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三老虎”纪事——一名彝族“码头”的民国边地往事

文/编辑：nirvana

1941年8月，“西南联大川康科学考察队”进了凉山彝区。带队的是曾昭抡，那年他们从云南过金沙江，从会理前往西昌，准备考察这一带的山水地理和彝族社会情况。

谁知刚一出会理城，天就变了脸。走到二十五里外的大湾营，暴雨下得人衣裳全湿，只好在路边一家小铺子里躲雨烤火。

人多火小，店主又抠门，一边添柴一边唉声叹气。

可冷得慌，火总不能停，大家围着火坑，边暖手边聊天。

聊着聊着，话题转到本地的人和事上。有个挑夫说起：“我们这边，有两个出名的人。一个是汉 人朱大力气，一个是彝人蔡三老虎。”

说朱大力气，大家都笑，说他能喝、能背、能干活，年纪大了还扮得动禾。可一提起蔡三老虎，火坑边一下就静了。

那挑夫压低声音说：“蔡三老虎是夷匪头子。他和他弟弟蔡么老虎，在西会大道上闹了十来年。烧房子、抢路人，弄得沿线都不安生。

后来是邓团长，也就是后来的靖边司令邓秀廷，亲自带兵来收拾他们，这条路才算安稳点。”

曾昭抡把这段话，原原本本地记在了他后来写的《大凉山夷区考察记》里。

其实蔡三老虎我们在以前的好多篇文章比如娃子寨，邓秀廷事略以及红三军团游击队岔河遇难事件都已经提到过他了，但都不是很完整。

那蔡三老虎，到底是何许人也呢？他是怎么当上的码头（奴隶主）？又为何十几年间横行一方，最后又被官兵围剿得一败涂地？今天我们专门就来说一说这个蔡三老虎。

壹

会理旧照

蔡三老虎，真名叫蔡长发，彝姓“阿俄”。

他并不是土生土长的会理人，老家是在普格。

因家里与当地的侯姓人家结了仇，为了避事，后来一家人不得不迁往宁南，在清末才又搬到了会理的二板房。

刚搬过来的时候，蔡家过得并不好。

房子是旧屋翻修的，地也不多，靠打短工、种点地谋生活。蔡长发年轻时，给白彝人家里做过佣工，收庄稼、赶牲口、砍柴火，啥都干。

他那会儿也没啥特别，黑瘦，话少，干活倒是勤快。

不过人一旦要熬起来，总得有个出头的法子。蔡家在二板房落脚后，慢慢也学别人种罂粟。罂粟虽然是毒品，可那时候种它的不止一家两家，能挣钱，就有人冒险。

蔡家靠这门路攒了些银子，日子慢慢好起来了。

蔡长发的大哥蔡乌里比他早些当家，心眼活，胆子也大。

那几年寨子里不太平，周边几个村子老有偷鸡摸狗的事，蔡乌里就起了心思，在家修起碉楼，开始招人养娃子，寨子里的年轻人、穷人，有的给饭吃、有的给口烟，慢慢都归到他们家门下。

蔡家还跟几家白彝通了亲，打起亲戚牌。

一来二去，在二板房那一带，蔡家就算有了点根底，于是便开始倚仗住地险峻，经常裹胁娃子抢劫肇事，汉人痛恨。

民国三年的时候，会理和西昌两地的官兵因群众举报蔡乌里“扰民劫掠”之事联合出兵，对二板房动了一次“剿办”。

此次蔡乌里被杀，家里房也被烧了几栋。

这事对蔡家是打击，但也是个转机。

从那以后，蔡长发开始接掌家里事务。他不像大哥那么张扬，说话总是平平静静，但做事比他哥还沉得住气。

他把剩下的罂粟地又种起来，修了三层碉楼，还重新拉起一伙人。寨子周边哪个家出了事，哪户跟哪个村子起了争，他都要去评一句。

他不太出面打人，但凡有纠纷，他能派人出头。慢慢地，大家都说：“蔡家又起了个‘三老虎’。”

他开始大肆购买枪弹，墙头上摆着长短枪几十支；屋里养着奴隶两三百人；寨口出进都有人把守。

随着武力的增加，过往的商人要打招呼才能过；彝寨里的人来评事，也得给他点实惠。

这样一来，他就成了这地方的“码头（奴隶主）”——有话语权、有出人头地的底气。

二板房、岔河一带，那几年几乎没什么官来过。

官兵来了也是走马观花，真遇上事情，还是要靠寨里自己摆平。

蔡长发这个时候，已经不仅是“一个家”的事，而是“一个片区”的事。

他说话，大家听；他点头，寨子就安生。

但他也不是好说话的人。

有一年，老碾街那边的人在赶场的时候，跟蔡家的亲戚起了冲突，结果打了人。

蔡三老虎当晚就派人过去，一把火烧了整条街，烧得几百户人家鸡飞狗跳。

也就是同年，我们之前写的《娃子寨》大家应该还有印象，蔡三老虎联合了另外几家码头，多次围攻娃子寨，杀死多名领导者。

也就是从那以后，蔡三老虎的名声越传越远，能够调动的武装力量已经达到了三千多人了。

西会大道上的小股匪、白彝寨的头人，见了他的人，都要退让。

他成了“二板房的头面人物”，也是出了名的“西会线上的拦路虎”，常年家中聚集人枪三百多人，频繁在西会大道的沿线进行劫掠，让远近商旅苦不堪言。

当然树大招风，导致了另一个后果，那就是西会大道上冒出了一大批“李鬼”，就是大批不是蔡三老虎的人马，也打着他的旗号进行抢劫，一时间让蔡三老虎更是臭名昭著。

但蔡三老虎真正被人牢牢记住的，并不是因为这些。

让他名声传到几十年后的，还是两件大事：一是19345年他把来联络的红军小队给反手围了，杀了人、抢了枪；二就是曾昭轮回忆的1941年，邓秀廷的宁属靖边司令部围剿蔡三老虎事件，把他老巢一锅端了。

贰

我们先说蔡三老虎和红军的这次事件，那是1935年5月中旬，红军长征主力经过四川德昌一带，中央军委根据“扎西会议”精神，决定在川滇黔边境创设新的革命根据地，并抽调三军团一部分兵力组建游击队，深入地方开展游击战、宣传工作。

根据安排，红三军团抽调出一支百余人的队伍，由毛玉山任队长、刘勤武任政委，组成三军团游击队，任务是前往会理岔河地区，争取地方少数民族武装合作，建立根据地。

这支部队原先随三军团参与包围会理城的佯攻行动，佯攻结束后，于5月18日由德昌县锦川乡新马坎转向东南，进入岔河方向，与主力分离。

离开主力后，游击队经老碾村休整，在黄家坪开展群众宣传工作，分发从地主家收缴的财物，首次赢得当地百姓好感，并有三名青年参加红军。

游击队随后继续前进，于5月20日晨抵达岔河大荒田。

事前，红军曾派人向蔡三老虎、蔡么老虎传递信函，表明红军立场，宣传民族政策，并请求会面洽谈。

蔡氏兄弟表面上答应，但并未亲自前来，只派人带信邀请红军主事干部前往“猪圈门”面谈，并提出不得带枪。

红军判断成败系于一举，毛玉山与刘勤武随即召开支部扩大会议，决定亲自前往赴约，以示诚意。

两人带上一名通讯员前往会谈地点，谁知蔡长发竟然已在大荒田设下埋伏，秘密调动彝族武装赶到现场。

谈判初始，蔡氏以彝人礼节待客，杀鸡备酒，气氛尚可。稍后提出，若要合作，红军必须先交出武器。

毛、刘当场拒绝，坚持红军纪律严明，绝不会骚扰百姓，交枪一事无从谈起。谈判随即陷入僵局。

当晚，蔡家安排红军部队进驻至老岔河街袁、韩、张三家院落居住，并进一步部署武装包围。

5月21日晨，会谈继续进行。

蔡三老虎软硬兼施，反复逼迫交枪，红军代表始终未作让步。

会谈最终破裂，蔡方当即将两人拘禁。

与此同时，蔡么老虎率数百名彝兵，已在游击队驻地周围山头、碉楼部署完成。

老岔河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地势险要，红军虽觉有异，但秉持民族政策，不愿轻易开火。

游击队向彝民耐心解释来意，劝说无果，周边吆喝之声、号子不绝，局势已不可控。

事态最终恶化。

蔡方武装首先抢夺红军哨兵枪械，引发混乱。游击队一面试图组织撤退，一面避免正面冲突。

主力在支队长带领下突围至山林，有部分伤亡，亦有战士被俘、流落民间。

毛玉山与刘勤武两位指挥员，后被蔡长林亲自押送至会理，移交给地方武装首领苏海澄，后续情况不明，未见确切史料。

此役红军伤亡虽未至覆灭，但战略目标完全落空，未能在岔河建立根据地。蔡家从红军手中夺得二三十条枪，声势一时更盛。

1983年德昌县党史工作者邓天柱在实地调查此事后，回访了多位幸存红军与地方知情者，证实该事件全貌，并指出：蔡长发看重的是红军枪械，对红军政策既不理解，亦不接受，最终铤而走险。

叁

现在我们来说当年轰动凉山的邓秀廷清剿蔡三老虎的事件。

民国二十七年（1938）夏，西康省政府接连收到会理、德昌、宁南各地报案，说西会大道沿线再度盗匪横行，商旅受阻，民众不安。

尤以黑坪子、岔河、老碾、马鞍山一带最为严重，称“蔡三老虎”之名下聚众抢劫，火烧民房，杀伤路人，势力横跨三县，官道断绝，百姓夜不安寝。

民国二十九（1940年）年，宁属屯垦委员会将二板房一带设为天台政治指导区，首任区长入内后即被杀。

邓秀廷

西康省府震怒，遂令宁属屯垦委员会下辖的靖边司令部组织进剿，责成司令邓秀廷主办。

邓秀廷我们之前写过，他此前曾在西昌、冕宁等地主持剿乱，积有经验，亦多争议。

接到命令后，邓即上呈剿办方案。

他上书称：“蔡氏兄弟匪性难驯，拒绝改土归流，四处劫掠。非集众兵断其根本，不可久安边陲。”并附言：“愿自请讨贼之任，若得其头，愿献于行辕。”

行辕批准，调西宁、德昌、宁南三地兵力，由邓部统筹，成一线作战。

同年十一月，邓秀廷率其主力进驻拖木沟，正式展开行动。

他深知彝地山高路险，寨分支乱，若一味正面进攻，恐久战不克，反添民怨。

于是以“围点打援”、“围而不打”、“诱而后剿”为策略，步步推进。

初期作战主要集中在会理以东的吉唤支、阿保支、柳匹支等地。

这些支系虽有武装，但青壮多已出寨，赴马雄梁子参合大股行动，寨中空虚。

邓军进寨未遇抵抗，便将所遇彝民二百五十五人尽数押送西昌，编入行营。

随后，邓调遣所部为三个主要支队。第三支队驻拖木沟，负责后勤粮秣；

第二支队负责西线攻击；

邓亲率第一支队及预备队，从中路直插马雄梁子、博施梁子、补鲁梁子等地，节节推进。

在以比梁子，彝务支队遭遇千余名彝民武装，激战两昼夜后攻破。

第二支队在下马雄梁子、板尼落等地展开三面夹击，擒碉察支头人三十余人；

邓部主力亦攻克补鲁梁子，迫使地方头人吉狄拉波出寨“坐质”。

至民国三十年（1941）初，邓军已将西会大道以北重镇多线封锁，地方头人纷纷“具结投诚”，但会理蔡氏势力仍存，且多次被指继续“集众扰道”。

时值一月，邓驻普格，派兵追剿树窝坪子彝首刘呷呷，刘逃至蔡三老虎辖区黑坪子避难。

邓以此为由，再次上书，请令进剿蔡氏。

省府批准，并特批使用“山炮、迫击炮”装备。

蔡三老虎，此时已不复当年全盛，但其部尚有五百人左右，自占黑坪子为营。

黑坪子三面悬崖，仅正面一条石道进出，地势极为险要。

邓调动彝、汉官兵上千人，分三路合围。

六月初，邓将所部编为三个支队，主力扎营马鞍山，一边每日打猎试探，一边等待时机。蔡部见官兵久无进攻，放松警惕。

六月三十日午后，邓突然下令全军突击，调第一支队于次日拂晓前出发，从岔河小水井方向正面强攻，派步兵万德铨连绕至倒悬梁子截其后路。

战斗于清晨爆发，蔡部猝不及防，退守黑坪子。

邓命两路部队向黑坪子正面主道进攻，同时调沈、马两连绕至黑坪子背后，自悬崖攀藤而上，藏于丛莽之间。

随后，亲率支队登上倒悬梁子北部，以山炮、迫击炮猛轰寨中。

山中突遭炮火，又逢雹雨交加，蔡部军心动摇。彝首刘呷呷自老鹰沟赶来增援，协助蔡三老虎突围。两人率残部从猪圈门方向潜遁山外，黑坪子失守。

邓军占领黑坪子后，将蔡家核心据点尽毁，碉楼、粮仓被焚，留寨之民悉数受控。

蔡三老虎的侄儿蔡金万因早前火烧老碾街案民怨甚深，被诱降后交出所抢邮包三十余斤，随即与弟弟蔡银万一同处决。

蔡三老虎虽然逃脱，但其家族军政中枢、战略重地已被拔除。而邓部是声威大振，地方报也宣称“自此西会大道可昼夜通行”。

肆

再说黑坪子失守，蔡三老虎率部突围而逃，战斗虽然结束，但真正改变整个地区局势的，却是在战后随之而来的“清乡”与“掳掠”。

黑坪子地势偏僻，三面悬崖，正面仅一石道出入，是蔡氏家族经营多年的要地。

蔡败退之后，当地寨民多未及转移，部分逃入山林，部分留在家中插红旗以示“归顺”。

此前，邓秀廷部曾明令——“凡插红旗者，视为投诚户，不得骚扰”。

然而，旗帜最终却成了“标记”。

据事后各地口述，官军在占据黑坪子后，开始依照“插旗”登记户口，随即展开大规模掳掠。

凡有枪、马、银的家庭，可用财物赎命；无者，则被杀或被押往北部售卖为奴。

许多彝民信以为真，在家门插旗示安，亦有避战逃亡者闻讯而归，以示诚意。

谁料入夜后便有兵丁登门，有的全家被捆，有的被勒索金银，有的则当场被枪杀。

被掳者老幼不分，妇孺皆有，仅一役之后，被卖往普格以北的奴隶即达两千余人。

这一事件后来被人称作“红旗事件”，成为会理地方民间长期传诵的集体记忆之一。

许多黑彝为逃难而不敢自认身份，甚至有人因身份暴露而被拒绝买入，继而遭杀害。

奴隶市场一度供大于求，凉山一带奴价暴跌，低至六七十两白银一人。

官兵掠得人口后，按战功“分成”，有的部队在山中“逐寨分粮”，视人命如货物。

据记载，被抓捕的彝民中，多数并无参与蔡氏武装，仅因“邻近”或“同支”而被牵连。

有的家庭全村被灭，有的老幼自缢途中，其状甚惨。

会理地方实力派苏绍章见邓秀廷得势太盛，私下多有不满。

一来邓部大举掳掠，扰乱西南局势，破坏地方征粮、治安；

二来蔡氏虽为旧敌，但苏氏与其旧有联络，恐日后祸及自身。

更关键者，邓所经之地皆施高压之政，不问青红皂白，使地方阶层亦起防范之意。

苏暗中施压，联合宁属屯委会部分委员，以“邓部治下生变，边情再乱”为由，上书西康行辕，要求“调回整编”。

不久，邓部接令，撤出黑坪子，班师西昌。

原本声势浩大的进剿，至此收场。

战后之地，民房多毁，田地荒芜，许多寨子十年难复。

曾为一地枭雄的蔡三老虎，自此退入山林，失去地盘与人心，再无大动作。

虽未就擒，但其族中主力尽失，旧部四散。

自此以后，“蔡家”的名号虽仍在西会沿线被人提起，却多是被盗匪冒用，用以劫路、勒索。

伍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中共金江支队开始在会理地区开展地下组织工作。

曾经被视为“彝匪”的蔡长发，仍潜居深山。

那时，他早已不再聚众，亦无武装之能，但因旧日名声犹在，仍为地方治理的关键人物之一。

中共会理地下组织派出党员范华前往接触他，希望争取其参与起义。

蔡长发对这股新来的政治力量既不反对，也不信任。

他从旧木箱中取出一本红军1935年留下的《连队教材》，递给范华，说：“这个你们的书，我一直收着。”

他并未表示愿意加入队伍，只是说道：“共产党好不好？要看几年。”这一态度，在当时并不少见。历经数十年战乱、政权更替，当地多数彝族头人更信实际，少谈口号。

1950年5月4日 会理县较场坝 庆祝会理解放，县人民政府成立及五四纪念大会

解放后，会理县委与县人民政府从稳定边区、团结少数民族出发，多次派干部登门拜访蔡长发。干部们没有责问旧事，而是与他谈道路、谈田地、谈寨子能不能安稳。

他初时半信半疑，但也未再避见。

关键的转变，出现在土匪叛乱之时。那时，西南残余武装在多地鼓动彝寨复起，蔡三老虎为人所劝，但他拒绝出山，也未提供人马，反而将逃入寨中的一名地主恶霸交给了政府。

此举引发了周边寨子的注意，彝民开始猜测：“蔡老虎怕是心思变了。”

不久之后，禁烟运动展开。

地方干部推行罂粟禁种，效果不彰，各寨群众多持观望态度。

蔡长发在会上表态：“烟地，我的先铲。”当日即亲率族人毁掉自家罂粟田三亩，此举在黑坪子一带引起震动，带动了周边二十余户户主响应。

1951年4月14日 会理县剿匪庆功大会

政府随即推动民族教育。彝寨多有顾虑，家长不愿送子入校，怕失身份、丢劳力。蔡长发将自己唯一的儿子送入下村小学，并公开表态：“我们也要读书。”此事成为标志性事件，被干部作为范例多次在宣讲中提及。

在新政权推动民族平等政策的同时，蔡长发也逐步从被动配合走向主动参与。

他向政府提出：应严惩继续抢劫、杀人者；应推动彝族婚姻制度改革，废除等级内婚、父母包办、收彩礼、买卖婚姻等陋俗。干部感到意外，也感到欣慰。

1951年至1953年，他先后被选为第七区与六华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

1954年，正式担任会理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成为解放初期为数不多的由旧势力转化为建政力量的彝族代表人物之一。

任职期间，他行事低调，不善言辞，但凡交办事项，如劝农、铲烟、寨事协调，无一拖延。

群众有反应说：“他不像以前说狠话了，现在说话和顺，干活也认真。”

1955年6月，蔡长发因病去世。

蔡三老虎，这个一度搅动边区十数年的“码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没有再拿枪、没有再筑碉楼。

他不再被人称作“老虎”，他成了地方政府的一员，也成了寨中老人的一员。

他曾参与旧世界，也见证新秩序。他既不是英雄，也不是恶人。他只是一个被时代推着走的人——在走了很远很久以后，终于停了下来，站在了光里。

参考文献：

曾昭抡《大凉山夷区考察记》

邓天柱：红三军团游击队岔河遇难始末

凉山军事志

岭光电：邓秀廷进剿会理蔡三老虎和八且家围攻昭觉县城经过

会理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