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跨越七十余年的漫长投递

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吴柯沁 包一圣 通讯员 方建薇 潘鑫

程可忠的手写信。受访者供图

又是一年清明时，思念跨越时空。

在这个慎终追远的季节，有一场跨越七十余年的漫长投递，至今仍未结束。信件的寄件人，是定格在青春岁月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而那位执着的“邮差”，是韩国浙江大学校友会副会长、韩国国立公州大学副教授金相圭。

2018年底，金相圭偶然接触到一批志愿军档案，内含大量家书复印件。他花费数年整理出300余封，并从2025年7月起在社交平台上陆续发布。随着第一封家书“回家”，更多力量从四面八方汇聚……

那些年轻的生命，70多年前从天南海北奔赴战场，如今，他们的思念正被天南海北的人们一一打捞。截至目前，金相圭发布的11封志愿军烈士家书，已有6封成功找到烈士后人和亲属。

一

“亲爱的父母哥哥妻子全家老幼们……我今天接受人民上级党给我最光荣和最坚决突击任务，高兴万分，为人民立功时间到了……”

1953年5月14日，突击前夕，一名志愿军战士程可忠在朝鲜战地写下一封家书。资料显示，次日，程可忠在战斗中牺牲，年仅25岁。这封未寄出的信，随之埋入历史。

72年后，经浙江大学校友总会与热心人士接力，家书的消息得以归乡。然而，程可忠的儿子程利民已于2024年11月离世，未能等到。2025年7月17日，金相圭联系上其孙辈程瑜。得知消息后，这位45岁的中年男人，在大街上掩面而泣。

“我父亲生前老是说，他这辈子没有爸爸，”程瑜说，奶奶骆花花当年是在村口香樟树下，大着肚子送别程可忠的。

在建德市下涯镇马目村，程瑜老家的中堂，曾挂着程可忠的军装照。程瑜从小就听奶奶说，爷爷读过七八年私塾，是个文化人，上战场当了步话兵，是个大英雄……奶奶始终不愿相信爷爷已经牺牲。每年除夕夜，家里八仙桌上永远会多一副碗筷。直到临终前，她让程瑜取下了那张军装照——她要和它葬在一起。

收到家书第二天，程瑜和妹妹程婕回到村里，给奶奶和父亲上坟、读信。“念完以后，我感觉爷爷好像回来了。”程瑜说。

然而，在那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程瑜脑海里总会反复上演同一个场景：战场上，一群年轻的志愿军战士伏在坑道里，轮流提笔写下家书。得知金相圭仍然在整理其他信件，他忍不住问那个远在韩国的陌生人：“您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我也是从小听外婆讲外公的故事长大的。”金相圭回复。

他讲起另一个故事：外公很疼外婆，两人结婚五六年，外公会陪外婆旅游、买菜、挑好看的鞋子。后来外公上了战场。那年外公26岁，妈妈2岁。外公再也没回来。

2019年，金相圭的母亲病逝。“临终前她说的最后一个词，是‘爸’。我才意识到，她如此思念着她的父亲。”

“无论是哪国人，思念家人的情感都是一样深切的。”金相圭说。为此，他在学术之余，花了近四年，辨认模糊的手写汉字、整理变动地址，再把家书一封封发布出来。

“我们一定要见上一面。”两个素未谋面的人，因此有了深深的羁绊。此后，金相圭整理出的信件几乎都会发给程瑜，而程瑜都会帮忙联系、寻找。

二

第二封信的好消息，就是程瑜带来的。去年8月初，程瑜从淳安县退伍军人事务局得知，郑光桂烈士家的地址找到了，从杭州淳安搬迁到了衢州开化。

这对金相圭来说是个惊喜。他对这封信印象很深，信纸是深粉色的，他整理时一眼就发现了它。更令他意外的是，这封信的寄件人，郑光桂的妻子汪荷琴，她还健在。

今年1月29日，记者随着浙江大学校友总会走访开化县池淮镇毛家村玉坑口，见到这位104岁的老人。时间久远，信纸的颜色和具体内容，她已经记不清了。她不识字，那封信是托人代笔的。

从模糊的字迹大致辨认出，多是些家长里短，去年粮食收成不错，孩子的病也好起来了，也有烦恼,“犁和铁耙被别人拿去用了，请来一封信讲明白，这究竟是他家的还是我家的，你该知道的……”

信件写得满满当当，地方不够了，最后一句话挤在最左边，写成竖着的长条，并特意划线强调，“请寄全身照片一张。”

汪荷琴没有收到照片。信件的落款日期是1952年8月6日。资料显示，郑光桂战士于1952年10月17日在朝鲜牺牲，年仅22岁。

在汪荷琴印象里，丈夫是那种“跟谁都合得来的人”，喜欢去山里打兔子，在河里打鱼。两人有说不完的话。但郑光桂是“偷偷”报名参军的，没告诉她。

资料显示，郑光桂1951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正月里，村里敲锣打鼓送他走的。”汪荷琴说，她不舍得，村里人安慰她，两三年就回来了。

从那时起，他们每个月都会写信，“写了差不多两年，就再也没有收到信了。”汪荷琴说，她跑去公社问，大家都瞒着她。丈夫走前叫她在家里等，汪荷琴就和孩子，一直守在那栋略显空荡的房子里。

收到烈士证后，汪荷琴急得生了一场病。那时孩子还小，她在村里没有亲人，娘家又在几十里外。有人来看她，她没什么力气，连门都打不开。

说起这些时，汪荷琴语气称得上平静。这位坚韧的女人，几乎是一个人将独子郑明兴拉扯大。那些信件被她收了起来，1959年左右随村搬迁后，信都丢了。搬家时，她特意跑一趟，把烈士证捡了回来，如今挂在客厅的墙上。

和程瑜家的故事不同，郑明兴从小不知道爸爸是谁、去了哪里，一旦问起，妈妈就会哭。直到十几岁，才从村里人口中听说，爸爸郑光桂是一名志愿军战士，更多的就不知道了。一个不问，一个不说，关于郑光桂，母子俩默契地保持沉默。

郑明兴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郑升辉，20岁那年决定去甘肃兰州服役，“母亲很支持，她说当兵很光荣。”郑明兴说。

三

并非所有的信件都有回音。

程瑜告诉金相圭，第三封信没能送出去，金相圭有些遗憾。

那是一封1952年10月17日写的信。志愿军战士余年福父亲因很久没有收到儿子的消息日夜忧思，在信中再三叮嘱，“接到这封信，请即回音。”彼时老人并不知道，余年福已在1952年6月6日的战斗中牺牲。

去年9月初，浙江大学校友总会、淳安县退伍军人事务局和公安局接力追寻。查户籍、翻县志、走访老村落、核查余氏宗谱……终于在江西上饶找到了余年福的妹妹余春花，彼时她已无法与人交流。

第四封也没送出去。这是一封准备寄往温州永嘉的信，志愿军战士季世芬（或季西分）在信中写道“忽然接到家书十分高兴”，叮嘱弟弟“多多侍奉母亲”。至今，仍无后人音讯。

失望与希望，在这条路上交替出现。但金相圭没有停下。程瑜也没有。

接下来的日子里，吉林省大安市、广东省揭阳市、山东省威海市、河北省石家庄市、内蒙古赤峰市、湖北省宜都市、河北省沧州市……寻亲的地图越铺越广；“我为烈士来寻亲”团队、热心网友等陆续加入，奔走的力量越来越壮大。

今年1月19日，金相圭回访浙大前夜，和程瑜赴约相见。

程瑜记得，那天晚上风很大，他在饭店门口等待的时候，心里想了很多要说的话，可是一见面，什么都忘了，两人什么都没说，只是激动地、紧紧拥抱在一起。

两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在这一刻，为抚平历史留下的伤痕而“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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