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次美以伊冲突称得上是“第三次海湾战争”，对比前两次其后果将如何？

今天编译带来一篇来自于new lines megazine的文章，作者是new lines megazine的创始人兼主编hassan hassan和渥太华大学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专家kamran bokhari。文章原文标题为“the ‘third gulf war’ and its aftermath”，两位作者将本次美以伊冲突认定为是“第三次海湾战争”并与前两次战后伊拉克的情况进行了对比，认为此次冲突期间战场上的表现可能影响了外界对于冲突对伊朗冲击影响的评估。观点有一定争议性，但不能否认其仍具备参考价值。有兴趣的朋友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看。

在过去四十年里，伊朗最重要的战略成就是确保其战争始终发生在阿拉伯世界。伊斯兰共和国精心培育了一张由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构成的复杂网络，从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到遍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各类民兵组织，其目的正是将战场远离伊朗本土。这一逻辑相当简单：向前投射力量以消耗对手，并通过提高报复成本来阻止敌人直接打击本土。然而，这一逻辑如今几乎已经崩塌。尽管上周二宣布了为期两周的停火，但战争实际上已经进入伊朗境内。

这场刚刚暂停的战争，其“账面结果”在两个方向上都极为惊人。以色列击杀了超过250名伊朗官员，包括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li khamenei），以及几乎全部伊朗高级军事领导层，数千名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据称伤亡。同时，美国国防部声称其已摧毁伊朗超过90%的海军力量。然而，伊朗政权依然存在，领导体系仍在运作。

与此同时，伊朗也做出了一个数十年来只停留在威胁层面的举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将全球最关键的能源咽喉变成“收费通道”。伊朗的战略是“承受打击并施加成本”，从这一标准来看，它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一个在开战初期失去最高领袖、在五周内损失90%海军力量的政权，仍然迫使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通过巴基斯坦居间斡旋进行谈判，而非实施彻底打击。冲突双方都对外标榜自己的胜利，但实际上距离彼此各自的意图都相距甚远。

然而，这场战争的复杂呈现掩盖了一个更重要的现实——伊朗实际失去的东西。正因如此，更有意义的分析框架是将当前局势视为“第三次海湾战争”。第一次始于1990年萨达姆（saddam hussein）入侵科威特，美国主导的“沙漠盾牌”行动和“沙漠风暴”行动最终以联军胜利告终，伊拉克政权虽未被推翻，但严重削弱。第二次，即2003年的“伊拉克自由行动”，在三周内推翻政权，但其崩溃的条件早在此前12年已逐步形成。第三次战争正在展开，其真正模式将在未来数年逐渐显现。

采用这一框架具有分析意义。这场冲突有更广泛的背景，至少可追溯至2020年，它能比单纯的战果更清楚地揭示伊朗地区地位的未来。这类冲突的特点是：表面上政权仍在，但内部被逐步掏空。将其视为第三次海湾战争，有助于把关注点从当前的武力展示转向“尘埃落定之后”。过去十年中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表明，外界往往高估亲伊朗力量的韧性，而时间最终证明这种判断是错误的。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短期内不大可能崩溃，但美国和以色列正在适应一种新的常态——持续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宣布停火前的言论已暗示这一点。这一新常态意味着周期性的精确打击，其目的不是推翻政权，而是遏制。与此同时，德黑兰方面将被迫将其过去用于对外输出的“抵抗”姿态内化于本土。原本用于数百英里之外战场的战略工具，如今将收缩用于守护自身领土。

对伊朗而言，最关键且持久的变化在于——华盛顿方面打破了一项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禁忌。历届美国政府，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避免对伊朗进行直接打击，理由是冲突升级的代价高于削弱其能力的收益。伊朗正是在这种可预期性基础上构建了其整体战略姿态。它可以威胁、消耗对手，并在多个国家资助代理人，因为各方都清楚美国行动存在上限。

2007年，美国曾考虑实施抓捕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qassem soleimani）的行动，但在小布什（george bush）政府高层被否决。同年，正如stanley mcchrystal在2019年披露，苏莱曼尼曾从伊朗进入伊拉克北部，美国选择监视而非打击。202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当时在巴格达的中情局（cia）官员多次请求授权行动，却被告知其“不可触碰”。前中情局高级官员john maguire表示：“我被告知，‘不行，这些是伊朗人。’没人愿意这么做。”

后来的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延续了这一立场。他甚至希望美国的逊尼派海湾盟友拥有类似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力量，并强调要尊重伊朗在叙利亚的“利益”。最终，伊朗不仅在叙利亚安全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还强化了通往黎巴嫩及地中海的陆地走廊，甚至在这些地区实现了人口结构的调整。

2018年前后，伊朗地区影响力接近顶峰，正是在这一时刻，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任期内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启动“极限施压”，并于2020年1月3日下令击杀苏莱曼尼。这一行动表明，美国长期以来的克制是政治选择，而非能力限制。这一事件可能被后来的历史学家视为伊朗地区霸权开始瓦解的起点。

特朗普本人不仅打破了这一“上限”，也打破了可预期性。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苏莱曼尼被击杀前三个月，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地位似乎仍不可动摇。其代理人势力对沙特东部abqaiq和khurais这两大油田设施的袭击，反而促使利雅得寻求缓和与德黑兰之间的关系。逊尼派与什叶派大国之间长达40年的竞争似乎以伊朗占据上风而告终。

自此以后，沙特政策的重心日益转向国内发展，优先经济事务并开始与伊朗及其盟友如叙利亚等缓和关系。这一趋势在2023年中国斡旋的沙伊和解中达到顶点。

然而，美国旧有策略本身充满矛盾。在打击“伊斯兰国”（isis）的战争中，美国在某些地区间接与伊朗和俄罗斯对齐“颗粒度”，同时又在阿拉伯地区直接支持库尔德人，引发土耳其严重不满。这些矛盾最终演变为一系列冲突。2018年2月，美国空袭在代尔祖尔附近击杀200—300名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兵及叙利亚、伊朗民兵。与此同时，伊朗支持的民兵不断袭击美军驻伊拉克基地。特朗普还放任土耳其进入叙利亚东北部建立缓冲区。

美国的克制同样体现在对以色列的约束上。多年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一直试图清除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但在美国施压下不止一次被叫停。直到2024年9月27日，以色列在贝鲁特南郊投下80多枚重型炸弹，击杀了这位中东地区抵抗力量的标志性人物。当时美国正试图推动停火，并宣称对行动毫不知情。

一系列高层暗杀始于更早的时间。2024年4月，以色列袭击伊朗驻大马士革领事馆，除掉了革命卫队圣城旅高级指挥官扎赫迪（mohammad reza zahedi）。2024年7月31日，暗杀定点清除掉身处德黑兰的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ismail haniyeh）尤为关键，因为这是发生在伊朗本土。随后9月中旬针对真主党的“寻呼机与对讲机攻击”，展示了以色列在技术与情报战方面的优势。

这些行动延续了苏莱曼尼遭暗杀后拉开的大幕：限制已不存在，维持了数代人之久的美国战略克制被彻底打破。值得注意的是，对伊朗主导的“抵抗轴心”的打击主要发生在特朗普的前任——拜登（joe biden）任内，而当时华盛顿仍试图回归旧政策。

尽管拜登领导的民主党政府曾试图重启伊核协议谈判并弱化“极限施压”，但并未真正恢复到原有模式。这意味着，即便民主党人重返白宫，未来美国对伊朗政策也很难发生根本性转变。即便政策有所调整，伊朗也难以重建以往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因为那需要重现过去25年促成其崛起的一系列地缘事件。

未来，即便地区紧张局势降温，美国和以色列仍有可能在伊朗恢复能力时进行打击。伊朗投降不在选项之中，而以色列也不会回到过去避免直接打击伊朗的自我束缚状态。

对伊朗而言，更大的挑战不在于生存，而在于其既有模式已被打破。过去阻止美以行动的机会成本已不复存在。伊朗当前的攻击试图恢复旧模式，但长期来看效果有限，甚至还有可能适得其反。目前，每一次针对海湾国家的打击，都会一次又一次地强化这些美国盟友对于德黑兰的抵触情绪和对抗意识，使双方关系回到2024年前的状态变得愈发困难。

这一模式在历史上并非毫无先例可循。1991年海湾战争后，美英对伊拉克实施长达12年的禁飞区并定期打击，包括1998年的“沙漠之狐”行动。伊拉克虽承受住了这些打击，但结构性损害不断累积，最终在2003年“内伤”全面显现。

以色列在叙利亚也曾采取类似策略，多年来持续打击真主党和伊朗设施，逐步削弱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国家治理能力，直到2024年政权彻底垮塌。

事实上，早在苏莱曼尼身故后，伊朗在地区影响力就已呈下降态势。这一点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其继任者卡尼（esmail qaani）显然不具备苏莱曼尼的战略谋划能力，亦未能维持住苏莱曼尼留下的原有体系。2024年对真主党和叙利亚的打击，实际上反映了这一早已出现的结构性空缺。

说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也承受住了多轮打击，但战争结束后的形态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地区层面，伊朗的前沿防御体系可能已遭到不可逆的削弱。从哈马斯到真主党，这些“抵抗轴心”的核心代理人势力均遭重创。也门的胡塞武装虽在2023年10月爆发的巴以冲突后频频策应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但其表现得更像是一名“独立承包商”，其战略目标始终是巩固其自身在也门的统治地位，而非与伊朗共存亡，因此行动谨慎，显得有些若即若离。伊拉克的什叶派势力也在观望。一个在本土挣扎的伊朗，将难以维持其在伊拉克的影响力，进而引发内部权力斗争等连锁反应。

在伊朗国内层面，社会矛盾依然存在。战争可能加剧而非缓解不满。尽管政权的控局能力仍较强，但长期压力将改变其结构。最深远的影响或许并不在军事层面，而在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制度性地位。该组织已经不仅仅是军事力量，更是早已野蛮生长成为了伊斯兰共和国内的“平行国家”，牢牢掌控着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量经济与政治资源。其高级领导层在此次冲突中被系统性清除，势必会破坏其内部网络。常规军（artesh）理论上可以替代，但现实中影响力有限。因此，更可能出现的是制度性衰败，而非权力重组。

当前，以伊斯兰革命卫队为代表的强硬派可能会战场上的僵局过度自信进而误判形势，但即便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权没有崩溃，但政权本身的性质其实已经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类比海湾战争后的伊拉克并不完全准确，但基本逻辑较为一致：战争会逐步削弱政权，其影响往往滞后显现。战后阶段可能呈现持续不稳定：安全体系削弱、经济受压、以色列打击常态化、代理网络瓦解。

第三次海湾战争没有明确终点，它可能像前两次一样——无法推翻的，将被慢慢掏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