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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10年3月31日，劳合·乔治向议会提交了一项议案，要求结束上议院对任何与钱相关的议案之立法否决权。与此同时，阿斯奎斯半公开地威胁称，如果该议案未获通过，他将在一夜之间，组织出500名新议员，来压倒联盟党反对派。
英国王室对丘吉尔的不满
面对这一局面，加之联盟党人已经连续输掉了两场选举，4月，上议院未经表决就通过了“人民预算”。然而，这还不足以安抚自由党政府，他们希望从根本上修改宪法，并将英国贵族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加以阉割。
上议院的顽固派不打算不再战斗就放弃他们的否决权，而阿斯奎斯、劳合·乔治和丘吉尔都非常愿意给他们一次战斗的机会。尽管预算案获得了通过，议会的议案仍然没有被撤回。
作为内政大臣，丘吉尔必须履行各种礼仪职责。1910年5月6日英王爱德华七世的突然去世，本可以给他提供与英王乔治五世，进一步建立良好关系的机会，但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根据克劳福德勋爵的说法，新国王本人感觉自己受了屈辱，因为在预算案和《议会法案》危机期间，像丘吉尔这样的自由党高级官员，几乎是欺辱了他的父亲，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即使有证据也无法拿到，国王的健康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他确实深深地感到受了屈辱，”克劳福德记录道，“这种感觉如此强烈，以至新国王几乎无法掩饰他在这件事上的感情。塞西尔·曼纳斯告诉我，当丘吉尔作为内政大臣被传唤到宫里时，老国王的死亡似乎正在到来，他被留在楼下，甚至没有被允许进入皇家公寓的前厅。”
克劳福德忍不住补充道：“我们都知道，丘吉尔这个人没有良知，无所顾忌，没有一丝一毫在公共场合的矜持和顺从，所有人，甚至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们都承认这一点。”实际上他最亲密的朋友们并没有这样承认过。
公共葬礼期间，政治上短暂休战，丘吉尔向F.E.史密斯提出建议，允许自由党与保守党结盟，就可以在上议院改革、爱尔兰联邦自治、国家资助的强制国民保险、土地改革和强制兵役等事情上达成共识。
劳合·乔治在一开始是支持这一想法的，史密斯则力促贝尔福和安德鲁·博纳·劳跟进，尤其重要的是，国王的私人秘书诺利斯勋爵也支持这个想法。但是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曾经帮助劳合·乔治设计预算案的查尔斯·马斯特曼反对结盟，
他认为丘吉尔对中间派政府那种“充满激情的”、持之以恒的渴望，透露出他与生俱来且从未改变的保守党本性。6月，丘吉尔与劳合·乔治，在皇家咖啡厅共进晚餐后，告诉克莱门汀：“我们俩续签了7年的结盟条约。”
丘吉尔新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维持公共秩序，由于经济普遍疲软，工会的力量不断增强，很多持久的罢工不时发生。5月份，纽波特码头发生了骚乱。丘吉尔同意地方当局的请求，派出250名步兵和50名骑警维持秩序。
内政部常务副秘书长爱德华·特鲁普爵士指出，丘吉尔“最担心”的是军队会被调来维持秩序。他回忆道：“丘吉尔先生每周，或许更经常，会带着一些冒险的或是不可能的项目，走进办公室。但经过半个小时的讨论后，事情就会发生变化，项目虽然依然是冒险的，但并非不可能了。”
妇女选举权的讨论
7月，下议院通过了一项，关于妇女选举权的温和的《议会法案》。春天时，丘吉尔曾一度支持，由他的朋友利顿勋爵任主席，诺埃尔·布雷斯福德任秘书，成立一个多党调解委员会，以便将妇女选举权问题从党派政治中剔除。
当时，对房屋所有权标准的投票权，只限制在600万~700万名男人之间，如果把对这一标准的投票权扩大到妇女，有投票资格的人就会增加大约100万，在许多人看来，这样一种妥协似乎应该是最基本的了。
在下议院就该法案进行辩论之前，丘吉尔写了一份备忘录，详细记录了他就女性选举权问题进行的所有谈话和会面，他的结论是，他不打算投反对票。然而，在辩论前两天，他改变了主意。他说，他认为这“对自由党事业造成了严重伤害”，并且决定，既然阿斯奎斯和劳合·乔治反对这一做法，他如果投弃权票就会显得很懦弱。
布雷斯福德就此开始用“阴险”一词，来形容丘吉尔，利顿则指责他虚伪。但丘吉尔回答，他之前可能支持的任何私人观点，都必须服从自己作为内政部公仆的观点。这是一个令人有些难以信服的借口，因为他以前也从未将自己隐藏在官方专家的建议后面。
毫无疑问，这是党内的政治因素在起作用。如果有房产的女性投票给托利党会怎样？丘吉尔在辩论中说：“我不认为大多数女性会想要投票权。我认为目前地方政府和市政府已经提供给她们的巨大机会，她们也很少利用。虽然也有很多了不起的例外，但是这些例外不能改变基本事实。”
双方对他的立场都不以为然，尽管该法案在一次自由投票中，以超过100票的多数票获得通过，但并没有更进一步，因为自由党对它投了反对票。
露西·马斯特曼曾这样记录道：“温斯顿是个相当温和的妇女参政论者（他的妻子非常热心），他在早晨刚到内政部时，本打算投票支持这项法案。”但是这时，她的丈夫查尔斯，一个妇女参政的反对者，却对丘吉尔说出一番夸大其词的话。
他谈到如果法案获得通过，一些离婚女人或是“堕落女人”（妓女），因为拥有房产就可以获得投票权，而身处家庭之中的，那些毫无过错的妈妈，却不能获得投票权。“温斯顿此时看到就这些想法发表一次演讲的机会，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把这些话语编成长句。
快到中午的时候，他相信自己一直对这个法案怀有敌意，而且他之前就已经想到过所有这些观点。结果就是，他的演讲暴力而严厉，以至麦克莱恩夫人（自由党议员唐纳德爵士的妻子）在旁听席里哭了起来，利顿勋爵则当众打断了他。”
丘吉尔对下议院说，尽管他肯定知道这样的情况毕竟只是少数，“但是这一法案一旦通过，荒唐怪诞的事情就会没完没了地出现。靠卖淫生活的妇女有可能拥有选举权，如果她结了婚，成为一个诚实的女人，她将失去那张选票，但她可以通过离婚重新获得”。
丘吉尔经常受到的一条批评就是，像阿斯奎斯对他的密友——威尼西亚·斯坦利，所说的那样，“温斯顿用嘴思考”。意思是说，他采用某些政策，是因为这些政策在演讲中听起来很好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谋长们有时也会提出这一指控。）
通常来讲，这样的说法是不公平的，但是在女性选举权这个问题上却并非如此。所以当妇女参政论者在这之后，更加肆无忌惮地去扰乱丘吉尔的公开会议时，丘吉尔丝毫不会感到惊讶。
监狱改革措施
与此相反，丘吉尔7月10日关于监狱改革的演讲，却反映出一种深刻的自由主义。他自己曾经被监禁的短暂经历，使他对被囚禁充满了恐惧。他对下议院说：公众对待犯罪和罪犯的情绪和态度，是最能考验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试金石。
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平和冷静地，承认被告面对政府指控时的权利，哪怕是被判有罪的罪犯面对政府指控时的权利；如果所有承担惩罚义务的人，都在不断地审视自己的内心；如果能够在工业界，恢复人们积极缴纳税费的愿望和渴望，而不是用严苛的货币惩罚来强迫缴纳税费；
如果我们能够不知疲倦地，努力去找寻一个治愈人性或使其重生的程序，并且坚信，只要我们肯努力去找寻，就会发现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宝藏——所有这些，在对待犯罪和罪犯时，都能够标识并衡量一个国家所积蓄的力量，也能够表明并证明这个国家所具有的美德。
1908年和1909年两年，英国有超过18万人入狱，其中大约一半是因为没有按时缴纳罚款。丘吉尔认为，应该为人们提供更长的付费时间，因为监狱系统的最佳原则，应该是“尽可能阻止更多的人入狱”。
他启动了一系列程序，在接下来的10年里，因酗酒未缴纳罚款而被监禁的人数从6.2万人锐减到1600人。丘吉尔还寻求对轻微罪行，特别是儿童轻微罪行的替代性惩罚，因为他认为监狱是罪行严重的罪犯才该去的场所。
他在10月访问本顿维尔监狱时，释放了因轻微犯罪而被监禁的年轻人，虽然他在内政部的时间不够长，无法改革整个刑事制度，但是他减轻了近400人的刑罚。他还把音乐和图书馆引进监狱，设法改善了因扰乱治安，而被监禁的妇女参政论者的生活条件，并将囚犯单独关押的最长时间减少到30天。
当达特穆尔的一个名叫戴维·戴维斯的牧羊人，在被释放后因再次入室盗窃被抓后，丘吉尔遭到了媒体和议会的猛烈抨击。因为丘吉尔曾经为他减刑。多年后克莱门汀回忆道，戴维斯“在放羊的时候很好，但是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会回去翻找教堂里可怜的箱子。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总是回答箱子上写着‘给穷人的’，因为他确实很穷，钱显然是给他的”。
1910年夏天，丘吉尔乘坐弗雷斯特男爵的“荣誉号”游艇，在地中海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巡航。弗雷斯特男爵是一位自由党议员，他早年对航空感兴趣，也经常招待丘吉尔。丘吉尔在那不勒斯给马什写信说：“要是你听说了我去蒙特卡洛赌博地狱赌了4次，并且从那儿总共带走了160多英镑，你一定会很高兴的。”
在雅典和士麦那时，他收到内政部的官方工作文件袋。通往土耳其爱琴海地区艾登省的铁路是由英国修建的，全长260英里，在整个旅途中他都坐在一辆专列的排障器上。他对爱德华·格雷爵士说：“想要迅速浏览一个国家，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之后他们乘船穿过达达尼尔海峡，航行到君士坦丁堡（现在的伊斯坦布尔），在那里，他了解到德国与土耳其在外交上的成功，以及英国与土耳其在外交上的困境。
他对英国外交大臣说：“我对这个文明已被破坏、种族严重混杂的地区的唯一看法是，英国和德国为什么不能为了共同利益，而一起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尽管他对自己的提议能否实现抱怀疑态度，但是在10月中旬的一个狩猎周末，他还是对威尔弗里德·布伦特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们应该像坚守印度一样坚守埃及。这并不是说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而是我们已经不可能回到过去所做的事情上，这是帝国的必然。埃及的命运将由即将与德国开打的这场战争决定。”
《参考文献》
吉尔伯特，《其他俱乐部》，第 11 页
德文，《顶级警察》，第 21 页
索姆斯，《丘吉尔的演讲》，第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