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8月27日，重庆太平门码头， 一群学生装扮的年轻人在此聚集。他们是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83名毕业生，将由此前往上海，然后赴法勤工俭学。人群中，一位身材矮小、面容清秀的少年正依依不舍地向家人告别。他，就是年仅16岁的邓小平（邓希贤）。
得知儿子出国远行，父亲邓绍昌 （邓文明）特地从广安赶到重庆为儿子送行。临行头一天，父子二人来到太平门附近一家小餐馆，面对即将漂洋过海远行的儿子，邓绍昌拿起筷子就哭，一口也吃不下。看着父亲噙着泪水的眼睛，邓小平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扑通”一声跪在父亲面前……
下午三时许，邓小平和其他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登上“吉庆”轮。父子二人一个在码头、一个在船上，不停地向对方挥动手臂。沉甸甸的行李中，有一大包母亲亲自做好的广安牛肉干…… 当时，邓小平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次送别，成了他与父母的永别：母亲不久后病逝，父亲也在1936年去世。 也正是这次送别，成了他与故乡广安的永别。此后一生，邓小平的脚步再也没有踏上这块生他养他的故土。
在上海逗留十余天后，1920年9月11日，邓小平和同学们在黄浦滩的“法兰西”码头，登上法国邮船“盎特莱蓬” 号，起锚西行。汽笛一声人断肠，在大雨中凝望着渐行渐远的祖国，所有人的泪水夺眶而出。 这次航程近16000公里，共计航行四十余天。由新加坡横渡印度洋到非洲这段航行时间最长，大家吃尽了苦头： 有时夜睡正浓，突然间一个巨浪打来， 全身都会湿透；轮船震荡厉害，许多人晕船，吐得一塌糊涂……
1920年10月19日，邓小平抵达马赛，开始了在法国的生活。重庆预备学校的学生被分送到法国各省的中学就 读，邓小平和叔父邓绍圣来到了法国西 部的诺曼底“巴耶中学”补习法语。遗憾的是，邓小平在这里只读了 5个月的书，此后，再也没能进入校门。经济的拮据使邓小平失去了在校系统学习的机会。邓小平来法时筹到了 300元路费，可仅船费一项就占去了 100元，加上在上海的住宿、船上吃饭又花去了50元。当时，在法的生活费每月至少 40元（当时6块银元约兑换 70 法朗）。此时，无论如何节俭，也不够学费，再读下去，无异于坐以待毙。而且， 学校也因大部分学生的学费不够而决定停课。
1921年3月13日，邓小平离开巴耶中学，走向社会，走向苦难的人间，开始了一生中最彷徨的岁月。 邓小平先是漂泊到位于巴黎西北郊的拉加雷纳▪ 科隆市的华侨社区。当 时，战后经济危机席卷整个欧洲，失工、 失学的学生越来越多，华侨社区成为勤工俭学生的避难所。因社区空间有限， 无工可做又无钱求学的人只好住在地窖内，有的干脆久卧在花园草地上。由 于受潮，许多人腿肿，难以行走。 但，这还不是最坏的日子！
1921年4月，邓小平来到位于巴黎和里昂之间的克鲁梭，在施奈德工厂工 作。在这里，邓小平和其他学徒工一起 从事“拉红铁”的工作：戴上石棉手套， 将火红的钢板拉出来轧钢。高温灼烤， 加之劳动强度极大，在此工作的中国学 生个个如出狱囚犯，形容憔悴。 干了三周后，十七岁的邓小平体力不支，便从克鲁梭来到蒙达尼，在该市哈 金森橡胶厂重新工作。
比起施奈德轧钢厂，这里虽然有些橡胶异味，但毕竟不再 那么脏、那么累，而且伙食改善很多，除面包尽吃管饱外，午晚两餐都有肉吃。 邓小平身体渐渐恢复，情绪也乐观起来。有一次，为看一场国际足球比赛， 他狠狠心，花了5法郎买了一张最便宜的门票。从此以后，邓小平便与足球结下了不解之缘。 也正是在哈金森橡胶厂的工棚里， 邓小平认识了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等革命者，开始了解共产主义，走上革命道路。
此后，邓小平又陆陆续续做过机车的司炉工、餐馆里的厨房帮手、拣马粪的清洁工……在留法的五年零两个月里，他前后从事过十几种辛苦的工作。 动荡、劳累、贫穷，留法时期的艰苦生活给年轻的邓小平打下了深深烙印， 磨练出他钢铁般坚强的意志。在这种意志的支撑下，一代伟人在自己的晚年开启了一个民族崭新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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