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明天就要坐火车返城了？＂ 村支书王建辉忽然问我，＂荣升大学生，你得留张照片给咱们后李村啊。＂
那声音里分明带着几分不舍，让我心头一热。
1982年的春天，黑土地上的积雪刚刚融化，我准备结束在东北小兴安岭的知青生活。
六年前，我带着城里人特有的傲气和茫然来到这片黑土地。
每个知青都有自己的故事，而我的故事，与村支书的女儿王小柔有着说不清的纠缠。
那是1976年初夏，文革后期，我刚刚高中毕业。
当时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怀揣着＂农村是广阔天地＂的热情，和其他十几名知青一同坐上了北上的列车。
车厢里挤满了年轻人，有人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有人默默流泪，而我只是不停地望着窗外。
从城市的楼房到辽阔的农田，再到连绵起伏的山林，火车最终停在了后李村附近的小站。
站台上没有售票处，只有一个破旧的候车室，墙上贴着几张已经发黄的标语。
下车那天，天空飘着细雨，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
村支书王建辉和几位村民撑着油纸伞来接我们。
王建辉个子不高，但肩膀宽厚，脸上的皱纹像是田间的沟壑，穿着一身褪色的蓝布中山装，脚上是一双沾满泥巴的胶鞋。
＂今年的雨水多，地里的活儿不好干。＂他一边引路一边说，嗓门洪亮，带着浓重的东北口音。
我们踩着泥泞的小路，向村子走去，远处的屋顶在雨雾中若隐若现。
＂你就是刘明志吧？＂王建辉突然回头问我，＂听说你是高中毕业生，认识的字多。＂
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认识一些，不算多。＂
＂挺好，咱们村正缺文化人。＂王建辉拍拍我的肩膀，＂你先住在我家吧，等分配好了再搬。＂
王建辉家是村里少有的砖瓦房，虽然简陋，但收拾得很干净。
堂屋里摆着一张八仙桌，墙上挂着一幅毛主席像和几张全家福。
他的妻子李大嫂是个和善的女人，手上的老茧厚得像二锅头的瓶盖，但总是笑眯眯的。
＂娃啊，一路上受累了，先喝碗粥暖暖肚子。＂她端来一碗热腾腾的高粱米粥，上面飘着几片咸菜。
而王家的女儿王小柔，是个瘦瘦的姑娘，大约十七八岁，梳着两条粗粗的辫子，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裤，总是安静地做着手里的活计，很少说话。
头几天，我被分配到村里的拖拉机站当学徒。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跟着师傅学习修理拖拉机、播种机之类的农机具。
师傅姓张，大家都叫他老张头，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实人，手上的机油总也洗不干净。
＂城里来的娃娃，手指头嫩得像豆芽菜。＂老张头笑着说，却很耐心地教我。
王建辉偶尔会来看我，问我适应得怎么样。
我告诉他一切都好，只是有些想家。
他笑着说：＂年轻人嘛，要学会独立。＂
他点燃一支没有过滤嘴的红塔山，深吸一口，＂再说了，后李村也是你的家。＂
慢慢地，我发现王小柔总是出现在我工作的地方。
她会默默地送来一碗热汤或是一块自制的玉米饼，然后迅速离开，连一句闲话都没有。
起初我以为这只是村里人对知青的照顾，直到有一天，同来插队的知青老马悄悄对我说：＂明志，你可真有福气，村里人都在传，支书想让你做他女婿呢。＂
＂胡说什么呢！＂我嗔怪地推了他一把，脸却不由自主地发烫。
＂我可没胡说，＂老马一脸神秘，＂你是城里来的高中生，又是拖拉机站的技术员，在咱后李村可是个人物了。＂
我愣住了，不知该如何反应。
我才刚满十八岁，离开家乡不到一个月，每天晚上抱着从城里带来的高中课本复习，对未来还没有明确的规划，更不用说婚姻了。
但我不敢直接拒绝，怕得罪村支书，影响自己的插队生活。
那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在村口的小河边看书。
天空被晚霞染成了橘红色，远处传来牛羊归圈的声音，村里的大喇叭正在播放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
王小柔提着一篮子刚洗好的衣服经过，看见我，犹豫了一下，然后走了过来。
＂你...你总是看书。＂她轻声说，眼睛看着地面，声音比蚊子哼哼还要小。
＂嗯，习惯了。＂我合上书，有些尴尬地回答。
书是《红楼梦》，是我从城里带来的为数不多的课外读物之一。
＂我...我也想认识更多的字。＂她鼓起勇气说，＂你能教我吗？＂
她的眼睛里闪烁着渴望，像是夜空中的星星，让人无法拒绝。
从那天起，我开始在晚饭后教王小柔识字。
起初是在村口的石桥边，后来天冷了，就在他们家的油灯下。
她学习很认真，虽然进度缓慢，但从不放弃。
我发现她特别喜欢写＂远＂、＂行＂、＂去＂这样的字，仿佛这些字中蕴含着她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渐渐地，我们之间的隔阂消失了，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她告诉我她的梦想——想离开这个村子，去县城工作，见识更大的世界。
＂可我爹不会同意的，＂她叹气道，眼中闪过一丝倔强，＂他觉得女孩子不用读那么多书，嫁个好人家就行了。＂
有一次，她偷偷从村里的广播站借来一本《人民文学》杂志，里面有茹志鹃的小说。
她读不懂那些文字，但她喜欢我给她讲故事。
＂城里的姑娘是不是都像小说里写的那样，能上学，能工作？＂她问。
我点点头：＂是啊，我姐姐就在一家纺织厂当工人。＂
她的眼睛亮了起来：＂那真好。＂
我能感觉到王建辉对我的关注越来越多。
他经常邀请我去他家吃饭，给我分配较轻松的工作，甚至在村里的会议上表扬我。
＂刘明志同志，虽然是城里来的知青，但能吃苦耐劳，技术也学得快，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村民们都投来意味深长的目光，让我倍感压力。
老张头抽着烟斗，也打趣我：＂娃啊，支书这是看上你了，想让你当他女婿呢。＂
冬天来临，东北的寒风呼啸着穿过村庄。
屋檐下挂起了冰凌，炊烟在灰蒙蒙的天空中飘散。
晚上，村民们挤在火炕上，烤着红薯，听着村里仅有的几台收音机里传出的戏曲。
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王建辉喝了些粮食酒，叫我到他家去。
他坐在火炕上，脸色通红，旁边放着半瓶散发着浓烈酒香的二锅头。
李大嫂在一旁缝补衣服，时不时地看我一眼，眼神复杂。
＂明志啊，你来村里快半年了，觉得咱们后李村怎么样？＂王建辉问，语气异常严肃。
＂很好，乡亲们都很照顾我。＂我小心翼翼地回答，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留在这里？＂他直视着我的眼睛，＂我看你和小柔处得不错，她也喜欢你。＂
他拍了拍炕沿，力道之大让炕席上的灰尘都飞了起来。
＂你要是愿意，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我没想到他会这么直白地说出来，一时不知如何回应。
炕上的炉火噼啪作响，窗外的雪花敲打着窗纸，我的心跳声似乎都能被人听见。
正当我犹豫时，王小柔端着热水进来了，听到父亲的话，她的脸＂唰＂地一下红了，水盆差点掉在地上。
＂爹！你胡说什么呢！＂她羞愤地喊道，转身跑出了房间，辫子甩得像麦子抽穗。
王建辉哈哈大笑，摆摆手：＂你看，女孩子就是这样，害羞。＂
他给我倒了一杯酒，酒水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光。
＂来，喝一个。你们年轻人慢慢处，我不着急。＂
那晚回到自己的小屋，我辗转难眠。
小屋四面透风，我缩在被窝里，听着屋外的风声，想着家乡的父母、想着遥不可及的大学梦。
我承认王小柔是个好姑娘，聪明、勤劳、善良，但我对她只有友情，没有男女之间的那种情愫。
更重要的是，我心里一直有个梦想——考大学，将来做一名教师。
我不想就这样定居在农村，虽然这里的人们朴实热情。
我盯着屋顶的蜘蛛网发呆，想起城里的家，那间虽小但有书桌和书架的房间。
想到再也回不去那种生活，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
第二天早晨，雪停了，阳光照在村口的小溪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我决定去找王小柔谈谈，解释清楚自己的想法。
我在村口的小溪边找到了她，她正在凿冰取水，手上戴着打了补丁的线手套。
看到我来，她低下了头，脸上还带着晨曦的红晕。
＂小柔，昨天你爹说的话...＂我斟酌着词句，不知如何开口。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她打断我，声音很平静，＂你不用有负担，我爹就是这样，喜欢为我安排一切。＂
她的话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会面对一个含情脉脉的姑娘，却遇到了一个如此清醒的人。
＂你不生气吗？＂我有些惊讶。
她抬起头，眼睛里闪着坚定的光芒：＂我有自己的打算。＂
她拿起水桶，直起腰来，＂我想先去县城学缝纫，挣一些钱，然后去省城看看。＂
她望向远处的山脉，＂我不想一辈子就待在后李村。＂
听到她的话，我松了一口气，但同时也对这个坚强的姑娘肃然起敬。
＂我明白了，＂我说，＂我会找个合适的机会和你爹解释的。＂
＂不用了，＂她摇摇头，＂你跟他解释，他会觉得是我不够好。＂
她朝我笑了笑，＂再说，我自己的事情我会自己解决。＂
然而，村里的流言蜚语越传越广。
有人说我高中毕业生看不上农村姑娘，有人说我已经在城里有了对象，甚至还有人说我＂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贪恋着村里其他姑娘。
＂城里来的小白面，心高气傲。＂这样的话从茅房到打谷场，从磨坊到牛棚，传得沸沸扬扬。
这些话传到王建辉耳朵里，他对我的态度明显冷淡了许多。
他不再邀请我去他家吃饭，也开始给我安排一些繁重的体力活，如挑水、扫猪圈、修水渠。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也变了，从最初的好奇变成了审视，甚至有些人开始背地里嘲笑我。
我不是没想过直接跟王建辉解释，但每次看到他严肃的面孔，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那段时间，我几乎与世隔绝，白天干活，晚上独自在屋里看书。
唯一的安慰是，老张头依然对我不错，教我修理机器，偶尔还给我讲些他年轻时的故事。
1977年初夏，一个令所有知青振奋的消息传到了村里——国家即将恢复高考。
这个消息如同一股春风吹进了我沉寂的心灵。
我和其他几个有文化的知青开始抓紧时间复习。
白天干完农活，晚上就挤在一起，点着煤油灯，分享各自的笔记和知识。
我们用铅笔头在收集来的废纸上演算数学题，用小人书的空白处写英语单词，在谷场上用树枝在地上画几何图形。
王小柔也常常来听我们讨论问题，默默地坐在一旁，偶尔帮我们递上一杯热茶或是掸去书本上的灰尘。
有一次，其他人都走了，她小声对我说：＂明志哥，我觉得你一定能考上。＂
＂谢谢，＂我笑了笑，＂你也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
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里面包着一张县城缝纫学校的招生简章，是她从邮递员那里要来的。
＂我已经偷偷写了申请信，但我爹肯定不会同意的。＂她眼中带着期待和不安。
我鼓励她：＂你得试一试，不试怎么知道不行呢？＂
高考前一个月，我鼓起勇气去找王建辉，想请他帮我办理考试的相关手续。
他正在院子里劈柴，每一斧子下去都带着一股子狠劲，看见我，只是冷冷地点了点头。
＂支书，我想报名参加高考。＂我直接说道，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发抖。
他的斧头猛地砍进木头，发出＂咔嚓＂一声响，吓得院子里的老母鸡咯咯直叫。
＂你要走？＂他问，声音里带着失望和一丝愤怒。
＂我想继续读书，将来做一名教师。＂我解释道，＂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梦想？＂他冷笑一声，扔下斧头，拿起搭在肩上的毛巾擦了擦汗，＂你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就没一个安心扎根农村的！＂
他的眼神像刀子一样锋利，＂当初不是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吗？教育完了就走，是不是？＂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
他的话不无道理，但我也有自己的追求和选择权。
那年头，谁不想有个好前程？农村的生活太苦了，即使是土生土长的农村青年，也都盼着能有机会离开。
＂那小柔呢？＂他突然问，＂你就这么走了？＂
提到小柔，他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柔软。
＂小柔她...她有自己的打算，＂我斟酌着词句，＂她想去县城学缝纫，有自己的理想。＂
王建辉像是被人打了一拳，整个人都愣住了。
他沉默了很久，神情复杂，最后只说了一句：＂手续我会帮你办，但别辜负了我女儿对你的一片心意。＂
那天晚上，王小柔来找我，神色有些慌张。
她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棉袄，围着一条红色的围巾，是村里过年时才会戴的那种。
＂我爹跟你说什么了？他是不是为难你了？＂她问，眼睛里满是担忧。
我摇摇头：＂没有，他答应帮我办手续了。＂
她松了一口气，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这是我攒的钱，不多，你拿去买些参考书吧。＂
我惊讶地看着她：＂这...我不能要。＂
＂你收下吧，就当是我借你的。＂她坚持道，＂你考上大学了，以后当了老师，再还我。＂
布包里有二十几块钱，对当时的农村姑娘来说，这可是一笔不小的积蓄。
看着她真诚的眼神，我突然意识到，这个朴实的农村姑娘，或许真的对我有着超越友情的感情。
而我，却一直没有察觉，或者说，不愿面对。
＂我也跟我爹说了，我要去县城学缝纫。＂她又说，声音里带着决心，＂他气得摔了碗，但我不会改变主意的。＂
我鼓起勇气说：＂小柔，我真的很感谢你，但我不能收下这笔钱。＂
我深吸一口气，＂我...我不想让你有任何误会。我对你，只有兄妹之情。＂
她的眼睛瞬间黯淡下来，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我知道的，明志哥。＂她低声说，＂其实我也知道自己配不上你这样的城里人，我就是想帮你一把。＂
＂不是这样的！＂我急忙解释，＂不是因为城里乡下的区别，而是...而是我们各自有不同的人生道路要走。＂
窗外，北风呼啸，雪花拍打着窗户，屋内的煤油灯摇曳着，照出两个年轻人忐忑不安的心。
她勉强笑了笑：＂那你一定要好好复习，争取考上大学。＂
她把钱塞回怀里，＂我会为你加油的。＂
说完，她转身离去，背影有些单薄却异常倔强。
我望着她的背影，想说些什么，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在这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一个农村姑娘能攒下这么多钱，得省下多少针线、糖果和小零碎啊。
那一刻，我心里五味杂陈。
王小柔的真诚打动了我，但我清楚，勉强在一起只会让双方都不幸福。
我和她就像是两条平行线，有着相似的梦想，却注定要走向不同的方向。
第二天清晨，我在村口碰到了王建辉。
他正在修理村里唯一的一台手扶拖拉机，满手机油，眉头紧锁。
看到我，他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继续摆弄着零件。
我鼓起勇气走过去：＂支书，关于高考的事，谢谢您。＂
他头也不抬：＂客气啥，你们知青早晚都是要走的。＂
＂关于小柔...＂我犹豫着开口。
＂小柔的事不用你操心，＂他打断我，声音里带着一丝苦涩，＂她想去县城学缝纫，我同意了。＂
我有些惊讶地看着他。
他叹了口气，终于抬起头来：＂我原想着让她嫁个好人家，安安稳稳过日子，但她跟她娘一样，犟得像头牛。＂
他的眼神里有无奈，也有疼爱：＂既然她想出去看看，那就去吧。＂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点点头。
他突然笑了笑：＂你考大学的事，我支持。＂
他伸出油乎乎的手拍了拍我的肩膀：＂你是个好娃，有志气。＂
1977年的冬天，我参加了恢复后的第一届高考。
考场设在县城的中学，教室里没有暖气，我和其他考生一边搓手一边答题。
考完最后一科，我看着窗外纷飞的雪花，心中既忐忑又释然。
无论结果如何，我已经尽力了。
等待成绩的日子漫长而焦灼。
每天，我都会在村口的路上眺望，希望能看到邮递员的身影。
终于，在一个寒冷的下午，村里的通讯员骑着自行车送来了录取通知书——我被省师范学院录取了！
那一刻，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奔向田间地头，向正在劳作的乡亲们分享这个喜讯。
老张头拍着我的肩膀，眼睛里满是欣慰：＂就知道你小子能行！＂
王建辉听到消息后，沉默地抽着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表情难以捉摸。
最后，他只说了一句：＂好好学习，别辜负了国家的培养。＂
临行前一晚，全村人给我办了一个简单的欢送会，摆了几桌饭菜，热热闹闹的。
村民们纷纷过来敬酒，祝贺我，就连那些曾经说我坏话的人也笑着说：＂小刘啊，上了大学别忘了咱后李村啊！＂
老张头喝得有些醉了，拉着我的手，眼睛湿润：＂娃啊，你有出息了，老张头为你高兴。＂
王建辉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给我倒酒，眼神复杂。
欢送会结束后，我去王家告别。
李大嫂包了一些饺子给我当路上的干粮，眼圈红红的。
＂娃啊，到了学校照顾好自己，记得常写信回来。＂她叮嘱道，像是送别自己的儿子。
王建辉出去开会了，不在家。
王小柔送我到门口，递给我一个小包袱。
＂这是我给你做的两双棉袜和一条围巾，学校里冬天冷，你穿上。＂她说，声音很平静。
包袱用一块红布包着，上面绣着一朵腊梅，针脚细密整齐，显然是花了不少心思。
＂谢谢，我会珍惜的。＂我接过来，不知道说什么好。
＂明志哥，＂她突然直视我的眼睛，＂我想对你说一件事。＂
我点点头，等她继续。
＂其实，我没有想象中那么喜欢你。＂她的话让我愣住了，＂我只是把你当作一扇窗，透过你看到外面的世界。＂
她抿了抿嘴唇，继续说道：＂我爹以为我喜欢你，想让我嫁给你，但我知道，你不属于这里，就像我不想一辈子留在后李村一样。＂
她的目光坚定而清澈：＂我们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她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让我又惊又愧。
原来，一直以来，我都错误地以为她暗恋我，而实际上，她的心早已飞向远方，只是借着我这个＂外来者＂的身份，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对不起，小柔，我一直误会你了。＂我真诚地道歉。
她摇摇头，笑了：＂没关系，明志哥。＂
她指了指胸前的别针，那是一枚老式的＂向阳花＂别针，闪着微弱的光芒。
＂我已经收到县城缝纫学校的通知书了，明年春天我就去县城学缝纫。＂
她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等你毕业了，做了老师，可别忘了回来看看我们后李村。＂
这一次，我不再犹豫，向前迈了一步，主动拥抱了这个勇敢的姑娘：＂小柔，谢谢你。我相信你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离别的清晨，整个后李村的人都来送我。
天刚蒙蒙亮，薄雾笼罩着村庄，远处的山峦若隐若现。
村民们拿着自家种的苹果、核桃和红薯，塞给我。
老张头送了我一个他自己削的木头小拖拉机模型：＂留个念想。＂
王建辉最后出现，背着手，脸色依旧严肃，但眼神已经柔和许多。
＂好好学习，学成了回来看看。＂他简短地说，然后递给我一个沉甸甸的布包，＂村里人凑的一点钱，不多，你拿着。＂
我接过来，鼻子一酸，强忍着不让泪水流下来。
我郑重其事地向他鞠了一躬：＂谢谢支书，谢谢乡亲们。我一定不会忘记后李村的。＂
王小柔站在人群中，向我挥手告别，眼中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坚定。
那一刻，我知道，我们虽然要走向不同的方向，但心中的梦想之火将照亮彼此前行的道路。
1982年，经过四年的大学生活，我顺利毕业，被分配到省里的一所中学任教。
临行前，我决定回后李村看看，感谢这片曾经教会我许多的黑土地。
村子变化不大，但人们的生活似乎好了一些。
家家户户门前都挂着玉米和红辣椒，院子里的鸡鸭比以前多了，几个孩子穿着干净的新衣服在追逐打闹。
王建辉依然是村支书，只是头发白了许多，腰也不像从前那样挺拔了。
看到我回来，他罕见地露出了笑容：＂大学生回来了！＂
他拍着我的肩膀，声音洪亮，引得村民们纷纷围过来。
李大嫂还是那么和善，见到我就像见到自己的儿子一样亲切。
＂娃啊，这些年受苦了吧？看把你瘦的。＂她拉着我的手，上下打量着我。
＂小柔呢？＂我问。
＂她在县城缝纫社工作，去年评上了先进工作者，还有对象了，是县广播站的一个小伙子。＂王建辉骄傲地说，＂去年还考上了夜学，学的是会计呢！＂
我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那太好了，改天我去县城看看她。＂
在村里的最后一晚，王建辉提议给我拍张照片留念。
他拿出村里唯一的一台老式海鸥相机，让我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
＂笑一个，让后李村的乡亲们记住咱们的大学生！＂他说。
咔嚓一声，记录下了我与后李村的最后一刻。
第二天一早，全村人又来送我。
这一次，我的心里没有迷茫，只有感激和坚定。
＂支书，我想对您说声谢谢。＂我握着王建辉的手，真诚地说，＂谢谢您这些年对我的帮助和包容。＂
他笑了笑，拍拍我的肩膀：＂去吧，好好教书，培养更多的人才。＂
他顿了顿，声音有些哽咽：＂记得，后李村永远是你的家。＂
站在村口，回望这片承载了我青春记忆的土地，我知道，无论走多远，这里的人和事都会成为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一部分。
我也终于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无论是王小柔还是我，重要的不是留下还是离开，而是勇敢地追求内心真正渴望的生活。
春风拂过原野，吹绿了小兴安岭的山林。
在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无数像我和王小柔这样的年轻人，正怀揣着梦想，走向各自的远方。
而我们的根，永远深深地扎在这片养育我们的土地上。
或许，这就是命运给我们最好的安排。
回首那段知青岁月，恍如隔世，却又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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