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狱中题壁》中的“两昆仑”指的到底是谁？

《狱中题壁》一诗是谭嗣同的绝笔之作，它所表现出的维新志士忠于理想舍身止难的英雄气慨，为谭酮同年轻的生命涂上了光彩浓重的一笔，在他身上所折射出来的变法救国的爱国精神，反封建的无畏精神，以及为变法救国流血牺牲的献身精神，都令世人无不钦佩。而文学界和史学界一直都对“两昆仑”究竟是谁存在很大争议。

一、两昆仑的多种说法

按道理说，自谭嗣同用煤渣《狱中题壁》赋诗之后，以梁启超对“两昆仑”的解释最合理。因为梁、谭二人本就是至交好友，在学术地位上也非常接近，他们也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然而，一些学者结合历史背景和作者的真情实感，发现“去留肝胆”和“两昆仑”的解释并不合理。

李敖当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两昆仑考》，他引用的是陶菊隐在《新语林》中的说法，两昆仑指的是，王五与胡七。因为两人都属于“昆仑派”，这种说法倒是有些意思，却无法解释“去留”二字。胡七与王五究竟谁“去”谁“留”，无法解释，尤其是将“昆仑”理解为“昆仑派”，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成了武侠小说的结尾，又与作者的心境不符。

梁启超

第二种观点是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提出的，他认为其一指康有为,另一位指的是侠客大刀王五，也是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观点。

第三种观点认为“两昆仑”指谭嗣同的两个奴仆胡理臣和罗升，古语称仆人为“昆仑奴”。

第四种观点，认为两昆仑是王武和胡七，因为二人同练“昆仑拳”。

光绪

第五种观点，也是最为普遍的观点，认为“两昆仑”分别为唐才常和王五。唐才常当时与谭嗣同并称为“浏阳二杰”很有当年“南慕容北乔峰”的意味。戊戌政变前夕,谭嗣同已发电报邀唐才常来京参与政变。在狱中的谭嗣同说到的两昆仑应该是带着遗嘱的味道，寄希望于唐才常来京后协助王五实现“夺门迎辟”，设法营救出光绪帝，完成未竞的革命事业。

以上五种对于“两昆仑”含义的解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见解之所以不一,是因为此诗用典较多，并运用隐喻与象征,再加上谭嗣同本人社交广泛，结交的朋友众多，使得后人面对他众多的密友,难以确 定“两昆仑”的准确所指。许多学者或是从词源考证着眼，或是从诗 人的政治思想特点出发,来辨析“两昆仑”的含义,应该说是深刻的,有见地的。究竟哪种说法最靠谱，时间还要拉回戊戌变法的年代。

二、《狱中题壁》的历史背景

1989年9月17日，林旭带出了光绪皇帝的两道密诏，谭嗣同和康有为等人捧诏恸哭不已，就在大家都束手无策之际，谭嗣同在9月18日独身前往法华寺见袁世凯，劝其救“圣主”，诛荣禄。9月21日，发生政变，慈禧囚禁光绪于瀛台，并下令抓捕维新派人士。9月22日，谭嗣同到日本领事馆见梁启超，并将诗文和《仁学》等著作交给梁启超

日本友人劝谭嗣同去日本避难，谭嗣同不听，慷慨陈词：“各国变法，无不从流面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之后的三天中，他与大刀王五密谋救光绪，欲潜入宫中将皇帝劫出，而荣禄加强了皇宫的警戒，王五虽然武艺高强，奈何势单力薄，事终无成。王五苦劝谭嗣同出奔，愿以身保护，谭坚拒不行。初十日，9月25日，被逮下狱。初十至十二日，在狱中三天，写遗康有为书、遗梁启超书各一封，给家仆胡理臣、罗升手札三封，壁上题诗一首。

从上列谭嗣同自戊戌八月初二至十三遇害之行踪可以看出，谭嗣同在变法前后的一举一动都是显得大义凛然、泰然自若。他这一时期的全部思想与言行已完全集中到一个焦点，即推新变法事业的命运上。他真的是弹精竭虑，慷慨激烈，舍生求死，以期保护君王，并望新法事业有成于来日，其他的东西是一无顾及的。换个角度思考一下，谭嗣同刚烈磊落，为法绚身，死前念念不忘新法之再兴，没有一个字提及身后事的他怎么会忽然关心两个照顾自己的仆人呢？所以，两仆人说站不住脚了。

三、“去留”与“肝胆”

诗的前两句“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分别用了两个典故。这两个典故都出自《后汉书》。

“望门投宿”用张俭事：张俭有才德，因弹劾残害人民的宣官侯览，被诬告为结党造反，朝廷下令逮捕他时，时人慕其名，家家都不怕遭破家之祸而收留他。

“忍死”句用杜根事：东汉杜根因邓太后临朝，把持朝政，便与他人联名上书，请求太后还政于帝。太后命人将杜根装入布袋，于殿上击杀之。执法者怜杜根忠正，不肯用力，杜根诈死后逃走。后太后被诛，杜根复官拜为侍御史。

两个典故中，都含有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正直、清廉的党人因深得民心，在遭受迫害时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谭嗣同引用这两个典故，是因为他们遭难时的情况与自己眼下的处境作比，虽然他没有张、杜二人遭受迫害时人人破家相容的境遇，但是自比张、杜，谭嗣同觉得问心无愧，自己与张俭、杜根一样同是有才德、正气凛然、忠正不阿之人，变法未竟，自己为变法事业流血牺牲，是死得其所，虽死而无憾。

前两句诗是谭嗣同对自己人生价值的发现与肯定，在他的思想中是早就存在了一个顶天立地、拯救时代的英雄式的“我”的形象的。

到了后两句诗中的“两昆仑”并不是孤立的，在它之前还有“去留”、“肝胆”这两个关键词。这种英雄式的“我”的形象越发地突现出来。既然问心无愧，死得其所，何不面对横刀，仰天长笑，从容就义！就像当年程婴与公孙杵臼做的选择一样，去者为梁启超、康有为等人，自己则留下以死酬谢圣主。在谭嗣同写给康有为的信中就提到了“嗣同为其易，先生为其难”，就是出自这个典故。

所以，“去”与“留”所隐含的意思就是投生与就死，“去”者，即保存性命，将来再图变法者，“留”者，即舍生取义，以身殉道者。这样看来，“两昆仑”所指一为死者，一为生者，“死者”别无他指，很显然应是谭嗣同本人。“肝胆”一词，则是指自己与“去者”肝胆相照，是为生死之交，生前可患难与共，死后可以大事相托。

四、两昆仑与任侠

白羽认为一昆仑是谭嗣同，另一昆仑应是大刀王五。因为他是个继承了谭嗣同革命思想的忠实执行者，也是谭嗣同生命中最后的陪伴者。谭嗣同将其比作昆仑，与他的“任侠”思想是分不开的。

谭嗣同18岁时，曾自填《望海潮》词，云：“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住揉搓？忽说此人是我，睁眼细瞧科。”

谭氏好任侠，对自己也有侠骨峥嵘的期许，这种侠客精神，构成了谭嗣同独特的生命情调。任侠精神的重要特征就是轻生尚气，到了晚清，由于社会文化剧烈动荡，侠风又有所演化。

在那个文恬武嬉、官贪民怨的时代，知识分子自觉地意识到对时代有责任，所以也就更向往正义之实现，也更期待英雄，或自己愿意成为拯救时代的英雄。谭嗣同期待英雄具体表现为羡慕景仰“任侠”人物。一个偶然的机遇，他结识了“义侠”王五，结为莫逆之交。王五名叫王正谊，躯干魁伟，武艺超群，善于击剑，时常背着一把大刀济困扶危，江湖上人称“大刀王五”。谭嗣同摒弃门第观念，不为世俗所拘，甘愿拜王五为师，跟王五学习剑术，得王五悉心传授。

特别是王五那种慷慨豪爽、倔强勇敢的性格和反抗精神，深深地感染着谭嗣同。很多人认同将大刀王五这种江湖豪侠比作另一“昆仑”，其实深深蕴含着诗人的“任侠”精神和对侠客王五的景仰之情。

其二，与“任侠”思想相联系的是，谭嗣同在政治上主张一种激进的社会改良。他在自己的《仁学》一书中说：“华人慎毋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逐，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谭嗣同提倡的“任侠”精神，是要号召人民举行起义推翻清王朝，并为起义而牺牲、要是时机不成熟，不如进行暗杀。

谭嗣同思想中不同于其他改良派的最大特点是“流血变法”的思想，他的思想和行为和康、梁有很多不同，他是以一般改良主义者少有的政治胆量和敢说敢干的精神状态向旧势力作勇猛斗争的。而王五的一言一行所体现出的英勇无畏的精神与谭嗣同的“流血变法”的政治思想是极为符合的。

大刀王五也曾经舍身去营救光绪，甚至在谭嗣同被捕后，也不顾生命危险。日日去探望谭嗣同，甚至在刑场上，欲劫法场，营救谭嗣同。王五敢作敢为，肝胆照人，谭嗣同临刑前把变法的希望寄托于“去者”王五身上，希望他这种舍身为国的精神去唤醒更多的中国人，继续实现自己的未竟之志。所以，王五称得上是另一座“昆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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