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推动的全面关税政策遇到了司法壁垒，先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在5月28日裁定这项政策违法，因为特朗普援引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并不允许总统对几乎所有国家征收一揽子关税。
法院的裁决直接指出，这种法律是1977年针对真正紧急情况如战争设计的，并不包括贸易逆差或芬太尼问题作为理由来加征关税。特朗普团队当场提出上诉，把案子推到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到了8月29日，这个上诉法院以7比4的投票结果维持了原判，明确认定特朗普政府的行为越权，因为宪法规定征收关税的权力属于国会，总统不能绕过立法程序直接用行政令实施。
法院的意见书强调，IEEPA从头到尾没提到关税，就算进入紧急状态，总统也无权这么做。这两次败诉让特朗普的贸易战策略面临重大打击，虽然他拒绝承认结果，继续把案子上诉到最高法院，但政策调整已经悄然启动。
中美贸易战从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开始打响，那时候他针对中国加征了钢铝关税和数千亿美元的商品关税，中国也进行了反制，导致两国经济都受到影响。
到2025年特朗普第二任期，他又扩大了关税范围，不仅针对中国，还包括日本、欧盟等盟友，声称是为了应对国家安全威胁和贸易不公。结果这些关税引发了国内产业不满，很多依赖进口原材料的企业成本飙升，供应链出现问题。
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后，关税政策虽然暂时维持到10月14日，给政府上诉时间，但特朗普政府开始在11月初最高法院听证前豁免部分商品关税。
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获得了无需总统行政令就能批准豁免的权力，涉及数十种商品，这一步是为了减少未来如果败诉需要退还的关税规模，因为退税可能达到数千亿美元，对财政紧张的政府来说是沉重负担。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最初基于IEEPA，这部法律允许总统在紧急状态下采取经济措施，但法院认定他的理由站不住脚，比如把贸易逆差当成国家安全威胁。
国际贸易法院的裁决是三位法官一致同意，联邦巡回法院的7比4也显示出分歧，但多数意见认为总统不能用模糊的旧法处理涉及巨大经济影响的问题，必须得到国会授权。特朗普上诉到最高法院后，案子定于11月5日辩论，政府律师辩称IEEPA适用，但下级法院的裁决已经让政策合法性受质疑。
调整关税的举措包括暂停对某些国家的关税执行，比如在9月4日调整与日本的贸易框架，免除汽车零部件等产品的税负。这类豁免覆盖了原材料和民生用品，帮助缓解国内压力，因为高关税让基础商品价格上涨，民众生活成本增加。
贸易战对美国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关税导致进口商品价格升高，很多企业转向其他供应商，但供应链中断让生产效率下降。特朗普政府在败诉后授权部门独立处理豁免申请，这意味着商务部可以直接批准数百种商品的关税减免，而不用每次都走总统程序。
这种变化发生在10月前后，目的是在最高法院裁决前降低退税风险。如果最高法院维持原判，政府就需要退还部分已征收的关税，这对当前财政状况不佳的美国来说是个问题，因为政府开门后还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各项开支。
特朗普的关税还打击了盟友的核心产业，日本汽车业和欧盟制造业报告了严重损失，导致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出现裂痕。中国作为主要目标，反制措施让美国农业出口减少，农场主面临市场份额流失。
联邦法院的裁决基于宪法三权分立，总统只有行政权，征税属于国会立法权。特朗普绕过国会直接用IEEPA实施关税，被视为越权。法院意见指出，这种行为违反重大问题原则，对于影响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大事，不能靠陈旧法律作为依据。
败诉后，特朗普政府在9月25日宣布对某些品牌商品从10月1日起加征100%关税，但同时暂停了对中国的部分关税执行到新日期。这类调整显示出政策灵活性转向，目的是缓和内忧外患。
国内产业游说集团不断施压，要求降低关税以避免成本飙升和供应链断裂。国际上，关税战让美国形象受损，与盟友的贸易摩擦增加，但通过豁免，政府试图拉近关系。
10月17日，特朗普签署公告，对中重型卡车、零部件和巴士征收25%新关税，从11月1日实施，还取消了低价值产品的免税待遇。这些变动发生在最高法院听证前，旨在巩固现有政策同时为败诉做准备。
法院裁决如果对中方有利，中国企业出口到美国的商品能维持价格优势，占据更大市场份额。在中美经贸磋商中，这能给中方提供更多谈判空间。
反之，如果特朗普胜诉，关税可能进一步升级，中方需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贸联系，通过多元化贸易体系应对压力。特朗普任命的三名保守派大法官让最高法院保守派占多数，这给胜诉留了空间，但下级法院的有理裁决让败诉概率不小。
关税政策的调整还包括在败诉风险下提前豁免更多商品，减少退税规模。政府财政紧张，关门状态结束后，退税会加剧危机，所以这些步骤成了必要应对。
国内政治压力来自产业和民众不满，高关税让民生商品退出市场或涨价，抗议活动在10月18日达到高峰，近700万人参与，要求政策改变。
国际层面，关税对盟友的打击让外交关系紧张，但豁免举措帮助改善形象。特朗普的贸易战从2018年加征中国商品关税开始，到2025年扩展全球，法院介入后政策开始转向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