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4丨李帆：《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初步觉醒——从清末民初的历史教科书谈起》

丁保书《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题

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初步觉醒

——从清末民初的历史教科书谈起

李 帆

北京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研究基地[培育]、历史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2年第4期】

摘 要：

在近代中国强化民族认同的历史情境下，历史教科书可谓中华民族自觉进程的一个典型文本。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相关表述，是中华民族自觉意识在文本中的最初体现。清末知识精英所倡导的“中华民族”，并未得到时人的普遍认可，民国初建之时历史教科书编者才开始用到“中华民族”概念。到了五四时期，“中华民族”开始较多地被教科书所采用。通过书写中华民族的历史，教科书彰扬了民族融合宗旨，使得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成为一种公共知识，先进入教育系统，进而普及社会，逐渐得到国人的认同。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萌发，代表着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初步觉醒。

关键词：中华民族；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

近年来，中华民族研究成为热点，相关论著层出不穷。其中有关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观念问题的探讨，乃颇受学界关注的课题，已取得不菲的成就。但若深入考察，则知这方面的研究并非十全十美，盲区仍然存在，最为突出的是注重上层精英的思想理念，如对梁启超、杨度、孙中山等思想家、政治家的中华民族观念极为重视，相对却忽略了精英观念转化为民众意识的过程，对于中华民族观念如何传达给普通人从而实现上下互动的历史面相，缺乏具体深入的研讨，令人遗憾。

将精英观念转化为民众意识，需要媒介发挥作用，大众传媒如报刊、广播电视，教育工具如教科书等，都具备这种功能。在近代中国，报刊、广播、教科书等通过各种符号传播精英观念，引导大众认同意识的形成，传播民族观念和形成相应的民族认同意识，当然是题中必有之意。在这方面，历史教科书尤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一种话语载体，历史教科书承载着传播主流历史观、价值观以引导民众的功能。在近代中国强化民族认同的历史情境下，教科书通过史实的梳理和相关概念的表达，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是其使命所在。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对于“自觉的民族实体”的研究而言，历史教科书可谓中华民族自觉进程的一个典型文本，其相关的概念表述、内容选择皆系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一种表达，以之为个案展开探讨，当对促进中华民族自觉进程的研究裨益良多。当然，近代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与中华民族自觉进程的互动关系颇为复杂，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相关表述，只是中华民族自觉意识在文本中的最初展现而已。

一

在历史教科书中用民族观念表述人群之别，始于清末。清末学制改革、历史教科书成为历史教育工具之时，国内尚无可用的规范化的历史教本，只能取法于日本，将日人所编之历史教科书或搬用或改编使用。在西方史学的影响下，此时的日本学界，把民族国家叙事当作历史叙述的主轴之一，所以史学论著比较强调民族身份问题。由于尚属新名词新概念兴起的时代，“人种”“种族”“民族”等词汇并未被严格界定，常有混用现象，教科书里也是如此。不过无论使用何种词汇，叙述中国历史的教科书如《东洋史要》等，都将这类概念在书首着重书写，甚至有时将之与“国家”概念相混淆。受此影响，中国人自编的历史教科书占据主导后，这样的处理方式仍延续了下来，何况当时正是新政时期，清朝已开始走在建设民族国家的路上，同样需要民族观念的话语表达。

考察清末的历史教科书，往往在书首的“编辑大意”部分和正文之初叙述太古历史的地方出现与民族相关的表述。如丁保书《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言：“今黄种与白种竞争，犹昔汉族与非汉族竞争也，是编以卫种族张国威为主。”“中国于黄河经流之处，有肥沃之地，太古汉族由西北方移居于此，人口渐次繁殖，分众部落（民族聚处曰部落）。”文中虽然出现“汉族”“民族”字样，但很显然此“民族”和“种族”相混，并非是有明确界定的清晰概念。横阳翼天氏《中国历史》开宗明义言其宗旨曰：“中国第一怪事，建国数千载，无通行之国名。汉唐华夏，朝代假名；震旦支那，外人所命。今姑就普通一般国民之口号，颜曰《中国历史》，既合名从主人之公理，又足树民族主义之奥援。……今不以东洋史名之，盖欲孕育我国民族帝国主义之精神，而执将来世界之牛耳……今特发挥种族团体之大义，严本族外族之鸿沟，使爱种保种尊种之念，油然而生，以养成种族主义之特质。”这里将“民族主义”“民族帝国主义”“种族主义”三个名词混用，且都出之以正面意义，还强调“严本族外族之鸿沟，使爱种保种尊种之念，油然而生”，“族”和“种”似为同义；该书首编第三章《人种略说》的第一部分为《汉种（本族）》，内中言：“东西洋历史家尝曰：支那历史者，汉人种之历史也。盖我国之所以有今日者，实汉种之所赐。”“今敢正告我国民曰：中国者，汉人种之中国也。”同样未区分“族”和“种”，并具有浓厚的排满兴汉的种族民族主义味道。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一册的《中国种族之原》一节中说：“种必有名，而吾族之名，则至难定……至称曰汉族，则以始通匈奴得名；称曰唐族，则以始通海道得名。其实皆朝名，非国名也。”也是谈“种族”之定名，列出“汉族”“唐族”之类种名，但仍觉不妥，“其实皆朝名，非国名也。”这里又将中国国家名称问题带入，与横阳翼天氏所言中国“无通行之国名”“汉唐华夏，朝代假名”而非国名的见解，是极为相似的。

“种族”“民族”相淆，甚至将之与中国国家名称问题混为一谈，既反映了在日式教科书笼罩下刚刚起步的本土历史教科书的稚嫩，又表现出民族危机时局下编者的忧患意识和民族主义考量。其时知识精英的民族主义观念虽取向不一，有“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之别，但都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近代民族国家以与列强相抗，所谓中国无“国名”的表述实际反映了身处王朝国家却向往民族国家的意愿，望能有一超越具体王朝名称的国家名称来指代中国。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教科书都被命名为“中国历史”，但与民族相关的表述中却并未出现将“中国”和“民族”连用的提法，也未出现“中华民族”这一词汇，尽管梁启超在1902年就已开始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了，或许基于所谓中国无“国名”的现状而如此吧！

二

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使得中国有了正式“国名”。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超越历代王朝国家，以近代民族国家的面目立于世界诸国之中，《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条文，如“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等等，都在形式上表明了此点。实际上，“中华民国”国号的使用本身，也极大强化了国人对“中华”的认同感。人们开始有意识地用“中华”一词来命名各种事物，政党、团体、报刊、企业等都是如此，如“中华革命党”“中华职业教育促进社”“《大中华》杂志”“中华实业团”“中华书局”等等，这为此后“中华民族”成为国人共同认可并有自觉归属感的概念打下了良好基础。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中华民族”出现在教科书中。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历史教科书中最早用到“中华民族”一词的，是191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 ·本国之部》，书中言：“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位，其他各族，更起迭仆。与汉族互有关系者，曰苗族，曰通古斯族，曰蒙古族，曰土耳其族，曰西藏族。”强调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其他各族相继加入；又说：“民国崛起，满清宣布退位，以五族共和为主……盖世界大通，种族之竞争益烈，曩时吾汉族所视为外族而相与竞争者，自共和民国成立，当融合满、蒙、藏、回、苗诸族，以抵御列国之侵陵，此读史者所当知也。”这里既讲“中华民族”，又提到“五族共和”，涉及到民族概念和民初国策的关系问题。清末梁启超最早使用“中华民族”词汇时，其概念内涵大体仍指的是华夏族、汉族；梁启超之后，杨度倡导“五族一家”，同时也使用“中华民族”一词阐发民族观念。杨度的主张，实际为民国建立后孙中山等实施“五族共和”政策奠定了基础。所谓“五族共和”就是“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幸福”，民族统一、民族平等是它的基本原则。作为需表达政权意志的特殊文本，历史教科书是要服务于“五族共和”之国策的，故强调“五族共和”是民族发展大势之所趋，在“共和民国”时代，汉族“当融合满、蒙、藏、回、苗诸族，以抵御列国之侵陵”。由此，民族国家话语呈现出来。民族国家同时亦是国族国家，即把“诸族”凝聚为国族而建立的国家。按照该书的论述，这个国族就是“中华民族”。所以，此时的“中华民族”，是“五族共和”基础上的“中华民族”。

尽管《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用到了“中华民族”一词，但这并非其时教科书用语的常态。其他的历史教科书，虽在宣传“五族共和”的民族观念上不遗余力，但并未采用“中华民族”一词，而是在“中华民国”的框架下，用五大族具体名称来表述，强调五大族的“出于一原”和各族平等。如说：“汉、满、蒙、回、藏五族，同为黄种，其先同出于一原，皆由西而迻于东。年远地隔，遂相睽异。以今考之，其由帕米尔高原而蕃衍于黄河流域者，羲农黄帝之一支，汉族也；由卫藏入川陕者，人皇氏之一支，其后为氐为羌，藏族也；由新疆之北入蒙古地者，为荤粥，其后为匈奴、突厥等，回族之祖也；其在东北之地者，有息慎，迻徙当在荤粥前，其后为东胡，为契丹，满、蒙二族之祖也。五族中，惟汉族得地最优，故文化特著，而他族不及焉。”囿于时代因素，这段文字的知识性表述多不准确，尤其是关于各民族由西而移于东的表述，但突出了各族同出一源的观念，说明是由于“年远地隔”，才有了后来的民族差异。这里的关键是从五大族的“出于一原”，来引导人们理解“五族一家”和“五族共和”，宣扬的是民族统一原则。对于民族平等，有的教科书表述道：“我中华民国，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通，谊属兄弟。前此为一姓专制时代，各私其种人，故多不平等之制度。今民国建立，凡我民族，不问何种何教，权利义务，皆属平等，无所轩轾，利害与共，痛痒相关，同心协力，以肩国家之重任。”这段文字，突显民族不平等是由专制时代造成的，中华民国的建立使得各民族“权利义务，皆属平等”，实际是力求从观念上引导人们走出民族压迫的历史记忆，转而迅速认同“五族共和”。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其时的历史教科书虽在极力为“五族共和”张目，但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并非仅停留在“五族共和”阶段，而是认为“五族”必将发展融合为整个中国的一大民族，即“武昌一呼，全国响应，对于废除君主改建民主大问题，不徒得各省代表之同意，并得清皇族御前会议之赞同，爰以五大族名义公同组织共和之政府，举前此数百年种界之陋见，震荡而廓清之。故夫此次之联合，非复形式上之联合，直精神上之联合。继今以往，吾知五大族之名称，必归淘汰，而合完全之中国为一大民族矣。”这样的表述，尽管未用“中华民族”字样，其中所蕴涵的中国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极为鲜明的。

可以说，清末知识精英倡导“中华民族”时，并未得到时人的普遍认可，民国初建之时尽管有潘武等教科书编者出于民国认同之需而用到“中华民族”，但也并非是以一个成熟定型的概念面世。实际上，到了此后的五四时期，“中华民族”一词才较多地被教科书所采用。

三

从民国建立到五四时期，是“中华民族”逐渐被大家所接受、认可并由此推广开来的时期，这自然是缘于精英观念向民众传播的过程性因素，更与孙中山的不懈努力和时局变化的刺激密切相关。

民国甫一建立，孙中山立即接受了“中华民族”一词，并以官方正式文件对外公布，这就是1912年1月5日他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身份发布的《对外宣言书》中所言：“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倒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友邦……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与此同时，孙中山接受“五族共和”思想作为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准则，但他反对泛泛而谈“五族共和”，而是要求以汉族为主体，积极团结国内各民族，组成一个大中华民族。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对于“中华民族”的迅速广泛传播，起了很大助推作用。孙中山也从五四运动学生与各界民众所显示的巨大力量中，看到了全民族的希望所在，所以五四运动后，是他谈论“中华民族”最为集中的时期。在他的众多议论中，有一句话至为关键，即“建设一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之国家，以贻留我中华民族子孙万年之业，庶几今日乃有可庆祝之价值也。”这样的说法，表明建设一个“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的国家，是为了给中华民族保留万年基业，民族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的一致性于此充分显露出来。在孙中山的大力倡导和相应的时代氛围下，五四时期直至北京政府终结时，“中华民族”一词被得到广泛使用。

五四时期是中国学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在反对专制、培养共和国民的思想氛围下，开始施行取法美国的壬戌学制。壬戌学制下1923年颁布的《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中，首次明确出现“中华民族”字样，规定上古史的学习内容中有“中华民族神话时代之传说，及虞夏商周之文化”。基于五四时期的时代状况和《课程纲要》的相关要求，“中华民族”成为教科书话语表达的常态。历史教科书一般是在文本开端介绍人种、民族起源时，用到“中华民族”，如在“华族建国”的标题下说“世界人种，都是亚洲中央高加索那里起原的，中华民族，大约也是如此。”“华族子孙众多，立国之地天气土质都很好，而且历代圣贤出世的很多，所以文化发达根柢坚固，算亚东大陆的伟大民族。从古以来，东方各民族都不及他的。”这里将“中华民族”等同于“华族”，仍是在“华夏”的范畴中谈，尚未超越梁启超当年的认识。或曰：“中华民族，相传起于西方亚细亚，从西方亚细亚东来，越过了帕米尔高原，顺着昆仑山脉，散住在‘黄河流域’。因为‘黄河流域’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对于人民的生活、人群的进化，都很相宜，所以这华族的繁殖，就一天盛过一天，渐渐的就散布到全中国了……现在言中华民族的，都说是汉、满、蒙、回、藏五族，从前在五族以外，还有一部分苗族，共为六族。六族的种族界限，在古代很是清楚，所以此族与彼族常起竞争。后来因知识日进，竞争渐少，此族与彼族更因种种关系，渐渐混合或同化。现在各种族间，在名目上虽然尚有分别，实际上已无多少分别了！”这里对于“中华民族”的表达有两层含义，前者仍是在“华族”即“华夏”的意义上谈，后者则是在“五族共和”的层面上谈，颇具费孝通先生所谓“自在的民族实体”和“自觉的民族实体”的区别意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谈构成中华民族的“六族”，其界限古代时清楚，后来“渐渐混合或同化”，现在“在名目上虽然尚有分别，实际上已无多少分别了”，强调的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尽管“六族”的说法具有局限性，但如此概括“中华民族”，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综观民国建立至五四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中华民族”在其中的呈现有一个从个别到普遍的过程，但普遍使用后的表述并不完全统一，或在“五族共和”的语境下使用，强调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其他民族相继加入；或仍停留在当年梁启超所主张的层次上，以“华族”为“中华民族”。这说明作为话语表达的概念，“中华民族”还处在定型化的过程中，尚未达到规范化的程度，至少在教科书中是如此。

总体而言，民国初建之时，“中华民族”一词并未普遍用在历史教科书中，但教科书通过对民族融合宗旨的阐发和对“五族共和”的彰扬，使得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成为一种公共知识，先进入教育系统，进而普及社会，逐渐得到国人的认同。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萌发，代表着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初步觉醒。到五四时期，“中华民族”一词才开始被较多地运用于历史教科书中，就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觉醒而言，这似可象征着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此后，历史教科书在书写中国历史时，常以“中华民族”作为表述全体中国人的概念，意味着它真正成为中华民族自觉意识觉醒的一个载体。

因排版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图片全部来自于互联网

排版：胥晨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