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前,毛泽东究竟读没读过《孙子兵法》?这件事有一阵子成了中共内部的一段公案。毛泽东自己说过没有,也有人认为这是对“左”倾领导人说的气话,也可能读过。
事情的起因在遵义会议时凯丰攻击毛泽东的一段话。关于这个起因,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曾多次提及。
经过四年的土地革命战争,毛泽东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接连取得了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开创了以瑞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十六字诀”和“诱敌深入”为主要内容的红军作战原则。
但当上海的党中央搬到苏区后,当时“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却对毛泽东的这些作战原则左看不顺眼,右看不顺眼。
他们在《革命与战争》等刊物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影射毛泽东“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
他们断言:“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
对这些浅薄的言论,毛泽东当时只能付之一笑,也不好反驳,因为他们还只是影射,没有点毛泽东的名。直到遵义会议上,凯丰指着毛泽东的鼻子说毛泽东是凭《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作战时,毛泽东才愤起反驳。
1957年5月,毛泽东在与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谈话中说,他讲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
后来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讥讽说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而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这时他才找到《孙子兵法》来看。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是这时看的。那时他被解除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就利用空闲看了不少从红军走过的县城弄来的书籍。
他还说,他开始打仗的时候,并没有读过多少兵法,更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靠《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来指挥的,主要是靠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积累的经验。
1960年12月26日,毛泽东57岁寿辰。25日,他在同部分向他祝寿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说到,30年代他赋闲的时候,没事干,就看书。
“走路坐在担架上,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
“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也谈到这件事,基本意思差不多。
当然,说毛泽东在长征以前一点也没接触过《孙子兵法》似乎也难成立,至少在青年时代,他是间接读过的。
在延安时,毛泽东曾对郭化若说过,学生时期喜欢读介绍历代改朝换代的战争和著名战役的书,读研究农民战争胜败得失的书。他读过记载历代战争中争夺战略要地的《读史方舆记略》,在读这些书中,似乎也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孙子兵法》的言论和思想。
最为直接的证据是在他在1913年10月至12月所做的读书和课堂笔记《讲堂录》中,便有好几段前人记述和发挥的《孙子兵法》的内容。
如:“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非理,以赫赫之功为耻,岂徒谈兵之祖,抑庶几立言君子矣。”这段话是黄裳(1212-1280)所纂《黄氏日钞》中《兵书》一节的大意。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毛泽东还标明,出自“孙武《谋功(攻)篇》”。事实上,前两句出自《孙子·谋攻篇》,后几句出自《孙子·形篇》。
上述笔记说明,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便对《孙子兵法》有所了解,至少曾间接读过,因他当时的志向和抱负不在军事,或许就是读过也没有留下印象,自然更谈不上研究了。只是到陕北后,毛泽东才花相当功夫研读了《孙子兵法》等军事著作。
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回忆说:“左”倾教条主义者说他照《孙子兵法》打仗的那些话,“倒激发我把《孙子兵法》看了,还看了克劳塞维茨的,还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看了‘战斗条例’,还看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总之,激发我来研究一下军事。’,
由此看来,毛泽东成为军事家,不仅是形势逼出来的,而且还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激”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