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六军团二进贵州，播下黔地革命火种

“长征是革命战争史上伟大的史诗，而且远不仅于此！”这是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评价。1934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贵州，先后召开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系列重要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党和红军在黔进行革命活动期间，先后创立了黔东、黔北、黔西北和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红军足迹遍及贵州68个区（县、市），建立了一批基层政权和革命武装，推动了革命群团组织的建立，在贵州大地播撒下革命火种。

红二、六军团在黔西北活动期间，“扩红”5000余众；在黔东，2000余名贫苦民众出身的“神兵”在共产党的感召下，毅然投身加入革命；血战困牛山，红五十二团百余红军为避免误伤群众，砸烂枪支，毅然选择跳崖扑河……时光荏苒，但这些历史片段，已成为党和红军在黔活动期间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

改造黔东“神兵” 2000人参加红军

德江县枫香溪镇，坐落着一处穿斗式样的老四合院。院墙外，数株数百年的枫木无声地见证着历史。这里，就是枫香溪会议旧址。

“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一支红军队伍，没有个根据地怎么行？”当时，从湘鄂西转战千里到达枫香溪的红三军，已经是兵困马乏，给养困难，党员屈指可数，伤员得不到及时治疗，广大指战员迫切希望建立革命根据地。贺龙明确指出，不能再这么走了。贺龙和关向应还就争取黔东“神兵”、建立根据地形成了一致意见。

1934年6月19日，枫香溪会议召开。会上决定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在红三军中恢复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重新登记党员；抽调部分红军干部，深入基层开展群众工作，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等农民土地革命工作，并对“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了初步批判。此后的事实证明，这次会议，挽救了极端困难情况下的红三军。

据铜仁市党史部门考证，黔东神兵运动的起点是1930年夏秋，在沿河后坪初步兴起，主要分布于德江、印江、沿河三大“神坛”，共计2万8千余人，民间将“神兵”组织称为“大刀会”、“红枪会”，后期称“神兵团”，具有一定的组织结构，不过各地的神兵组织形态较为混乱，称谓也是五花八门。

以1931年秋由张羽勋、张羽耀发起的德江神兵为例，首领称佛主，以下粗略分为文武两套系统，“武将”称元帅、将军、先锋等；观音、令婆、仙姑则为“文系统”，不过两套系统之间都有交叉，武将也经常进行娱乐表演，令婆、仙姑也带兵打仗。

神兵的作战方式，也带有“义和团式”的封建迷信色彩——先用化符饮水的方式“请神附身”，边练武边大喊：“打不进、杀不进，一刀砍个白印印。”由于苛政剥削、天灾频发和兵祸匪患等原因，神兵运动在黔东持续发展，提出“灭兵、灭捐、灭税”口号，明确“禁赌、禁色、禁烟、禁盗”的组织纪律，攻打县城，推举神兵县长，令统治当局如坐针毡。

在地方当局的镇压下，1934年4月，德江神兵遭遇严重打击，首领张羽勋阵亡。在同年6月9日，枫香溪会议召开之前，神兵首领冉少波就曾找到贺龙，请求共产党“行船舵”，愿把自己的队伍交给红军。

湘鄂西中央分局分析认为，神兵组织固然存在封建落后的一面，但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经过教育和引导，是能够走上革命道路的。红三军进军黔东后，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县神坛诸同志书》，书中对神兵反抗军阀和地主豪绅的斗争勇气表示钦佩，阐明政策，并对他们提出争取自身解放的要求：应拥护工农利益，组织红军游击队和自卫队，组织革命委员会为统一领导机关，不接受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招安”，信教自由，保护神坛和不信教群众的自由。这些要求得到了各县神兵的拥护和积极响应。

6月19日红三军来到枫香溪后，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决定将神兵编为黔东纵队，冉少波任司令员，红军干部、中共党员熊仲卿任政委。短短几天内，就有各县“神兵”2000多人加入纵队。

至此，一支以原始斗争形式和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农民武装组织，改造成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武装。

王震（左二）与大定（今大方）苗族同胞合影（1936.2）

血战困牛山 百余红军悲壮跳崖

位于石阡县东南的甘溪乡杨东坳，伫立着一座“甘溪死难烈士纪念碑”。不远处的集镇上，100多户移民搬迁户新修的房子格外打眼。不远处有一处山崖名唤“困牛山”，1934年10月16日，为避免误伤群众，红六军团五十二团百余名红军指战员，在此砸毁枪支，毅然选择跳崖扑河，谱写了一曲英雄赞歌。

杨又铸，是石阡当地的一名党史工作者，对困牛山壮举很有研究。1934年10月，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奉命西入贵州，准备同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后恢复番号红二军团）会合。10月7日，部队在石阡境内甘溪同敌发生遭遇战，陷入湘、黔、桂三省敌军共24个团的包围中；16日，红六军团决定向南转移，向国荣（地名）二进甘溪，跨石（阡）镇（远）大道突出重围。命令师长龙云、团长田海清率领红十八师五十二团800余人断后。至18日，军团主力电报中革军委：已经顺利突围出石阡。

16日，农历九九重阳节。为掩护军团主力摆脱敌军阻截，红五十二团改向西行，将敌人引向川岩坝、困牛山。此时，五十二团只剩下400多人，却吸引了湘、黔两省约7个团及地方民团的兵力，陷入重围之重。而困牛山三面临河，两面为悬崖，四周高地已被敌军所占据。师长龙云率200多人沿小路身倚岩壁、手抓草藤顺河沟突围；至下午4时许，百余名红军指战员被围困在困牛山虎井沟约500米长路段。战至最后，红军战士不愿意误伤夹在敌军当中的百姓，砸烂武器并纵身跳崖。团长田海清牺牲，个别战士被树藤拦拌，侥幸逃生。27日，师长龙云在石阡、岑巩交界龙场坳受伤被捕，后几经转押至武汉，后于1936年2月牺牲。

杨又铸曾采访过当年见证过战斗的老百姓。“红军打穿制服的枪法很准，只是不打老百姓，把枪打得很高。”“地上的马壳子（弹壳）一堆一堆的，（牺牲的红军）身上的衣服都很破烂。”

待敌军走后，当地老百姓主动出来救护受伤战士，收养年纪尚小的红军战士。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埋葬红军遗骨，收存红军遗物。逢年过节，方圆几十里内的群众都自发来到红军坟头或当年跳崖处虎井沟旁，焚香烧纸，敬奉酒菜。天长日久，一块岩石被熏得发黑。

当年跳崖幸存的老红军陈世荣，在解放后先后被选为支书、乡长等职务，经常受邀到当地的学校里，给孩子们讲述当年红军战斗的英勇事迹。2008年，石阡县委、县政府和红军后代共建了“困牛山壮举纪念碑”，萧克将军题写了碑名。

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红军还是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为同红三军会师保存了力量。

困牛山壮举纪念碑

二进贵州 回旋磅礴乌蒙

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和红三军在印江木黄会师，红三军随即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红二、红六军团近7000人，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同志的指挥下，挺进湘西，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1935年2月初至9月，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先后进行三次“围剿”，其中第三次“围剿”兵力已增至130多个团，对苏区形成四面封锁的态势。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开始进行战略转移：二进贵州。通过“声东击西”灵活作战，国民党军队被耍得团团转，而红二、六军团则在湘中获得宝贵的休整机会。眼看调动敌人的战略目的已经达成，红二、六军团立即按计划进军贵州石阡、镇远和黄平。1936年1月19日，在石阡县城举行了两军团领导人会议，根据石、镇、黄的环境条件和敌情变化分析，认为红军不宜在此建立根据地，应继续西进，转移到乌江以西、长江以南的川、滇、黔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贵州西部创立新根据地。

中革军委指示：“二、六军团可在黔、滇、川活动。”“佯攻贵阳，速转黔大毕。”军团领导分析认为，红军曾到过黔西北，当地的群众有革命的要求；同时，贵州地下党和边区游击队在那里活动频繁，而国民党川滇黔三省军阀之间矛盾重重，各自为政，反动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因而作出红二、六军团向黔大毕转移，创建根据地的决定。

经猴场、占瓮安、攻克平越（今福泉），进入开阳县境，威胁贵阳……敌军九十九师和二十三师回防贵阳，红军趁机攻占修文，并占据了鸭池河渡口，1936年2月3日，两军团顺利进占黔西县城。在黔西会议上，确定建立黔大毕根据地，创建川滇黔新苏区。中华苏维埃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结束了历史使命。

月6日，两军团解放大定（今大方），9日，在贵州地下党配合下占领毕节。2月27日，红军撤离毕节，在乌蒙山区展开了为期近一个月的“乌蒙山回旋战”，在运动中拖敌疲惫，挫其锐气，胜利完成了复杂、艰难的回旋作战任务。

3月31日，两军团离开盘县，开始了以抢渡金沙江北上抗日为目的的战略转移。7月2日，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等地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胜利结束长征，担负起中国革命新的伟大任务。

有党史专家这样评价：贵州，是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的11个省份当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区域最广、重大事件最多的省份之一。另据统计，1930年至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七军、红八军、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在贵州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足迹遍及贵州的68个县（市、区、特区）。仅红二、六军团在贵州毕节期间，“扩红”人数达到5000多人。

中央红军在贵州期间，中共中央在遵义批准成立了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先后建立了遵义、湄潭、桐梓等县级政权组织和50多个区、乡苏维埃政权组织；组建了一批红军游击队及区、乡革命武装；建立了“红军之友社”、“遵义赤色工会”、“桐梓县农民委员会”等40多个革命群团组织。红二、六军团在贵州期间，成立了中共川滇黔省委及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建立了毕节中心县委、8个区级苏维埃临时政权和95个乡村苏维埃政权，组建了百余支游击队。

枫香溪会议会址

★ 人物档案

龙云（1903-1936）苗族，锦屏县茅坪镇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彭德怀等领导的平江起义。先后五次参加反“围剿”斗争，历任红五军野战医院政委、红三军团第八军第四师第一团团长、红七军第二十一师师长、红六军团第十八师师长等职。

1934年8月奉令率所部红十八师作为红六军团的两大主力之一参加西征。同年10月27日因负伤在岑巩县被俘。面对敌人的百般折磨，龙云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坚贞不屈，于1936年2月在湖北武汉牺牲，年仅33岁。

红六军团政治部旧址

★ 解密

红军师长龙云 原是锦屏人

中共党史的人物研究，备受党史工作者和党史爱好者的关注。长期以来，很多党史资料中一直认为，红六军团第十八师师长龙云是“湖南浏阳人”，受伤被俘后于1934年被军阀何键杀害于湖南长沙。

近年来，经过锦屏县党史工作者王宗勋的研究，揭开了龙云这位红军将领的“籍贯之谜”：龙云系锦屏县茅坪人。此外，他的牺牲地点并不是在1934年的湖南长沙，而是在几经转押后，于1936年2月牺牲于湖北武汉。

2008年4月，锦屏县党史工作者在县档案馆找到一份1934年10月22日正午由设在锦屏县城的国民党“湘黔剿匪司令部”发给锦屏县长邱锦章的紧急电报。电文中称：“……查龙云确系锦屏属之茅坪人。”按时间来计算，龙云在困牛山一役后突围，于10月27日因受伤被俘。电报发出的时间是10月22日，其目的正是国民党方面为追查龙云的下落，而通告其籍贯所在地——锦屏县“严密调查，切实防范拿办，勿使潜入活动……”。

经该县史志办工作人员先后前往茅坪、敦寨等地调查得知，龙云是锦屏县茅坪镇上寨村人。1928年7月，龙云随部队参加平江起义，从而走上革命道路。龙云也叫龙治贞，治贞是派名，在家还有个名字叫干之，出去就改为龙飞云和龙云。

以往文献资料当中，认为龙云籍贯是“湖南浏阳”，持此观点的主要依据是开国上将萧克时隔60年的回忆。经锦屏县史志办王宗勋查证，可能有以下几方面原因。关于龙云出生地的说法，可能是时隔半个多世纪，导致萧将军记忆有误。还有三个可能混淆的原因：一是红十八师精干主力五十二团是从浏阳、宜春、万载、平江、铜鼓等地发展起来的，干部战士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浏阳人；二是龙云妻子赵氏是湖南浏阳人；三是龙云参加革命后，出于保密缘故，对自己的真实籍贯不会轻易提及。

★ 评述

成立省级党组织 贵州为何晚一些

■ 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中共贵州省级组织成立于1935年，周围的湖南、四川、广西和云南的省级党组织均成立于20年代初、中期。可以说，贵州是晚于全国14年，又晚于周围省份近10年或10多年才正式建立起省级党组织。这主要是由于贵州自身的地理、历史以及社会状况等各种因素造成的。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布告

贵州由于地处偏远的西南内陆，云贵高原东段，交通不便，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信息也相对闭塞。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贵州全面传播开来的时间也比较晚。“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全国其他地方的进步人士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指导思想组建共产主义小组，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与之相比，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在贵州才开始传播。

贵州的近代工业起步较晚，工人阶级队伍也不够强大。当全国各地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应工人阶级的革命要求成立组织的时候，贵州的工人阶级队伍还比较薄弱。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自古以来都说“逐鹿中原”，中原定则天下定。而地理位置偏远的贵州历来在全国的军事政治上都不是敏感位置。因此“五四”时期，贵州籍具有远大革命理想，或多或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像邓恩铭等人都到外省投身于建党及开展大革命的洪流中。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很快在各地得到响应时，当时的贵州军阀刘显世曾意图压制贵州学生及民众起来响应，客观上导致了贵州各界公开响应“五四运动”是在1919年的6月份，而且起主要组织作用的是何应钦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因此在贵州，“五四运动”没有像其他地方一样直接导致共产党组织的产生。

本报记者 黄启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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