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8日，在台儿庄大捷80周年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在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内，增列了一位曾经三度被认为“大汉奸”的人的大幅照片和相关史料。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位“大汉奸”竟然是台儿庄战役的“关键先生”，为当时指挥官李宗仁提供了大量日军的情报，为台儿庄战役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历史并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大汉奸”本来就是谍报英雄。今天，隐者就与大家一同拨开历史迷雾，追寻夏文运不一样的家国情怀。
夏文运出生于1905年，大连市金州七顶山人，夏家是当地的一个大家族，夏文运叔伯兄弟就有好几十个。由于他长得白白净净，又聪明又腼腆，大人们戏称为“夏大姑娘”，深得家族长辈喜爱。
夏文运聪明伶俐，从小各门功课都是优等。1919 年，夏文运考入当时日本人开办的旅顺师范学堂，以学校前三名的成绩毕业后，又赴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学校留学，攻读历史和法学。
1929 年，夏文运从广岛高等师范学校毕业，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硕士研究生。在日本，他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先后翻译出版了厨川白村《小泉八云及其他》《欧美文学评论》等多部著作和日本小说集，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留下过深深足迹。
1931 年,夏文运回国后，应聘为奉天（现沈阳）冯庸大学教授兼校长秘书，暑假期间，他返回日本完成硕士论文答辩，正式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成为当时中国最早的留学硕士之一。如果照此发展下去，他也会衣食无忧、一生平安的。
然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了东北，冯庸大学被迫迁往北京，夏文运失业了。在生活无着、报国无门之际，经人介绍，进入了伪“满洲国”政府机关工作。
特殊的成长环境和留学经历，夏文运不仅能讲一口地道的日本话，对日本文化也很精通。很快，夏文运就被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情报课长、四大特务机关之——兰机关头目和知鹰二中佐看中，聘请为贴身翻译。
因工作关系，和知鹰二经常带他交际于关东军高层，因此夏文运与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这些日本少壮派军官也都混得很熟，为他日后的谍报工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在日语发音中，“夏”字与“何”字相似，夏文运改名为何益之，意思是有益于和知鹰二，他进一步得到了和知鹰二信任。
本来以为就这么一直干下去，然而与李宗仁不经意的相遇，激发起他深藏心底的家国情怀，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之后，特别是在1931年至1936年间，中国处于军阀混战时期，广东、广西军阀一直与蒋介石对立，两广处于半独立状态。为稳住广东军阀陈济棠的反蒋立场，桂系军阀李宗仁长期住在广州。
1931年，和知鹰二任侵华日军广州陆军武官，主要任务是联络胡汉民、陈济棠和李宗仁等“西南派”反蒋，激化中国地方实力派国民政府矛盾，日本人也好从中渔利，用心不可谓不险恶。
夏文运陪同和知长驻广州。和知与李宗仁的历次会谈，都由夏文运担任翻译。
与夏文运多次见面后，李宗仁觉得其为人正派，年轻热情，才华横溢，便想唤醒他的良知，为祖国服务。
估计连和知也想不到，他们本意是来策反李宗仁，结果自己的翻译却被李宗仁策反了！
一天，李宗仁密约夏文运到其私人住所谈话，李宗仁试探地问道:“我看你是位有德有才的青年。现在我们的祖国如此破碎，你的故乡也被敌人占据，祖国的命运已到生死存亡的边缘，你能甘心为敌人服务，而无动于衷吗？”
经此一问，夏文运的心理防线彻底坍塌，犹如流浪的孩子找到了亲人，顿时泪如雨下。
他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和留学期间，受到日本人欺凌场景，即使多看了日本人一眼，也被打得鼻青脸肿、面目全非；如今虽然声名显赫，但在日本人眼里，仍然低人一等，但时常受到日本人的奚落和刁难……
藏在心底的家国情怀被激发出来，夏文运擦了一把眼泪，郑重地表示：“如有机会报效祖国，当万死不辞！”
李宗仁见他情真意切，语出诚挚，就与他私下约定，让其做秘密情报人员，刺探日方机密，并通过地下电台和专用密码与自己单线联系。夏文运一口答应下来，还谢绝了任何报酬。
成为李宗仁的情报人员后，夏文运利用他与和知鹰二多年的友谊，以及与十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等日本高层人物的关系，获得许多核心绝密情报，通过秘密电台和专用密码，发往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再由长官部专用电台译出，单线报送李宗仁。
在这些情报中，影响最大的是台儿庄战役中日军兵力部署和变动消息。
1938年1月，日军攻占上海、南京后，日军继续分南北两路沿津浦线进攻，以打通南北日军联系。为此，日军华中派遣军第十三师团沿津浦线北上，先后占领安徽蚌埠、凤阳等地，紧接着占领了淮南重镇明光，与华北日军在津浦线上的行动遥相呼应。
李宗仁指挥的五战区担负这个区域的防守任务，所属参战部队多为杂牌军，新兵多、武器装备低劣，李宗仁计划派兵增援南部防线，阻滞日第十三师团北上，但又很担心北线的日军南下，导致腹背受敌。
举棋不定之时，夏文运发来密电：“日军南动而北不动。”李宗仁见字转忧为喜，立即命令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在淮河北岸布防，同时把能攻善守的张自忠第五十九军从北线调到淮河前线。
2月初，日军窜至淮河北岸时，于、张两军一起，打得敌军人仰马翻。经过激烈的拉锯战，日军损兵折将3000多人，被赶回淮河南岸。由于南路日军受阻，日军无法按计划南北齐进夹击徐州，这就为日后的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条件。
日军在南线失利后，又组织北线进攻，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从青岛向鲁南进犯，矶谷廉介的第 10师团沿津浦线南攻，2万多名日军以饿狼扑食之势直逼徐州门户台儿庄。这两路日军均是日军精锐部队，他们以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狂妄不可一世，便放胆冒进。
夏文运又发来的绝密情报:“日军第5师团坂垣征四郎所部，从胶济路南进蒙阴、沂水等地。”据此，李宗仁料定坂垣将进攻临沂，命令在连云港驻防的国民党第三军团庞炳勋部驰往堵截。
庞军团实际上只有5个步兵团的兵力，在临沂虽浴血苦战，但抵挡不住号称日本“陆军之花”的板垣第五师团的进攻，于是向李宗仁紧急求援。
此时，李宗仁根本无兵增援，正在急得团团转时，夏文运从上海发来密电：“日军此次北动南不动。”接到情报后，李宗仁立即令防守滁州、明光的桂系第三十一军迅速西撤，诱敌深入，同时令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继续在淮河北岸布防，抽调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迅速北上。
张自忠在官桥下火车后，一天一夜急行军180里，突然出现在临沂城外，与庞炳勋里应外合，击溃板垣师团，歼敌 3000余人，取得临沂大捷。日军受此重创后，在临沂地区无法立足，撤退45公里。
这样以来，板垣与矶谷师团会师台儿庄的计划泡汤了。在台儿庄，冒进的矶谷师团成了孤军之师，在孙连仲和汤恩伯的猛列攻击下，日军陷于包围之中，溃逃、死亡人数超过二万人，坂垣、矶谷两师团元气大伤，中国军队取得了全面抗战以来正面战场上的第一次巨大胜利，极大的振奋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信心。
夏文运对李宗仁的情报支援还不止于此。
1939年4月，日军经过缜密策划和充分准备，企图扫荡第五战区的主力部队，以便巩固武汉外围。下旬，日军集结精锐部队10余万人，在200余门大炮、100余辆战车支援下，沿襄阳至花园、京山至钟祥两条公路西犯。
夏文运又从上海发来密电，详细报告日军扫荡五战区的战略及兵力部署情况。据此，李宗仁下定决心，巧妙布阵，率部苦战月余，终于击溃进犯之敌，毙敌 5000 余人。
李宗仁对夏文运提供情报的价值、迅速、准确甚为钦佩，称其情报在抗战初期“可说是独一无二”。
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何君冒生命危险，为我方搜集情报，全系出乎爱国的热忱。渠始终其事，未受政府任何名义，也未受政府分毫的接济。如何君这样的爱国志士，甘作无名英雄，其对抗战之功，实不可没。”
然而，夏文运为国民党提供情报并不是没有危险，第一次危险来自于国民党内部的“猪队友”。
1939年7月，国民政府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在接受合众社、美联社等外国通讯社记者采访时得意忘形，脱口将松冈外相对汪精卫的最后通牒、日本对华工作要项等高度机密情报悉数向媒体披露。
这下炸开锅了，外国记者十分吃惊：“这么多绝密的日本情报，中方是怎么搞到手的？”
然而，张群此时仍没有意识到巨大错误，顺口答道:“这……这些情报，是我们从Shia某手里获得的。”于是，中外媒体纷纷以重庆方面曾从“谢某”或“夏某”手中获得日本情报为标题，进行大肆报道。
张群的话犹如一颗“巨型炸弹”，迅速向外扩散。夏文运得知消息后，迅速潜往香港，他刚离开，日本宪兵队就包围了他在上海的住宅。
本以为难以回来了，谁知很快国民党就有了“替罪羊”，他的嫌疑才得以消除。
1940年，曾经为汪精卫叛国投敌出力的国民党外交部司长高宗武、汪伪政府宣传部长陶希圣，脱离汪伪组织，从上海逃到香港后，在香港《大公报》上披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使汪派阵营内部一时大乱。
此时，“高宗武是重庆的间谍，他才是泄漏日方机密之人”的消息不胫而走，
有了这个“替罪羊”，也不管“谢某”还是“夏某”，夏文运身上的嫌疑才得以消除，结束潜逃生涯后返回上海。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夏文运的频繁递送情报活动终于引起日方警觉，查出其设在租界日籍友人家的电台。夏文运遭日方特务追捕，被迫逃往山西太原。自此，夏文运为李宗仁提供情报工作告终。
在太原，夏文运担任过伪《新民报》社社长，山西省政府建设厅长等职。在担任伪山西省建设厅长期间，夏文运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经常帮助八路军进行物资运输，并掩护、解救过包括家董必武在内的多名共产党人的性命。
由于给日本人当过翻译，又在伪政府中任职，夏文运是在国民政府中挂名的“大汉奸”。1946年3月，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飞抵北平，听说夏文运在这里，顿时喜出望外，亲自部署、秘密逮捕并审讯了他。
夏文运被关在东城区警察署内，随时都可能被处决。妻子陈桂珍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立即去见时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宗仁，请求救援。
李宗仁亲自出面证明，夏文运潜伏在日伪政权“为我方所做之事”，1947年夏文运被李宗仁获保释出狱后，1948年回上海定居。
上海解放后，夏文运仍然逃不了“大汉奸”的厄运,捉拿他的布告遍布大街小巷，夏文运的子女、亲友深受连累，有的人因而被迫害致死。
1950年初，夏文运被上海军管会逮捕，后经上海市委情报委员会书记吴克坚证明，最后被无罪释放。原来，作为中共特工的吴克坚早先被日本宪兵抓捕受刑期间，夏文运亲去探监、送饭送药，给予了多方关照，两人成为至交朋友。
后来，夏文运途经香港，辗转踏上日本国土，并在日本重新成家。后经日本政要岸信介担保，夏文运获得居住权，担任了日本国铁特别顾问，退休后以经营料理店为生。
晚年的夏文运十分思念祖国，很想回家乡看看，可因当时中日尚未建交，一直未能如愿。1970年11月15日，夏文运因突发脑溢血溘然去世，终年73岁。为抗日战争作出重要贡献、始终怀有一颗中国心的他，至死也未加人日本国籍，他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爱国之心。
致敬！台儿庄战役的幕后英雄夏文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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