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的某天,北京公安部的部长谢富治正像往常一样翻阅记录,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这竟然是外交部部长陈毅打来的,电话刚刚接通,对方的声音就传了过来:“谢部长,听说浙江出了个飞贼,你知道吗?”
一听对方这话,谢富治立即进行了简略的汇报,不过对方还是交代他尽快组织人手破案。
按理说这个案件怎么看都应该是由公安局全权负责的,怎么作为外交部部长的陈毅竟然会特意打电话询问呢?
原来,当时距离加纳总统恩克鲁玛访华只有短短十几天时间,这个时候发生了这样举国震惊的案件,如果真的让飞贼在外宾面前闹事,我国的国家形象定会受到极大影响。
陈毅的电话立即让谢富治认识到,这可不仅仅是个普通的盗窃案,更关系到祖国的外交和国家的形象。
究竟是什么样的案件,都能传到陈毅耳中呢?
原来是杭州的紫雪庵遭到了偷窃。当时,浙江省博物馆将从民间征集的文物都存放在紫雪庵,谁也没想到,在这样的佛门重地,竟然也会惨遭敌人毒手。
当文物修复师们大清早看到满地狼藉的工作室时,他们最先注意到的是墙角的铁柜里消失的镂雕夔纹象牙箍金香筒。这个象牙香筒可极其珍贵,光是修复时的草图都画了几千张。
报警后,经验丰富的老刑警立即再次展开调查,排查过后,他感叹一句:“这贼对庵里的宝贝门儿清啊。”
刚让人想不通的是,围墙上唯一的痕迹,就是墙顶的青苔上的一个清晰的手掌印。看起来就像是有人一只手撑着墙头,硬生生把自己“拔”了上去一样。
保卫干部王家伟被询问的时候紧张得直冒冷汗:“我那天迟到是因为自行车链子断了......”
直到痕迹专家在院角的香樟树上发现攀爬痕迹,才洗清他的嫌疑。可当警察们用标尺测量树干到围墙的距离时,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三米远的距离,普通人连跳都难,那个贼竟然能就这样过去?
就在杭州警方忙着勘察现场的时候,上海城隍庙的某个茶馆里,一个瘦高个正在和文物店的学徒攀谈。
“朱元璋御赐的香筒,见过吗?”他袖口露出半截褪色的蓝布,说话的时候还带着一股苏南口音。当伪装成老师傅的侦查员试图拖延时间的时候,他突然站起了身:“我去买盒火柴就来。”
谁知道对方这一去就再没回来。跟踪的警员看着他在弄堂里左拐右拐,明明穿的是黑布鞋,踏在青石板上却几乎没声。
“他跑起来像猫一样,转弯的时候膝盖都不打弯!”参与追捕的老公安后来回忆,那是他第一次见识真正的“轻功”。
苏州很快传来噩耗:第七机械工业部的保险柜被撬了!
值班员只看见一道黑影从三楼窗口跃下,落地时竟像片羽毛般轻。更嚣张的是,几天后先锋机械厂就再次失窃,财务室的现金和粮票不翼而飞,现场只留下半枚带泥的脚印,简直和杭州的一模一样。
这样嚣张的态度加上接二连三地犯案,这才传进了陈毅耳中,也因此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接到电话后,谢富治立即派出刑侦高手刘胜西前去调查。临危受命的刘胜西到杭州的时候,只带了个牛皮笔记本。
抵达杭州后,他并没有急着翻看卷宗,而是先去了紫雪庵,他蹲在文物修复师身边与对方闲聊:“这香筒,民间还有人认识吗?”
老师傅用袖口擦了擦老花镜,这才随口回答道:“应该没有,也就道馆里的老道见过。”
随后,他又想起什么似的补充道:“前几年还有茅山道士来问过类似的法器。”
老师傅这句话,一瞬间打开了刘胜西的侦查思路,他连夜调阅了两地的旅馆记录,将目光锁定在了“秦廷舫”3个字上,并且这个人总是在案发的前一天出现在案发地。
刘胜西立即安排人去调查介绍信的来源,他激动地大声说:“茅山横跨句容和金坛,这贼说不定是个道士!”
2月17日凌晨,茅山铁牛观的晨钟还没来得及敲响,就有几十个“香客”分散在山道各处。躲在板车里的刘胜西一眼就看到了正在扫落叶的瘦高个。
侦查员假装没站稳,撞到了对方的肩膀,嘴里还说着:“道长,求支签。”趁着对方不备,手里的指纹贴纸早就悄悄取得了对方的掌纹。
技术人员对比出匹配结果后,刘胜西立即带人将对方捉拿归案。被抓的时候,他正站在祖师爷的画像前,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烧饼。
这位“飞贼”怎么也想不到,让自己栽跟头的不是从小练习的轻功,而是一句不经意间的闲聊。
审讯室中,秦廷舫的供词简直让办案人员啼笑皆非,这个从小就上山的道士,竟然是为了给相好的寡妇盖楼房,这才动了歪心思。
面对办案人员,秦廷舫双目无神地说:“她要5千彩礼,我上哪去弄这么多钱?”随后,他又像是懊悔一般地说:“其实,第一次偷介绍信的时候,我就知道,迟早都得有这么一天。”
埋藏在土中的香筒被找回的时候,表面还沾着不少泥土。最终,秦廷舫在1966年5月被判处死刑。
2月24日,恩克鲁玛前来中国,但在他来我国的途中,加纳发生了军事政变,他的总统职务也因此被废除。
但我国领导人并没有因此怠慢对方,他抵北京后,周总理将其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还特意嘱咐陈毅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外宾的安全。
这场惊动外交部部长的奇案,最终竟然是以这样充满了戏剧性的方式结束。不得不说,再高的本事,也不能逃过恢恢法网;再深的执念,也不能成为犯罪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