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追思：当年我们差点被绑到公社去，孙二嫂出面替我们解围

“这回，咱几个怕是真跑不掉了，他们真要把咱绑去公社！”老冯的声音低得像压在土里，可每个字都像铁锤一样砸在我心头。我攥着手里干裂的玉米叶，心跳得像要蹦出来。耳朵里全是刚刚邻队队长那句喊话：“偷鸡的知青，给我出来！别逼我动手！”

1970年秋天，天凉得很快，地里的庄稼忙着收割，玉米、黄豆都等着进仓。我和老冯、刘刚几个北京知青刚在地里干完活，正往知青集体户走。谁知道，刚到门口，院子里突然传来一阵扑腾声。

“哟，这啥动静？”刘刚把扛着的锄头往墙上一靠，抬脚进了院子。我们几个跟过去一瞧，竟是一只肥得流油的大红公鸡，正仰着头在院子里啄谷粒。老冯乐了：“好家伙，这鸡是嫌命长了，自己找上门来！”

我笑着摇头：“赶紧赶出去吧，别惹麻烦。”可刘刚却蹲下来逗那鸡，“哎，这鸡咋这么肥啊，抓回来炖了吃，得香成啥样？”

他这话一出口，谁都没当回事，可空气里忽然多了一股说不上来的味儿。那时候，村子里一年到头能吃上几顿肉？我们几个北京来的知青，吃惯了白面馒头、猪肉炖粉条，可到了这地方，连顿饱饭都成了奢侈。再加上正年轻，干一天活，肚子饿得像刮风，晚上连梦里都想吃肉。

“要不……”老冯试探着开口。没人接话，可谁也没拦。就这么的，那只鸡进了厨房，变成了一锅喷香的鸡肉炖粉条。

可谁能想到，这鸡不是普通的鸡，而是邻队队长家的。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带着几个人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喊着要把我们几个知青绑去公社，说要给全村人一个交代。我站在炕边，腿肚子直发抖，冷汗顺着脊梁往下淌。

邻队队长人高马大，嗓门震天响：“偷咱家鸡的几个知青，给我出来！别逼我动手！”刘刚低声嘟囔：“这鸡跑咱院儿来的，咋就成咱偷的了？”可这话他只敢跟我们几个说，真不敢吱声。

屋外围了一圈村民，里三层外三层，把我们的小院堵得水泄不通。刘队长也来了，试图讲几句情，可邻队队长根本不听，铁了心要把我们送公社。

“这要是真送去了公社，咱几个知青就彻底完了。”老冯低声嘀咕。我没吱声，可心里也明白。我们这几个“黑五类”子女，平时就低人一等。要是再扣上偷盗的帽子，以后还能有啥出路？

就在这时候，院子外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哎哎哎，干啥呢？吵吵闹闹的，像啥样！”我抬头一看，是孙二嫂。

二嫂是个干脆利索的人，平时在队里帮我们做饭，对我们知青照顾得像亲人一样。她头上顶着一块灰布巾，手里提着个竹篮，气喘吁吁地挤进了人群。

“关队长，你这是干啥啊？兴师动众的，抓特务呢？”二嫂一边擦汗一边说，声音不大，却把院子里的人全镇住了。

“孙二嫂，别掺和啊，这事儿和你没关系！”邻队队长瞪她一眼。

“咋就没关系？”二嫂把篮子往地上一放，露出两只大红公鸡，“你家丢了一只鸡，我家赔你两只，够了吧？”

邻队队长愣了一下，随即脸色一沉：“这不是鸡的事，是个态度问题！偷鸡的知青，必须送公社处理！”

二嫂哼了一声：“送公社？行啊，我陪着去。我倒想看看，李书记见了我这个亲表妹，咋处理‘偷鸡’的事儿！”

这一句话，把邻队队长说得哑口无言。他瞪了二嫂好一会儿，终于甩下一句“算你们走运”，带着人走了。

院子里的人慢慢散了，我和刘刚几个瘫坐在炕沿上，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二嫂瞪了我们一眼：“以后长点记性！谁家都不容易，别再干这种糊涂事儿！”

第二天一早，刘队长亲自带着一只鸡去邻队队长家赔礼。我们几个知青也凑了点钱，想给二嫂买点东西，可她一口回绝了：“谢啥呀，乡里乡亲的，谁不帮一把？”

可她这话说得轻松，我心里却不是滋味。二嫂家日子也苦，男人常年有病，家里还有两个孩子要养。她那两只鸡，估计是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了，可她为了我们，连眼都没眨。

1975年，我和老冯、刘刚几个相继回了北京。临走前，二嫂杀了一只鸡，炖了满满一锅鸡肉粉条，说要给我们饯行。吃饭的时候，她一句话没说，可眼圈红红的。

几年后，我听说二嫂的男人病得更重了，她一个人撑着家，日子过得更苦。我心里一直惦记着，终于在1980年夏天回了一趟村子。

村子变了样，很多人都搬走了。老队长不在了，邻队队长也早没了影子。可二嫂还住在那间老屋里，日子过得依旧清苦。

见到她时，她正坐在门槛上缝衣服。看见我，她愣了一下，随即笑开了：“哟，小许啊，咋回来了？”我递给她一包北京带来的点心，她摆摆手：“拿回去吧，咱家不缺这个。”

我硬是把东西留下，陪她说了一下午的话。临走前，她送我到村口，叮嘱我：“有空常回来看看，咱村里人都惦记着你们呢！”

我点点头，可心里却像堵着什么似的难受。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二嫂。后来听说，她的两个孩子都成了家，她终于能歇一歇了。

这些年，我常常想起二嫂，还有那个贫瘠却温暖的村庄。她用一生的善良和坚强，把我们这些外乡人当亲人一般对待。她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人，也是我心里，那片黑土地上最朴实、最伟大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