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市委书记“落马”已经不算新闻，而纵观“落马”的原因，几乎毫无例外都是与贪腐相关。然而，却有这么两名原市委书记，出“问题”后，没有查出任何贪腐问题，却因为监管不严、玩忽职守而被判入狱。
童名谦，湖南长沙人，出生于1958年，先后担任过湘西州委书记、邵阳市委书记、衡阳市委书记，并于2013年担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跻身省部级领导干部。童名谦在各地任职期间，官声不错，有着“两袖清风”的美誉，平时不贪不腐不赌，生活简朴，无不良嗜好，唯一的爱好是散步。然而在为政方面也显得比较“软弱”“不敢管事”，凡事都喜欢当“好好先生”。
2013年，在衡阳市的人大代表选举中，曝出严重贿选案，涉案金额十分巨大，最终有400多人被追责，其中50多人被起诉。作为市委书记和换届工作第一责任人，童名谦明知存在贿选问题，却未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甚至在面对举报时消极应对，最终因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此前，他在湘西州委书记任上，也对搭档杜崇烟的贪腐行为视而不见，导致民间非法集资引发群体性事件。
刘宏建，1962年出生，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38岁即担任成都市委常委，后任南充市委书记。刘宏建曾以清廉务实著称，担任南充市委书记期间，大力推进当地经济发展，使得南充地区的GDP从601亿元跃升至1432亿元。
然而，在2011年南充市委常委选举中，其下属杨建华通过拉票贿选上位，在拉票过程中，挪用公款80万元贿赂市委委员。刘宏建虽未直接参与贿选，但作为“一把手”，对下属的违法行为未予监督和制止，甚至试图以“不知情”推卸责任。2015年，他因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此案共处理400多人，其中33人被移送司法，时任市纪委、组织部负责人也被追责。
童名谦与刘宏建的案件，打破了公众对“清官”的单一要求。二人虽未沾染贪腐，却在关键职责上失守，童名谦的“不惹事”纵容了系统性腐败，刘宏建的“不作为”导致政治生态恶化。《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有一个核心要求：“权力即责任，失责必追究”，官员的廉洁仅是底线要求，履职担当才是核心使命。
童名谦的“不惹事”心态和刘宏建的“重发展、轻监管”思维，暴露出官场中“明哲保身”的深层弊端。在衡阳贿选案中，童名谦担心“破坏团结”，选择绥靖；刘宏建则沉迷于经济数据的光环，忽视党建责任。这种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严不实的作风，使得制度漏洞演变为系统性风险，最终酿成系统性风险。正如《人民日报》所言，全面从严治党需警惕“上面九级风浪，底下纹丝不动”式的敷衍。
两人的案件，也折射出反腐从“经济贪腐”向“政治失责”的深化。过去，公众主要关注“贪官”，对“庸官”容忍度较高，但法律已明确：玩忽职守、渎职失职与贪污受贿同属犯罪。中央纪委通过“一案双查”机制，既惩处直接责任人，也追究党组织的主体责任，体现了“问责常态化”的决心。
两名原市委书记的悲剧警示：官员需在“自律”与“他律”间找到平衡。清廉是基本要求，但“独善其身”不等于合格。唯有将“管党治党”与“改革发展”同步推进，强化“一岗双责”，才能避免“不贪腐也违法”的悲剧。网民所言：“与其选无为的清官，不如选能干的污吏”，其实是一种反讽，真正的答案是“既要廉洁，更要担当”。
童名谦与刘宏建的“另类”落马提醒我们，反腐败不仅是经济层面的“追赃挽损”，更是政治层面的“责任重构”。当“不作为”与“乱作为”同被纳入法治轨道，当“廉洁”与“担当”成为官员的一体两面，政治生态的“绿水青山”才能真正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