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和美国最初接触本来很和谐，美国人出尔反尔，导致最终决裂

最近几年，中美矛盾愈演愈烈，虽然说我们要放弃幻想，坚决斗争。但斗争的同时，却不妨多了解一下中美关系史。

其实，中共和美国最初的接触还是比较和谐的，然而最后美国人还是选择了蒋介石买办政权，我们也不得不与之彻底决裂。

这篇文章就来说说中共和美国的最初接触。

从现代史上看，美国政府与中共政权正式接触是1944年通过“迪克西行动”开始的，中共政权的正式外交开端也是以1944年美国军事观察组抵达延安为标志的。

美国军事观察组在延安

中国共产党很想与美国建立友好合作的关系，然而，美国却支持了他的对手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这一政策注定了1949年美国要“丢失中国”。

尽管在中共与美国的几十年关系史中，大部分时间充满了对抗和敌视，但如果追溯历史之源，进行一下回顾便可以发现，历史本来是完全可能朝相反方向发展的。

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政府正式对日本宣战。

1942年1月1日，美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会见了史迪威将军。马歇尔说，政府正在物色一个人去领导新成立的中缅印战区。两周后史迪威将军便走马上任了，因为他30年代在中国待过4年，是美国军人中的老中国通。

史迪威当时手下有两名得力干将：约翰·谢伟思和约翰·戴维斯。

1942年夏初，戴维斯三次拜访了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周恩来对他说，中国共产党准备同日本人打到底，中国共产党人欢迎美国官方代表访问他们在延安的总部。11月，周恩来、林彪又会见了谢伟思。

会晤之后，谢伟思写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可能发生内战。”他提出，如果美国能说服蒋介石，让美国观察员到毛主席在延安的总部去，让他们不再与世隔绝，也许是有益的。

在此之前，只有少数几个美国记者到过延安。谢伟思认为，到过延安的记者“大多数人似乎倾向于共产党”，他于是说，“我认为最适合于到共产党地区去的美国代表是懂中文的外交官，可以派一两个人。他们要适当长期地住在延安或其附近，还要在游击区作相当广泛的旅行。重要的是，不能要求他们根据一次在官方导游影响下的短暂访问写出报告……

在当时的美国，普遍有一种错误的想法，以为蒋介石就是中国。戴维斯写了一份报告说，蒋委员长是持这种想法的唯一中国人。他说：“我们可以预料，蒋介石作一切努力，用一切计策，把我们拖进积极支持他的中央政府。”

蒋介石

这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对蒋介石的信任减弱了。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他对随行的史迪威说：“如果蒋介石失败了，我们要物色别人或集团，坚持下去。”他通知蒋介石，美国不久将派一个使团去华北。

蒋介石表面上没有表示反对，但他暗地里却采取了拖延战术。

1944年6月，罗斯福总统对蒋介石进一步施加压力，并特地派来了副总统华莱士。

双方在会谈中，华莱士再次强调，美军对共产党毫无兴趣。但是，他有十分紧迫的理由对中国进行的对日战争感兴趣。蒋介石勉强同意了。这时，罗斯福又打来了电报，再次强调需派观察员去延安。于是，事情终成定局。

7月22日，美军观察小组最终组成，由包瑞德上校任团长，另有6名军官、1名士兵，加上担任小组驻外处代表谢伟思，这个小组被取名为“迪克西使团”。他们很快到达延安，开始了美国政府与中共领导之间的正式接触。

迪克西使团受到了中共的热烈欢迎，中共为他们提供食宿、安排舞会，提供日本俘虏和日本报纸，还向全体客人赠送了带尖角的军帽和土布做的中山装。

谢伟思遇到了陈毅，陈毅是他父亲的学生，因为陈毅少年时曾在成都的基督教青年会里念过书，两人高兴地合影留念。

1944年8月底，毛主席会见了谢伟思，他们交谈了8个小时。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同美国官员进行过的最值得注意的会晤之一，他坦率地陈述了中共对国民党和美国的看法和立场：

很明显，国民党必须整顿，其政府必须改组，像现在这个样子，它是不能指挥进行一场有效的战争的。即使是美国替它打赢这场战争，胜利后也肯定要发生动乱……

共产党接受国民党在1936——1937年提出的结成统一战线的条件， 是因为来自日本的外部危险威胁着国家。我们首先是中国人。

苏联是否参与远东战争或中国战后建设，完全取决于苏联境况。俄国在战争中损失惨重，势必要全力投入本国的重建工作。我们不指望俄国的援助。

但是，俄国不会反对美国在中国拥有利益，如果这些利益是建设性和民主的话，不会有什么可能发生冲突的地方。俄国只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友好民主的国家。美国同中共合作对于一切有关方面都是有益和值得高兴的。

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在中国，这只有通过兴办自由企业和得到外资援助才能做到。中美两国的利益是相关又相似的，它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调和的，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共同努力。

我们不会害怕美国的民主影响——我们将欢迎这种影响……

美国无需担心我们不给予合作，我们应当合作，我们也必须得到美国的援助，我们共产党人之所以需要了解你们美国在想些什么和打算干些什么，其原因就在于此。

毛主席的这些话展示了未来的中、美、苏关系和国共两党关系，他明白无误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希望与美国政府合作。

谢伟思把毛主席的话作了记录，整理后交给了史迪威。可惜的是，直到1969年，毛主席当年的这些话才得以在美国全部发表。在25年之后，它开始改变曾经发生的一切对抗与敌视了。

当时，谢伟思每过几天就写一篇报告送到重庆，然后再转送到华盛顿。

在一篇报告中，谢伟思写道：

……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以真正地愿意在中国实行民主为基本点的。在这种民主制度下，可以有序地发展经济。经过一个私营企业阶段后，最终实现社会主义一如果这种看法是对的， 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就不会同美国的利益相抵触，这个党也就值得我们尽可能以同情友好的态度相投。

这段话引起了注意，并被送到了罗斯福手中。

罗斯福总统

罗斯福已经发现，蒋介石令人失望地缺乏进步思想。1944年9月，他在加拿大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会谈时，公开表示愿同共产党和解。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尖锐地批评了蒋委员长。罗斯福呵斥他说：

只有你立即采取行动，才能维护你多年斗争的成果和我们支持你作出的努力，否则就会导致军事灾难。到那时，无论是从政治考虑还是军事考虑，都将付之东流。

信中还要求蒋介石将指挥一切中国军队的权力交给史迪威，不能加以任何限制。

中共与美国这时似乎在越走越近，展现出比较光明的合作前景。但是，高潮还在后面。

1944年11月6日，每周一次的重庆往返延安的定期班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包瑞德上校像平时一样到机场去接飞机。这天，周恩来正好也来了。

从飞机上走下一个美国将军，佩戴着众多闪闪发光的勋章，使包瑞德大吃一惊。

“那是谁？”周恩来问他。

“那是帕特里克·约瑟夫·赫尔利少将，他是罗斯福总统派到中国的私人特使。”

赫尔利是来撮合国共和谈、促使成立联合政府的。

他问共产党人：“对于统一的条件， 你们的希望是什么呢？”

在第二次会谈中，毛主席和周恩来提出他们的条件。

包瑞德回忆：

赫尔利研究了一番以后说：“先生们，我认为这是正当的，走得还不够远。”他又提出了补充建议，实际上是把月亮放在盘子里，拱手送给共产党人。这使我又一次惊讶，因为在那之前，我一直把他看作是个十分精明的谈判能手。毛主席和周恩来似乎被他的建议惊呆了。由于赫尔利提出了超乎情理的建议，他们非常高兴。

赫尔利提出了5点建议，核心是国共两党在未来联合政府内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在11月10日，5点方案被摆到延安机场上的一块石板桌上。当时，赫尔利的飞机正在做起飞准备，毛主席、周恩来和赫尔利都庄严地在这个方案上签了名。

中共中央高度评价了赫尔利的工作与会谈成果。毛主席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他感谢罗斯福总统为使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成为可能所作的巨大努力，并表示：“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向是有着历史传统深厚的友谊的，我深愿经过你的努力与成功，得使中美两大民族……水远携手前进。”

中共与美国的合作关系此刻已达到了历史性的高峰阶段，美国也得到了最好的机会和余地，来选择和决定战后的对华政策。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美国并没有珍惜这一机会和余地，没有继续它与中共的友好合作的开端。

1944年11月10日，赫尔利的飞机离开了延安机场，载着他的5点方案，同时也载着毛主席的极大希望飞回重庆。

赫尔利

赫尔利满以为很快就能使蒋介石也在这个方案上面签名，而陪他回重庆的周恩来却并不那样有把握。他对赫尔利说：“将军，你一定要首先把这个方案拿给蒋介石本人看，千万不要先让宋子文看见，他会制造障碍的。”

赫尔利当即同意了，可他没能做到，在宋子文的策划下，蒋介石立即提出了一个3点方案来取代赫尔利的5点方案，新方案的原则是要共产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是与它平起平坐。

更为糟糕的是，赫尔利特使竟然反过来同意了国民党的提案，放弃了由他签字担保的5点协议。与此同时，他还成了美国新任驻华大使。

毛主席为此大发雷霆，他对包瑞德说：“赫尔利将军说，我们要是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就能得到全世界的承认，但是假如我们被蒋委员长捆住手脚，那世界的承认还能有什么用处……”

但是，中共当时并不想与美方决裂，为了进一步阐明中共的政策并表示与美国政府合作的愿望，中共表示希望派遣一个非正式的代表团访问美国，毛主席和周恩来要求会见罗斯福本人，但是却一直没有得到邀请。

1945年4月1日，谢伟思向毛主席辞行。毛主席表示，如果中国发生内战，美国对双方采取不插手的政策，共产党就满足了。

中共得到的回答是第二天赫尔利公开宣称：“美国政府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

《新华日报》转载了赫尔利的讲话并且予以批驳，中共与美国的矛盾自此公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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