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判了10年的地下党从狱中醒来，发现大门敞开一个人也没有

1949年5月1日，天刚刚有了一点光亮。杭州陆军监狱的牢房之内，有着霉味和稻草味相互混合的气味。戴中溶如同平常一样从草铺上苏醒过来，却感觉到四周安静得不太正常。以往这个时候，看守的皮靴所发出的声音、呵斥的声音还有铁门开关时那刺耳的摩擦声音早就应该响成一片了，可是今天却仅仅只有窗外几只麻雀在鸣叫。他支撑起身体向上一抬头，整个人都愣住了，牢房那扇沉重的铁栅门竟然大幅度敞开着，锁头已经消失不见了。

同牢房的九个人一个接着一个醒来，彼此相互看着，不敢发出声音。有一个年轻的狱友颤抖着问戴先生：“是不是要把我们拉去枪毙？”戴中溶摆了摆手，轻轻地挪动到门边向外张望。长廊里一个人都没有，值班室的桌椅呈现出东倒西歪的状态，文件分散地放置在各个地方。他回过头来小声地跟大家说：“看起来都已经跑光了”。

死里逃生的戏剧性情况要从两年前开始说起。1947年秋天，北平的中共地下电台被军统侦破，这牵连到了西安情报网。当时戴中溶是胡宗南部少将机要室副主任，表面上是国民党电讯专家，实际上已经给延安传递情报好些年了。胡宗南派专机将他从延安接回西安进行审讯，戴中溶心里明白这是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可是还是硬着头皮回去，心里想着没有留下痕迹就不怕被查。果然军统把他的住所全部搜查一遍也没有找出通共的证据，最后竟然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他十年徒刑。

我认为戴中溶能够活到1949年，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是胡宗南的亲信，为国民党军队建立了全军的无线电网络，就连蒋介石发往西北的密电都要经过他的手。像这样的技术人才，国民党不舍得轻易将其枪毙，于是把他关押在监狱之中。在南京军统看守所的时候，他亲眼看到同案的五个人被拉出去枪毙。之后转移到杭州，每天清晨都会有政治犯被拖出去处决，他们牢房里的人都习惯在天亮之前穿好衣服，坐着等待死亡的来临。

5月1日发生的那场空城计实际上是一场乌龙事件。之后才得知解放军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逼近杭州了。看守们慌慌张张地各自逃离，都来不及顾及囚犯了。典狱长三次向南京请示转移囚犯，先是说将囚犯送往福建沙县，接着又说改送到江西上饶，但是铁路已经中断了。最后南京政府正朝着广州进行搬迁，已经没有人再理会这件事情了。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戴中溶出狱之后所遭遇的情况。他们十个人十分小心地走出监狱的大门，刚好碰到进城的解放军。带队的干部听说他们是政治犯，急忙安排他们的住宿和饮食，可是身份核实却成为了一个难题。戴中溶的上级联络人都分散在不同的地方，究竟谁能够证明这个国军少将实际上是自己人？最终他在《解放日报》上看到了杭州市军管会文教部长顾德欢的名字，立刻眼前为之一亮：这不是交大的老同学？马上写信请求帮助。顾德欢派遣警卫员来接他，警卫员注视着他瘦得已经改变了原本形状的脸，不断说着他受苦了。

这么一看，历史有的时候比小说还要离奇。戴中溶在胡宗南身边进行潜伏活动的时候，传递过不少关键的情报。例如在1943年截获了国民党闪击延安的计划，使得党中央能够提前进行转移。又例如获取到了敌军电台的密码，让解放军对于胡宗南部的动向能够清晰明了。可是这些功劳差点被一纸判书给抹去，最后竟然依靠着老同学的关系重新恢复了身份。

出狱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仿佛构成了一个闭环。戴中溶被安排到军委通讯局开展工作，参与研制开国大典的电动升旗装置。曾经用无线电波保卫延安的人，此时运用电流升起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之后他还负责主持长波授时台的建设工作，并且获得过中科院科技进步特等奖。从监狱到科研一线，这样的人生转变，大概只有那个特定的时代才能够出现。

或许可以这样来总结：戴中溶那一天的遭遇，如同1949年中国旧有的秩序慌慌张张地走向崩塌，新的世界在混乱的状态中得以诞生。监狱大门开启的那个时刻，难道不就好似历史翻页时候所发出的嘎吱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