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卒远时闲信马，田园佳处忽思乡”，浅谈宋代基层胥吏

引言

唐宋之际的许多变革是相当明显的，与此同时，宋代乡里社会亦出现了较之前代的显著变化。乡职人员，在宋代完成了由乡官向职役的转变，而这一转变使得该群体在乡里社会的权威受到挑战。

一、汉至宋代乡职变迁

《文献通考·职役二》记载：“自汉以来，虽叔季昏乱之世，亦未闻有以任乡亭之职为苦者也。”

汉代“非役”“不苦”，到宋代已堕落至几同徭役。宋代乡里头目不再具有官的色彩，反为人所役，于是乎“乡职之不愿为”，其权威很大程度下降。

秦汉时期，大一统国家的行政机构处于初建时期，乡里建制初纳国家运行之范围，然而，乡里建设以及乡里事务的处理更多地需要依赖乡里自身。在尚孝的汉朝文化氛围下，将“三老”烙上国家权力的印记，有助于乡里社会的稳定。

这一时期的乡里行政头目的认可来自官方与民间双方，自然具有极高的权威，具有“非吏而得与吏比”的崇高地位，掌握着地方管理、教化的各个方面南朝的乡里制度取法秦汉，而北朝则取法《周礼》。

北魏三长之责集中在管理户籍和催征赋役，而教化与乡里建设等职能日渐丧失，北魏的三长制已经有向职役发展的倾向，但三长依然由“强谨者”出任，仍是乡举里选的方式，并且拥有免除服役的特权。尽管负担日益加重，其职役色彩亦日渐浓厚，而由三长“皆是豪门多丁为之”也可见三长之职依然有不少豪强愿意出任，其仍是地方治理的中坚力量。

唐宣宗时期，按贫富定差的诏令标志着职役制的基本确立。乡里行政头目的选任由重视德才转向了以资产为标准，职责由全面管理乡村改由注重差科与征税之职事。其原有的来自地方社会的认可大幅度流失，国家对该群体亦以役视之。从汉代乡官全面控制乡里至唐后期其地位已然全面下降，堕落到供国家役使的地步。

乡官制至宋代已为职役制所取代，对其称呼完全以役代之，其任职资格完全依靠户等，即按照资产多少选差，完全淡去了“德才”的标准，具有了差派的性质，即“以乡户等第差充”，职役色彩凸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乡里本有的威望色彩淡化，转向后天由国家赋予的“权力”，这样状况使其在国家与民众眼中的待遇，有了明显的差别。

担任多职，形同徭役，负担之重百姓避之惟恐不及。宋代的乡里制向保甲制转变，保正副等代替原来里正等职，缴纳雇钱却不免役，被县吏等非理索求，成为百姓沉重的徭役之一，以至有“保正、长募破落过犯人代役”。足见“乡职之不愿为”的状况，其乡里权威的进一步堕落。

二、差吏下乡

“差吏下乡”在宋代史料中多有提及，而且基本上是禁止的。在官员看来，胥吏这类人乃是性恶之人，贪赃枉法，纵吏下乡如“纵虎出柙”，所以在诸多官、文集、奏折之中对其痛加贬斥。

差吏下乡之事却屡有发生。这种现象纵然可能是胥吏蓄意借机行贿受赃，如“乡书等人每遇乡民收割，辄至乡村乞麦乞谷”，即乡书手在收获之时下乡“乞取”，却也有“官司未有一事，便辄差人下乡”的情形，表明县衙或是乡里需要胥吏介入处理乡里事务。

三令五申的禁止差吏下乡，从侧面说出了差吏下乡出现之频繁征收赋税，是乡里基层头目的最为重要的职责，也是最为紧要的任务，在征纳两税时期也屡有劝诫“差吏下乡”的舆论与诏令。

《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夏秋税差科下，便膀逐村，大字楷书告示人户，除差甲头外，更不刷重叠差人下乡，切虑搔扰。”

对于劝诫，诸县多阳奉阴违，多借口催理积欠，而差人下乡。作县者多是以“催科为先务”，赋税能否按时按量上缴关系到县令的政绩评定，不能正常上缴者还会予以处罚。在这种状态下“催科”便成了县官十分看重的任务，差吏下乡催科也是“千不禁奈何，万不禁奈何”，某种程度上差吏下乡是为了完成“催科”的“无奈之举”。

可见，赋税征收是县府十分繁苛且重视的任务，在乡里头目权威与地位下降，不能有效完成征收赋税的任务之时，胥吏便随即介入。“今州县皆曰官物不办，因不差专人之故”，差吏下乡部分原因是都保、耆长等不能顺利完成任务，不差专人就完不成办官物的任务。

胥吏是县衙的代表，借助本身的执行权力及官府的威势强力介入乡里社会，在造成乡里不安宁的同时，也增长了其在乡里的权威。催征赋税作为乡职人员的专职，多数时候已无法很好的处理，需要借助胥吏来完成，而且在乡里的其他事务中，也依然可以看到胥吏的身影，胥吏在乡里社会的作用日渐凸显。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一则关于处理乡里小事纠纷的案例，原本只是件“无甚计利害”的“细故”，由保长出面处理便足够，县官却“差三人下乡”“此件“细故”确实是县官大题小做，但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胥吏介入乡里纠纷的情形。该判词中“不免专人”一语也侧面表明确实有让胥吏来介入处理多里纠纷的可能与必要。

尽管很多情形下，县官差吏下乡乃是故意寻机下乡苛求、勒索，并且产生了非常不良的社会影响，造成了乡里的混乱。但是，从谴责此种行为的史料中依然可以窥见，差吏下乡并不是个别的行为。宋代县级事务繁杂，在执行县衙政令时，县官开始依靠胥吏，使其介入乡里事务的处理之中，况且这种行为并非一如士大夫口中所言的“如虎出柙”。

由于县级行政与任务繁重，里正、保长等乡里头目因权威下降无法有效完成县府所交代的任务，当然这种无法完成尚有多重因素，胥吏便成为县官所依靠的对象，由其承担部分乡里事务，包括征收赋税、处理纠纷等。伴随“血雨腥风”式的介入，其乡里权威也随之增强。

同时也可以看到乡里豪强纷纷笼络胥吏的情形，“豪民黠吏，相与为奸”的言论案例颇多。在乡里基层头目权威下降的背景下，胥吏开始介入乡里处理部分乡里事务，代表国家执行公权力，这便使得其在乡里地位得到提升。

三、宋代胥吏群体的独立与地位变化

胥吏这一群体本身是存在变化的，大致到隋唐，其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群具有较强的群体意识与自我意识。到宋代其又经历了专业化、职业化的过程，进而形成了“身份群体”。宋初的职役自北宋末以至南宋，发展为胥吏制度。役人逐渐职业化，并且北宋末开始重用胥吏，此一时期其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更为显著。

南宋时期对于胥吏谴责、谩骂之声极盛，来自士大夫的责骂自不必言，底层百姓也有“打杀乡胥手，胜斋一千僧”的俗语，可见其阶层的独立性日彰。就县级胥吏来看，差役改行雇募，是其阶层独立性突显的重要原因与推动剂。

胥吏出行必须提前知会，在职期间不得随意外出，只能在自己的岗位办公，不得在县衙的其他地方随意走动。募役制之后，日益出现的职业传承性，甚至世袭化倾向所形成的身份垄断，以及社会对其的特有的评价、独特的生活方式都表明其身份群体大体形成。

这种身份群体又反过来，导致对政治权力和相应的经济机会的占有，胥吏也成为“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

在胥吏成为独立群体之时，其在基层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也日渐重要，所承担的事务与责任目益加重。差吏下多的事件日益增多，胥吏代表政府介入乡里事务。另外，其在县衙承担的事务亦日渐繁多，“委之于吏”“受成吏手”等虽是从否定意义上表述胥吏为奸，却从侧面道出胥吏依然承担更多县衙事务的情形。

实际的政治生活中，胥吏权威与地位明显上升，而在士大夫眼中其地位却日渐沉沦。县吏与台省吏员的差别相当大、待遇悬殊。他们多是私名、学习吏员，没有俸禄也几乎没有出职的机会，生活在乡里，作为承担县衙行政事务的经办人员。在承担县衙行政事务的同时，他们还承担众多的杂役以及官员的非法苛求。

《宋史》记载：“在公则劫持胥吏，胥吏奉承其意，惟恐或忤”。

胥吏在承担众多县务，而且县官对其依赖日益加深的同时，其官方定位却日益下降，更有甚者，县官待其非人，这样的矛盾也使其处境尴尬。对于豪强，其展现弱势的部分原因是代表公权力的胥吏地位下降。他们作为官府既利用又限制的对象，被视同奴仆，无法对抗当地的土豪，这一情形使得士绅、豪强等势力增强有了空间。

宋代社会较前代发生较大的变异，选官制度上以科举取仕为主，官吏之间的鸿沟日渐增大。来源之不同便影响到认知，这样的状况使得吏不可能拥有良好的待遇与地位。

结语

胥吏的内在矛盾与尴尬处境，使得宋代乡里管理混乱以及政府对乡里、基层的管理失调，胥吏社会影响力日益增强以及承担县衙、乡里事务的增多与其地位、形象的下降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矛盾在宋以后的社会中日益增强，却挥之不去。

参考文献：

[1]《文献通考》

[2]《名公书判清明集》

[3]《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