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岁月写峥嵘!这里的事迹值得你品味……

不论是思忆家乡,还是游历远方,我们总喜欢追寻一个“古”字、称赞一个“勇”字。


于是,刻在记忆深处的,便有了一座座革命圣地、一片片抗战老区,有了前人指点江山的总指挥部、旧时硝烟弥漫的革命战场……


这些珍贵遗迹始终存在、衔古接今,文化便以此为载体代代相传,穿透岁月的苍茫烟尘,记录世事的更迭变迁,诉说人心的恒久期盼。


珍重历史,就是珍重一个民族的来路;守护红色文化,就是守护一方热土的灵魂。而对待这些被历史歌唱、已融进人间万象的文化遗存,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它们蓬勃地“活起来”,告诉读者:那些珍珠般散落在祖国大地上的文化珍宝,如今面貌如何?在光阴的打磨中,它们正绽出怎样的风采?



眼前是经历岁月洗礼的破旧老房,斑驳的墙上攀附着生命力顽强的青苔,要不是墙上同样泛黄的革命诗句和宣传材料,稍显破败的景象,很难会将那段殊死相搏的抗战历史联系起来,但毋庸置疑的是,眼前这座建筑,正是轰轰烈烈抗战时期的增龙博革命旧址


“啊公(客家话爷爷之意),这间破房子是干什么的?”汤可敬的小孙馨馨上下打量着眼前的老房子问道。“这可不是什么破房子,她可是大有来头哩”年过九旬的汤可敬回答说。


“什么来头?”小馨馨瞪着大大的眼睛,好奇地问。“她呀,可是增龙博县委书记旧址呢!”汤可敬满怀自豪地说完,顿感思绪万千,脑海里不断浮现起以往跟战友一起出生入死的峥嵘岁月……


01

沙场点兵,成立增龙博中心县委根据地


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发动了抗战时期的第一次反共浪潮,这波反动浪潮波及到广东后,国民党广东当局下令解散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和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


1940年1月,国民党东江当局逮捕了东团博罗队全队23名队员,为适应形势变化,是年3月,中共东江特委决定在增城县委的基础上,成立增龙博中心县委,统一领导增城、龙门、博罗三个县的党组织,中心县委设在增城正果白面石村,郭大同任书记,袁鉴文任组织部长,李光中任宣传部长,黄秀芳任妇委书记,下辖博罗县工委(同年12月成立博罗县委)、龙门县工委和增城县的派潭、福和、正果三个区委。


1940年6月,省委在南雄召开扩大会议,确定广东党组的工作重点放在敌后和前线,省委分为粤北和粤南两个省委。


同年7月,东江特委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划分前东特委和后东特委,增龙博中心县委隶属前东特委领导。



8月,中心县委人事再作调整,郑重仍任书记,钟靖寰任副书记兼统战部长,李志坚(王礼文)任组织部长,其他成员任职不变。中心县委调整后,为了加强对增城前线工作的领导,中心县委派钟靖寰移驻派潭斗岗村的西平乡中心学校(今派潭第二小学),以夜学为名开展抗日斗争。


02

支援延安革命发展,不幸半道被捉拿


钟靖寰赴任后,根据上级分工安排,钟靖寰任县委副书记、陈李中任派潭区委书记、汤自持(约1937年入党,入党介绍人为陈李中)任车洞支部书记、温潮伯(约1937年入党)任大布村支部书记、汤自昌(约1939年入党)任西平乡(今佳松岭村)支部书记、谢伯英担任钟靖寰通讯员,以地下党形式开展革命工作。



据悉,当时选址在斗岗村(今佳松岭村斗岗社)是因为汤自持和汤自昌兄弟俩是斗岗村人,对当地无论是革命形势还是地形等都较为熟悉,而斗岗也是当时派潭革命斗争的核心地区之一。


为谨慎行事,钟靖寰在斗岗大乡下以夜学为名开展抗日宣传,并成立了江北工作委员会(简称江北工委),接收龙陈太、谢伯英等多名学员,发展佳松岭村先进青年张东兴、张汉斌、张淦泉等第一批抗日积极分子。


据汤可敬老人回忆,后来他也走上革命道路,也都是受这批先进青年的英勇无畏精神和事迹所感染。


当时延安作为中共核心的革命根据地,由于革命发展需要大量人才,工委派汤自持、温潮伯二位同志送这些进步青年去延安,交给延安派来的同志在韶关增城同乡会交接。刚出发时温潮伯说忘掉拿东西重回家中,在回家途中被大埔村自卫队捉拿,随后温潮伯被自卫队拷问下泄露了行踪。由于汤自持没有等到温潮伯的到来,便独自送知识青年去韶关增城同乡会。不料在韶关同乡会被一网打尽,全部给抓,江北工委工作由此被迫停止。


幸运的是,后来经过汤自持岳父的多方游走求情,汤自持及几位青年被营救了出来,并继续投身革命。


03

开枝散叶,中心县委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


1941年4月,中心县委书记郑重,委员袁鉴文他调,由钟靖寰接任中心县委书记兼统战部长,李志坚、李光中、郭大同任职不变,黄秀芳提任为委员,黄慈宽为中心县委委员兼博罗县委书记,吴伯仲调任龙门县工委书记。



中心县委调整后重视党建工作,大力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在派潭地区的6个党支部发展到11个党支部,党员人数由30多人发展到70多人,在正果地区的党组织党建工作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党员人数由20多人发展到40多人,在增城沦陷区的党组织由原有的1个区委,2个农村党支部发展到1个沦陷区工委,3个区委、11个农村党支部以及魏有相大队的突击中队党支部,党员人数由30多人发展到110多人。


1941年4月,中心县委在抗日游击基干队的基础上,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增从番独立大队(通称卢伟良大队)卢伟良任大队长兼政委,全队有100多人和100多枪支,隶属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增龙博中心县委双重领导,以中心县委为主。独立大队以油麻山为抗日根据地,经常深入到增城的镇龙中新、永和,禺北的萝岗、长平,从化的太平场等敌占区活动,打击日伪军。


04

悲情挽歌,中心县委在历史洪流冲击下落幕


1941年秋,在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逆流冲击下,增城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局面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增城人民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1942年元旦过后,增城县国民当局经过周密策划、部署,掀起了反共逆流。3月3日,增龙博中心县委书记钟靖寰和组织部长李志坚到沦陷区指导工作,路经二龙圩,被张永卿的杀敌大队逮捕,一批共产党员亦遭到国民党当局逮捕,中心县委同前东特委保持联系的交通路线一度中断,面临着危急存亡之时。


5月中旬,中心县委同前东特委交通联络恢复,李光中马上到特委机关驻地惠阳,向尹林平、郑重、黄宇等领导详细地汇报了增城地区发生的情况:由于1942年5月发生了粤北省委被破坏事件,全省形势急剧逆转,前东特委针对当时增城地区出现的反共逆流情况,决定对增龙博地区党的领导机构作出重大的调整:撤销中共增龙博中心县委、增城县分设敌后(沦陷区)县委和后方县委(国统区),博罗县委和龙门县工委保持建制。至此,增龙博中心县委结束。


始建于清朝的老建筑(增龙博县委旧址),清理杂草后,墙壁仍古色古香魅力十足。


“啊公,啊公……”随着小馨馨的小胖手使劲摇了摇汤可敬那双历经沧桑的手,汤可敬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了现实,望着眼前的断壁残垣,长叹一声。“啊公,你刚才说这间破房子大有来历,到底是什么来历?”小馨馨问。


于是,汤可敬把刚才脑海中回忆的内容,向其小重孙娓娓道来。夜幕徐徐降临,只见在昏暗的灯光下,爷孙两人在石凳上促膝长谈,期间汤可敬老人讲到动情之处老泪纵横,而在一旁聆听的小馨馨,一边帮爷爷擦拭泪水的同时,一边不解地挠挠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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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松岭村党总支书记黄小琴笔记:


赓续红色血脉

谱写佳松岭村发展新篇章


2014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时表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


2014年9月3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再次强调,“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对此,深以为然。


也正如文中所言,“珍重历史,就是珍重一个民族的来路;守护红色文化,就是守护一方热土的灵魂。而对待这些被历史歌唱、已融进人间万象的文化遗存,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它们蓬勃地活起来。”佳松岭村斗岗社的革命老区,作为佳松岭村甚至整个派潭为数不多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无疑是向后代传承当地红色文化、铭记光荣历史的绝佳载体,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我们当地的红色文化正面临被逐渐遗忘的状况,赓续此弥足珍贵的红色血脉也是势在必行。



当然,我仅仅是一位光荣历史的记录者,能成此文留下珍贵的历史印记以飨广大佳松岭村民,除了汤可敬老人家生前的谆谆教导和热切期盼外,更离不开热心家乡发展的汤子进、汤自持之子汤仁俊、汤友廉、汤自持之孙汤锐艺、汤自昌之子汤文灼、汤文基,汤自昌之孙汤超凡等人提供的宝贵资料及修正,在此也向他们表示感谢。


眼下,随着佳松岭村新屋民宿的建立,更让斗岗革命老区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如何借此与新屋民宿舞貔貅等特色项目和文化形成强力呼应,以此丰富游客体验,谱写佳松岭村发展新篇章,也是值得去思考和探索的事情。


为此,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铭记历史的讲话为向导,以当地政府的要求为准则,上下求索,不懈奋斗……




信息来源:
①《广州红色史迹寻踪》——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②汤可敬老人、汤自持、汤自昌子孙口述,佳松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主任黄小琴记录。(注:汤可敬老人于2020年1月去世,该文字记录于其生前)


作者:黄小琴、张碧行、张三丰

编辑:田壮

校对:杰西

编审:金鱼

审核:武工、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