度权威不再主要源于规则的普遍性，而更多取决于和主导国家利益之间的契合程度。
《华盛顿邮报》近日一篇报道呈现出一个颇具意味的变化：曾被特朗普阵营视为“全球主义堡垒”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正重新被纳入华盛顿的政策考量之中。
财政部长贝森特态度的转变——与他此前对两大机构的严厉批评形成鲜明对照——未必意味着美国回归传统多边主义，更可能反映出一个更具现实主义色彩的趋势：当这些机构在政策取向上与美国战略目标趋于一致时，制度价值便被重新评估。
近年来，两大机构的政策取向出现一系列值得注意的调整：无论是在气候议题上的明显降温、能源政策向“能源安全”与多元化回归，还是在发展理念上更强调私营部门与就业创造，整体取向均与美国的战略关切更趋于一致。
例如，世界银行在能源融资上放松对化石能源的限制，从强调“绿色转型”转向兼顾天然气等传统能源；在发展策略上，也由偏重人道与公益目标，转向强调私营部门驱动的增长。与此同时，IMF在部分宏观经济分析中，更直接将全球失衡归因于中国的出口导向增长，并对它的汇率政策与内需结构提出批评，这与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立场形成呼应。
这些变化并非孤立现象，而更像是一种在关键议题上逐步向美国政策偏好靠拢的调整。与其说美国正在“退出”全球化，不如说它正在以更具选择性与工具性的方式重新参与其中。全球化并未终结，它只是从规则主导的制度安排，转向权力塑造的政策工具。
工具化全球化：权力逻辑的回归
从国际政治的现实运行来看，这一转向并不意外。在缺乏超国家权威的国际体系中，国家始终是最核心的行为体，而国际制度的运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要大国的支持与塑造能力。
所谓“工具化全球化”，并非全球化的消退，而是功能属性的转变——从提供公共规则的制度框架，转向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的政策工具。当国际制度能够服务大国利益时，它的重要性便被强调；当它偏离相关目标时，则可能遭遇质疑乃至边缘化。
特朗普政府对IMF与世界银行态度的变化，正体现现实主义视角下，国际体系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紧密关联。一方面，美国曾批评这些机构偏离“核心使命”，过度介入气候与社会议题；另一方面，当它们的政策重心回归传统经济问题，并在若干关键议题上与美国立场趋于一致后，这些批评明显减弱。变化的并非简单立场，而是这些机构在运作中，逐步向美国的权力目标靠拢。
在这一过程中，多边机制的角色正在发生深层变化：它们并未消失，但功能逐渐从以规则稳定预期为导向，转向在特定议题上承载大国战略。
这意味着，制度权威不再主要源于规则的普遍性，而更多取决于和主导国家利益之间的契合程度。
“内守外推”：不对称全球化的结构逻辑
这种工具化趋势，在经济政策层面表现为一种日益清晰的结构特征，即“内守外推”：在国内强化经济民族主义，在对外层面则通过制度与市场准入压力，推动他国开放。
在国内，美国强化产业政策、贸易保护与供应链安全，强调经济主权与战略自主；在对外层面，则继续通过制度安排与市场准入压力，推动他国开放市场与调整政策。
这种组合并未终止全球化，而是使全球化呈现明显的不对称性：开放依然存在，但适用方式与约束方向变得更加差异化。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罗伯特·韦德（Robert H. Wade）教授的分析，为理解这一现象提供重要视角。他指出，美国当前并不存在典型意义上的国际支付危机。尽管长期贸易逆差持续存在，但在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制度框架下，美国仍具备通过资本流入维持外部平衡的能力。
在此背景下，将关税政策与所谓“国际支付问题”相联系，更接近于一种服务于战略目标的叙事，而非经济现实本身。
全球治理的张力与制度变形风险
这一“叙事”与“现实”的错位，揭示出一个更深层的变化：经济问题正被重新界定为战略问题，而制度工具则被用于服务权力目标。
由此，全球化规则的运行方式逐步嵌入大国竞争结构之中，普遍性原则开始让位于方向性与条件性安排。这种“内守外推”的结构，本质上构成一种以美国利益为轴心的不对称全球化。
当多边机制在运作中日益嵌入大国竞争时，全球治理本身也面临新的结构性张力。
首先，是功能层面的转移。原本以促进金融稳定与发展为核心目标的国际机构，在现实运作中，承载越来越多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考量，这可能改变资源配置与政策优先序。
其次，是规则层面的变化。当规则逐渐体现为权力关系的延伸，普遍性与可预期性也随之削弱，侵蚀国际合作赖以维系的信任基础。
风险并不在于制度的消失，而在于性质的转变：多边机制在形式上仍然存在，但公共属性可能逐步弱化，转而呈现更强的权力导向。
在某些情形下，尤其是在所谓“恶性霸权”（malign hegemony）占据主导时，这一趋势甚至可能进一步演变为更具选择性的霸权运作，特征不在于提供公共品，而在于通过差异化规则的运用来强化自身优势。
全球化的再平衡：在权力与规则之间
在这一背景下，关于全球化的讨论，或许须要从“是否继续开放”的二元争论，转向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全球化将以何种规则、在谁的主导之下继续展开。
笔者在《资本主义3.0能否重建世界经济秩序》（4月17日《联合早报·言论》）一文中的构想，强调在开放、社会稳定与民主政治之间重建平衡。
但在现实条件下，这一平衡的实现，同样取决于权力结构是否受到有效约束。历史经验表明，“良性霸权”（benign hegemony）并非自然生成，而往往有赖于多边机制与国际力量结构所形成的外在制衡。
从这个意义上说，推动一个更加多极且相互制衡的国际格局，弱化单一大国对国际权力的主导，使权力与规则之间形成相对稳定的张力，或许是重建“温和全球化”的关键条件。
全球化并未退场，但运行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若全球化持续演变为大国权力的延伸工具，制度正当性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侵蚀；反之，唯有在权力与规则之间形成稳定的约束关系，全球化方能重新获得公共性基础与长期稳定性。
作者：岳健勇，是旅英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