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弃儿收容院由理事会和常务委员会组织管理，并实行严格的规章制度。
在弃儿管理方面，弃婴入院后，收容院会负责孩子生活的方方面面，一直为孩子提供食物、衣服和医疗保障。
从在乡下奶妈那里进行护理期间确保他们的安全，到返回收容院接受教育、完成学徒训练，最后离开收容院。
在资金管理方面，作为私人慈善机构，收容院要想办法募集资金维持运营，通过社会捐赠、政府支持、出租房产、出售弃儿职业培训的劳动工作成果等方式为收容院提供财政支持。
组织管理
在收容院内，理事们管理员工的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是家长式作风的，而且在员工的任命、行为和监督方面也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
收容院有如下规定：他们要品行端正，没有家庭负担；他们要成为信奉新教的人，他们要避免与其他员工发生争执，要对他们手下的人表现出应有的尊重。
他们要尽其所能促进慈善事业的利益，促进孩子们的健康、勤劳和福利，他们不能去打猎，也不能喝烈性酒。
住在收容院里的员工没有财务主管的许可，不得在冬天九点、夏天十点以后外出。
在收容院外，收容院需要管理的雇员主要是承担寄养职责的乡下奶妈。
在招聘奶妈时，收容院会甄别照料婴孩的奶妈是否适当，然后由当地的督察进行评估。奶妈们必须健康，并被要求保持孩子整洁，在她们断奶后要适当地喂养孩子。
任何胆敢给孩子喝烈性酒或服用麻醉剂的奶妈都会被立刻解雇。经过检查的健康儿童会被送到奶妈那里。
收容院的护理网络非常庞大，奶妈经常一次照顾不止一个孩子。当收容院将一名奶妈与一名儿童配对时，前者必须前往伦敦接孩子，并在孩子长到五岁时将孩子送回来。
奶妈的工资在1753年是每周2先令，到1796年增加到每周3先令。
为了鼓励奶妈履行职责，如果儿童在理事们看来健康茁壮，理事们有权给予每一名照顾儿童满两年及以上的奶妈不超过十先令的奖励。
所有的奶妈都要接受督察的监督，督察自愿协助收容院的工作，通常是当地的乡绅、医生或牧师。
但也经常是他们的妻子或理事的妻子，包括简·贺加斯（理事、艺术家威廉·贺加斯的妻子），作为督察，她手下有19名奶妈。
督察是整个院外系统运作成功的关键，因为如果没有督察，对奶妈的管理效果将会大打折扣。
督察们在其居住的地区找到合适的奶妈，一旦婴儿被安置在奶妈身边，他们就代表收容院监督奶妈，执行所有相关的管理职责。
他们定期向收容院报告监督内容，包括分发和归还由收容院提供的衣物、药品并说明其使用情况。
他们向院方通报孩童的疾病、问题和死亡，安排葬礼，支付奶妈工资，并在幸存的儿童五岁时将他们送回收容院。
督察在制定护理标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与奶妈的交流对儿童的健康至关重要。这些督察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女性，尤其是上层社会的女性。
督察们为收容院工作，在当时没有任何报酬，一些男性和女性在岗位上工作了15或20年，管理一支奶妈的队伍，每天处理棘手的社会和医疗问题，并过着自己的生活。
正是有督察的存在，收容院才得以良好运转。
弃儿管理
从1741年起，弃儿们在大约三至五岁时从乡下奶妈那里回到收容院接受教育。对于这些活过婴儿期的弃儿来说，在收容院中接受教育是其生活的中心。
1746年和1749年的法规都表明，阅读、休息和玩耍是六岁以下儿童的主要活动，六岁以
上的儿童只有在一天的劳动结束后才能上阅读课。
在阅读课上，孩子们被教识别并大声说出字母，然后是音节，最后是单词。
从这些课程开始，为学习阅读的孩子们选择的课文主要是圣经和教义问答，还使用了儿童版的圣经故事、包含《狐狸和乌鸦》等伊索寓言（告诫人们不要奉承）的书籍以及其他道德故事。
教弃儿读书从一开始就得到了理事们的同意，但是教孩子们写字这一行为却颇具争议性。
一是因为写作需要设备和时间来学习，使得教育成本更高，二是劳动者被认为不需要写作。
文学史家马丁•莱昂斯认为，限制教育也维护了社会的等级秩序——使工人（尤其是妇女）缺乏写作技能，只能依赖他人。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收容院的常务委员会在1754年禁止开设写作课。
写作在1757年暂时成为男孩教育课程的一部分，到18世纪60年代，这类课程很可能已经停止，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
1765年收容院在回应公众评论时，驳斥了他们教孩子们法语、画画，甚至写字的说法。这种变化与大接收时期后经济和后勤的挑战相关。
从1760年起，回到收容院的弃儿人数约为5000，他们需要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这些都给收容院在时间和金钱上造成了压力。
到1777年，再次有证据表明，男孩们被教授写作和基本算术，但写作还不是女孩的常规学习活动。
收容院为男孩提供了更多的教育资源，这可能是因为人们认为男孩比女孩更适合接受全面教育。
在18世纪末，收容院开始修正教育的性别差异问题。
到1800年，收容院校长记录了孩子们每天阅读、写作和算术的小时数，有文件清楚地表明，在这时，女孩们和男孩们接受了同样的指导。
教授孩子阅读、写作和算术的课程，是因为伦敦商人的需求，他们尤其需要有写作和算术技能的学徒。
财政管理
在收容院创立之初，创始人托马斯·科拉姆是最有效的筹款人，他聚集起一批强有力的愿意给予收容院资金支持的赞助人。
像其他慈善组织一样，弃儿收容院需要持续不断的社会捐助来维持运营。公众捐款是收容院重要的资金来源，一般有遗产、礼物、订阅等方式。
理事们没有坐等捐款的到来，而是尝试多种办法为收容院募集资金，力图扩展育婴规模。
因为收容院建筑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时髦的公共慈善机构的展示场所，它受到一大批有名望的贵族和雄心勃勃的城市中产阶级的热情支持。
例如，国王乔治二世给收容院捐了2000英镑作为建造费，后来又捐了1000英镑给教堂牧师，教导孩子信仰基督教。
在建设初期，为了获得持续的社会捐助，收容院向公众展示其育婴成果，促进社会捐赠。
正如大卫•索尔金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要说服人们捐出他们的钱，就必须制定策略，把他们带到现场，直接看到一项重要任务被完成得很好。”
收容院作为英国第一个儿童股份制慈善机构，本身就十分引人注目，而且它坐落在伦敦郊区一个宜人的位置，时髦的人们开始将其视为最喜欢的散步场所之一。
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十分欢迎人们前来参观，以激发他们对慈善事业的兴趣。收容院向公众公开证明它的效用，展示这些孩子和他们的作品。
男孩们被安排在露天的地方，采摘麻絮、制作麻线和编织鱼网，而女孩们则在绕丝，大一点的女孩接受缝纫和纺纱的训练。
收容院向外界宣传这样一种观念，即机构所提供的培训使孩子们在成年后拥有自己独立生存的手段，人们认为这将减少越来越多的乞丐和贫民。
绅士们可以在一天的某些时候，观察到年幼的孩子在工作人员的监护下在院子里玩耍，或者年长的男孩在玩球，年长的女孩和她们的护士在收容院附近的田野里散步。
来访者甚至在孩子们上床后来观察他们，这开始让孩子们感到不安，尤其是在一天的紧张活动之后，因此一项新的规定结束了这种做法。
受过良好教育的休闲阶层对他们所观察到的情况非常满意——尤其是对孩子们的高度勤奋和严格的活动规律，收容院由此获得社会捐赠。
收容院还依靠融合慈善和休闲娱乐活动的“欢娱慈善”募集资金，这为收容院带来更为可观的收入。
一种资金募集策略是利用伦敦精英们渴望社交的优势，通过举办太太早餐来募集。有一段时间，太太早餐在伦敦的时尚女性中很受欢迎。
1747年举办的太太早餐有1024个名额，要预定的人太多，收容院不得不谨慎地钉上窗户，以防不速之客进入。
两年后，收容院从经验中得知，在另一次早餐会上，他们雇佣七个人来控制人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