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龙：《冥报记》叙考

日本明治间博文堂珂罗版印本《冥报记》

【叙录】

《冥报记》三卷，唐唐临著，日本高山寺藏唐经生抄本，明治四十三年（1910）大阪油谷博文堂用山城高山寺藏写本珂罗版景印本。

博文堂本依原样分装三轴，外有木匣，每卷幅高27厘米，由若干纸粘接而成，每纸长22.5厘米，十三至十五行不等，上卷共十五纸，中卷二十四纸，下卷二十六纸，下卷末附一纸近40厘米，为内藤氏跋。

末有版权页，标“明治四十三年六月六日印刷”，有“高山寺藏版”的朱色印章，发行人“油谷达”，发行所“油谷博文堂”，印刷所“小林写真制版所”。

【考证】

唐人唐临《冥报记》，《法苑珠林》、《旧唐书·艺文志》、《新唐书•经籍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均有著录，为二卷，此后均告散佚（内藤湖南与岑仲勉均提及法人伯希和于敦煌所获古钞本《冥报记》，然其书卷尾虽题“冥报记”，实为颜之推《还冤记》）。幸于东瀛颇有古抄本薪传不绝。

《日本访书志》

杨守敬亦自日携回其一，其于《日本访书志》卷八中云：“余于日本得古钞本三卷，首题‘吏部尚书唐临撰’，有临自序。上卷十一条，中卷十一条，下卷十六条，相传是三缘山寺保元间写本，首缺四十三行，以高山寺藏本补之。”

杨氏《邻苏园藏书目录》录有“冥报记二本，钞本画一元龟一本（共一盒）”，珍藏于“柏木柜”中 ，与各种古钞、五山本同列，知其极为珍视。

然细绎杨氏所得此本与日本所存钞本之关系，知此书或为森立之伪冒真本售予杨氏者。

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极重要，亦为杨守敬于东瀛访书时索骥之图。此书卷五曾载三缘山寺抄本云：“《冥报记》三卷，旧钞卷子本，三缘山某院藏。卷首题《冥报记》卷上，吏部尚书唐临撰。次有序文……不记抄写年月，审是四百年许前书本也。卷首二张缺，以高山寺本补完。按此书《旧唐志》入于史部杂传，《宋志》收于子部小说家，并云二卷，考之本传亦同。然此本依李唐旧本传录，非经后来分析者，则史志偶误耳。又考诸家书目，绝不登载，知其隐晦已久。而此卷岿存，岂可不贵重哉。”

杨守敬《日本访书志》所载与此大体相同，知杨氏确信此即《经籍访古志》所载“三缘山某院藏”本。

《经籍访古志》

杨氏藏本今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实可据以复检。据李铭敬《日本知恩院藏〈冥报记〉古写本的传承与著录考略——兼谈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杨守敬旧持本》一文所附图片可知，其书封二有日文识语，首句即云“三缘山会下彻定寮ノ古本シ以テ摸写ス寮ノ本ハ保元时代ノ写本”，可译为“以三缘山会下彻定寮之古本摹写，寮本为保元时代写本”，已极清楚。

李氏文又进而确定此本摸写时间：据其云“彻定寮之古本”一语推知其“定是在彻定当上三缘山增上寺学寮长的天保十三年（1842）之后模写”，此为上限；再据收藏者印有“真如院十四世义严和尚”可知，又当在义严离真如院之嘉永元年（1848）年前，此乃下限 。

易言之，此书之模写距杨守敬访书不过四十年，然因杨氏不懂日文，又因大多不懂日文之国人均因日文多出以汉字，自觉可懂，杨氏或仅识首页所云“三缘山会下彻定寮古本”及“保元时代写本”数字，即将其视作保元间（1156—1158）古抄本而购得。

然则将其售予杨者又是何人？寻根追迹，惟有森立之。一者，此书题签上钤“森氏开万册府之记”印，卷首一纸上钤“森氏”印，卷尾有森氏手书题跋。

日本大正间刊本《冥报记》

跋文云：“此书真是李唐之遗卷，见存上中下三卷，而新旧《唐志》俱云二卷，《见在书目》云十卷，恐一讹。书中文字，六朝俗字甚多，其傍训假字，亦有古体可取征者，但展转传写，误字不鲜。今于字傍朱书，聊以愚见考正之。后之读此书者，或再考以正之，则幸甚也。明治丙子第三月初八日，古稀翁枳园。” 则此书必为森氏旧藏。

杨守敬搜罗群籍，多得自森氏，此点仅观森氏所存其与杨守敬之笔谈记录《清客笔话》即可知，此为忠实记录，可觇爱书心切之文人与藏书家心态异，森立之时而居奇靳售、时而讨价还价，颇有书贾之风。

如其曾出己之《开万藏书目录》示杨，杨曰：“目录所载，今皆在乎？”森答：“他日经电览之后，求善价而沽之乎？呵呵。”知其亦欲售书与杨，然中间又多游移，以至杨多空劳往返。

关于此，可择其一节以观之：

杨：此书（指《三国志》）祈让我。

森：宋元明三版共有。元刊，明嘉靖中所折，有嘉靖补刊。

森：《三国志》只此一部，故不沽却。他有一部则可鬻去。

杨：汲古阁、扫叶山房，皆贱而易得。

森：此《三国志》天下无二之本，与清板交易则不可。

杨：非云交易也。先生言欲得一部而后沽之，敬言再得不难，请略问此书价耳。

森：直沽却则廿圆也。若得一本，则十圆而足矣。无一本则不为用，故不廿圆则不可也。

杨：别以一本赠公。

森：可代俗本有则可割爱。

杨：然则我为公购之，易易。我国新校本甚佳，先生言其略可。

森：见其本而后可决价耳。

杨：我购赠公，不索价也。

《杨守敬集》

森氏先言此《三国志》为“天下无二之本”，所以“故不沽却”，然又云“直沽却则廿圆也”，可知前之“不沽却”不过抬价而已。

然于此之时，杨守敬反复陈说“别以一本赠公”、“我购赠公，不索价也”。二人之异即在于此，杨氏先嗜金石，访日之后又痴迷古籍，往往不计盈亏，以善本是务；森氏则念念不忘于利。

于此，杨氏亦所深知，其曾语森氏曰：“弟好书成癖，颇以公诸世为藏书。此《谷梁传》本向山珍秘物。彼闻我欲刻之，即欣然相让。盖刻之非徒弟附以不朽，即向山亦不朽也。先生藏古书宜刻者甚多，弟望以向山为怀。且先生老矣，此书若刻，先生名亦不朽。且弟非为利也。如《谷梁传》，刻之明知无还本之日，盖好之少也。”

然森立之并非向山黄村。二人协商日久，杨曾慨叹云：“公珍本皆不欲沽，是以我深叹息。若肯沽，我之大幸也。”未想此次却有转机，森氏云：“近日事仓库建筑，然金货乏少，因欲割爱之念起。不日检点以定价，而后可告之，暂待焉。”

未知此赝品《冥报记》为何时售予杨氏者，然则必以保元古抄本之名目售出，若森氏向杨氏说明此为四十年前抄录之副本，杨氏藏书珍奇无数，万不肯知其详而于《日本访书志》中标之为保元间抄本以炫世，若云森氏并不知此为录副本则未免欺人，固知森氏于此书当有伪饰也。

民国间天津华北印书馆刊本《冥报记》

此事之妙在于，尚可查证真正之三缘山增上寺古抄本之详情。据李文云，其乃“彻定在三缘山增上寺新谷学寮时的收藏品”，在彻定“明治七年（1874）晋升知恩院住持时，将写本连同古写经等赠与知恩院”，故即今为学界所知之知恩院本。

森立之以伪书售杨之事亦令日本学界颇感混乱，其后为高山寺珂罗版印本作跋之内藤湖南及为长治二年（1105）抄本作解题之永山近彰，均视杨藏本为保元古抄；日本著名汉籍版本学者阿部隆一曾往台湾查检此本，颇生疑窦，然仅止于推测，直至李铭敬大文发表，学界方打破谜团。

另：于此事关系颇密之彻定即前录《辟邪集》《辟邪论》之刊刻者、《释教正谬初破》之作者杞忧道人鹈饲彻定（1814—1891），亦即森氏将此书售与杨氏之时，录副者彻定尚在世，甚至其于十年前还竭力结交来日之金嘉穗，并请金为其著述赐序。

然此三缘山寺本（即今之知恩院本）向未公布，无人知其真面目。幸杨氏曾详校之，并刻入其《日本访书志》 ，可依稀窥其一斑；日本昭和女子大学近代文化研究所编《学苑》1993年第8、9期合刊亦曾排印之。

就东传扶桑之《冥报记》而言，最为人所知且最可靠之本乃高山寺所藏之钞本。明治四十三年（1910），大阪油谷博文堂受高山寺法龙和尚之嘱，以珂罗版技术将其藏本影印行世，且以其原卷子本之形制出之。

《内藤湖南全集》

末附内藤湖南跋文云：

川田瓮江博士以此本乃唐人真迹，为可订旧志之误。清国杨星吾则据《现在书目》，以三卷本出于日本释子节钞，谓《法苑珠林》及《太平广记》引此书，溢出于钞本甚多，而钞本亦有二书所无者。然星吾仅获保元传钞本，未见此本，钩稽虽凿，未足征信也。……

至其书法用笔遒健，风神妍媚，不坠中唐以后，生平过目唐代墨迹，寡能出其右矣。其上卷体杂行草，既经川田博士捐资上木，流传至罕；中卷上半行草，下半正书；下卷全系正书，惜未继镌刻之功。顷高山寺法龙和上属博文堂主，以玻璃版印行全分。首尾完具，影照精明，点画铓镴，毫发毕肖。有唐佚篇，复获著录，墨林剧迹，再出人间，是则和上之惠也。刷印已竣，乃书此为跋。明治卌三年六月十五日，内藤虎。

此高山寺本相传为空海弟子圆行于承和五年（838）游学于唐时祈唐人书写者，高山寺本包纸有识语云：“甲五十四箱。唐临，三卷。圆行阿阇梨将来唐人书。建长二年义渊上人注进。”

若此识语可靠，则此本当为唐人写本，内藤湖南亦持此议。方诗铭辑校《冥报记》之序言亦同。

然杨守敬以此“当是日本释子所节钞，而又臆分为三卷也”，内藤氏以杨“仅获保元传钞本，未见此本，钩稽虽凿，未足征信也”，然据前所论，杨氏所得亦非保元钞本，然其意见则当重视。

李剑国云：“杨守敬谓日本释子节钞而臆分为三卷，大体可信。” 以此本（包括日本所传他种三卷古抄本）为“节抄本”并“臆分为三卷”自较合理，然云“当是日本释子所节钞”则仅为臆测，并无确证。

《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增订本

然其护纸上又有“圆行阿阇梨将来唐人书”之识语；加之“书法用笔遒健，风神妍媚，不坠中唐以后”，方诗铭亦云“这部古写本唐人笔意很重”，则似仍以定为唐写本较当。或删减篇目之事即唐时应圆仁之请抄录时所为。

博文堂影印本以玻璃制版，故可承受之印次较少，一般不过百部，甚至如内藤湖南所云之《礼记注疏》宋刊八行本仅印二十部。

此《冥报记》印行几何，已无从得知，然查现存之本，颇称罕见，日本公藏不过国会、大阪府立、大阪外大、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东方、东大总图五家而已（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本馆及关西大学增田文库亦各藏一种，著录为明治四十三年京都高山寺本，然实为明治二十五年川田瓮江刊本，参下），中国则藏三种：一为国家图书馆所藏，列为外文善本 ；此外则台湾大学与香港大学图书馆各藏一种。

此本问世八年后，即民国七年（1918），中国商务印书馆即以此高山寺本为底本，将《冥报记》收入《涵芬楼秘笈》中印行，终使千年佚籍重回中土。

涵芬楼刊本《冥报记》

又六年后，日本始修《大正新修大藏经》，又以高山寺本为底本，以知恩院本为校本排入。

1992年，中华书局出版方诗铭辑校本，仍择高山寺本为底本；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印《续修四库全书》，又择《涵芬楼秘笈》印入；2006年，黄山书社出版《中国基本古籍库》，以《大正新修大藏经》本为底本，同时收录《涵芬楼秘笈》本为参照。则此佚籍重光，以高山寺本为功最巨。

然于上述各本之间，国内另有一徐乃昌排印之本，为学界所忽略。其书为戋戋小册，与《金刚经鸠异》合刊。其封二有“南陵徐乃昌赠本”字样。正文四周文武边，下黑口，单黑鱼尾，无界行，半叶十行，行二十字，注文双行小字。其前后无序跋，不详所自。

检《徐乃昌日记》，知此为徐氏刊于民国十七年（1928），且前之题签为赵悔庵题，由鸿宝斋代印，先印六百部，后陈正有命印二千部。

其书刷印在于赠人，故其日记中多有赠此书之记录，如五月十三日（6月30日），“访赵悔庵谭，请题《金刚经》书衣（悔庵赠其尊人绍亭先生著《廿四史类聚》一册）”，“至鸿宝斋，交印《金刚经》《心经》《阿弥陁经》《冥报录》”，“致张退庵书（告各经已影各六百部）”，“初九日（8月23日），靖儿三岁生日。林洞省、乔梓来。赠陈正有、夏玉峰《金刚经塔》十份、《金刚经鸠异》、《冥报录》十册。正有来书属代印《金刚经塔》五百份，《金刚经鸠异》《冥报录》二千册。又赠《阿弥陀经疏钞》五册、《戒淫宝训》四册”，“十九日（10月31日）……覆李木公书（木公函索《金刚经鸠异》《冥报录》，赠以二本” 。

细核徐本，当以涵芬楼本为主，然又校以《大藏经》，并参己见，亦可资参考。

《徐乃昌日记》

【影印·整理】

《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

《冥报记》，中华书局1992年方诗铭点校本。

【公藏】

中国：国图、台大、港大。

日本：国会、大阪府立、大阪外大、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东方、东大总。

【叙录】

《冥报记》一卷，唐唐临撰，日本明治二十五年（1892）临池社以京都高山寺藏唐钞本摹刻上卷。大本一册。封面题“冥报记卷上”，正文有界行，半叶八行，行二十字左右，偶有双行小字注。

【考证】

前已述高山寺藏钞本乃《冥报记》最佳之本，其广播于世之功，当归博文堂之影印本。然于彼影印之十八载前，实已有翻刻之本出，即此本也。惜其仅刻卷上，未竟全功。

此书前后无序跋可征，未能知其始末，然据前引内藤湖南为博文堂本所撰之跋，方可知此书之来历，其云：“川田瓮江博士以此本乃唐人真迹，为可订旧志之误……其书法用笔遒健，风神妍媚，不坠中唐以后，生平过目唐代墨迹，寡能出其右矣。其上卷体杂行草，既经川田博士捐资上木，流传至罕。”

《雕版师木村嘉平的刻本》

可知此书实由川田瓮江出资摹刻。其所刻极为忠实，字体流丽，与原本相较，几如影印上板，然其为雕版者，故又极清晰，字锋锐利，可称佳椠。另，日本各馆所藏此本，多标为“临池社”，当为东京之书肆。

又据木村嘉次《雕版师木村嘉平的刻本》一书，知此实亦木邨嘉平所刻。

【影印·整理】

无。

【公藏】

中国：华师大。

日本：东大总、东京都立中央、国会、佐野市立乡土博物馆、京大。

【叙录】

《冥报记》三卷，日本昭和十二年（1937）前田育德财团用东京前田氏藏长治二年（1105）钞本景印，为《尊经阁丛刊》之一。大本一册。其书为包背装。半叶七行，行二十至二十二字。卷端首行之下有“尊经阁章”阳文朱方印，末有“长治二年八月十五日书了，为令法久住往生极乐也”之识语。另册附永山近彰氏所撰《国宝长治二年钞本冥报记解题》。

【考证】

此为日传《冥报记》另一重要钞本，据其末之识语，知为长治二年（1105）所钞，时间颇早，且其收藏亦渊源有序，原藏于侯爵前田家，今藏尊经阁，昭和十年（1935），被定为日本国宝 。

中华书局整理本《冥报记》

取此书与高山寺本对照，其异同颇多，如其较彼溢出四则，排列亦异，文字参差尤伙，知此与高山寺本非同源，则尤有校勘之价值。然或因文献搜求不易，故方诗铭、李剑国诸家均未能用之也 。

按：此书虽已经方诗铭校证，然一者所见本不多，二者所校亦多有疏略。

如唐氏序有八条校语，未当者五。

其校一“因谓善恶无报”，校云“‘因’，原作‘同’，据知恩院本、三缘山寺本改”，此校实误，就语气言，此当以“同”为正，前云“比见众人不信因果者，说见虽多，同谓善恶无报”，即云民众不信因果者多，不信之原因虽各不同，然相同者均以善恶并无报应。此杨守敬据所谓三缘山寺本误校，《大正藏》亦误。“同”字与“因”之异体“囙”形近而误。

《大正藏》

校二“身识都尽”，云知恩院本及三缘山寺本为“却”，杨确如此录，然或“却”因与“都”形近而误。

校五“或次后生受”，云“‘后’下原重一‘后’字，系衍文，知恩院本无，据删。”实误。高山寺本前“后”字下确类重文符号，然长治本则非，而为“之”字，则原文当作“或次后之生受”，文气尤畅。

校六“齐司徒从事中郎陆杲”，云原本阙一“从”字，则或与前“徒”字形近致夺，“杲”字亦误。然其前之张演，却仍据原本为“中舍人”，实长治本为“中书舍人”，甚至杨本、徐本亦同，当据改。

校八“庶人见者，能留意焉”，校云：“知恩院本及三缘本无“后”字，岑仲勉说：‘临旨在劝世，则不必专指‘后人’，浅学者疑‘庶人’字误，故加入‘后’字。’是，据删。”

然高本为“庶后人见者”，长治本为“庶后见者”，而徐本则为“庶后之见者”，或当以徐为是，因“人”与“之”形近而误。故此书当辑合众本，重新校理。

【影印·整理】

无。

【公藏】

中国：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日本：蓬左文库、公文书馆、前田育德会、东大总、高知大、大阪府立中之岛、东北大、立命馆大学、宫内厅书陵部、东京都立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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