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途中
8月下旬，中央决定，我和一批干部去山东抗日根据地，接受日伪投降，占领山东这一战略要地。据我了解，当时去山东的干部很多，包括许多熟悉的原一军团的领导和战友。由于我参加革命就在红一方面军，对这支老部队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当一一五师师长林彪找我谈话征求意见时，我愉快地接受了去山东工作的安排。林彪师长和我谈话简单明了，要我带机要、警卫等工作人员和另几名干部，尽快动身，经晋冀鲁豫根据地去山东，具体工作到山东后再予以安排。
第二天，林彪就与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一起，乘一架美军运输机经晋冀鲁豫根据地前往山东了。
8月30日，我和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组织部干事的李榕，还有邓飞夫妇、邓光汉夫妇及机要、警卫人员一行，离开了生活一年多的革命圣地延安。从宝塔山下向北，经延川、清涧、绥德等地后，渡过黄河，经山西平遥奔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左权县。
9月14日，经过长途跋涉，我们到达了左权县王堡村。这个座落在太行山深处的小山村，是我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的所在地，也是我十分熟悉的地方。在冀南地区的艰苦抗战和太行山残酷的反“扫荡”作战中，我曾多次来过这里。
1942年日寇大扫荡，我就是在这一带大山中冒险跳崖突围的。再往前，一出太行山，就是冀南抗日根据地了。
冀南地区是我在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七七一团政委和一二九师新四旅政委时战斗过的地方，也是李榕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曾与日寇和伪顽势力进行过无数次战斗。现在，抗战胜利了，我很想再到冀南地区走走，看看那些为夺取胜利而做出过巨大贡献和牺牲的乡亲们。
但是，到达王堡村后，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一二九师师部转给我一封林彪从河南淮阳发来的电报。电报内容是:“转告吴富善及去山东的一行人员，迅速改赴东北。速带机要人员、密码北上，至迟于9月下旬到达河北霸县会合。”
离开延安后，我们一直在旅途上，对这突如其来的命令，我思想上没有一点准备。我把电报给邓飞同志看了后，感到这一变化一定与抗战胜利后形势的变化及我党重大的战略决策有关。在我脑海中，服从命令是不能含糊的，但东北是个什么样子，对我来说知之甚少。我自参加革命以来，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东征作战及八年抗战，先后转战了十几个省，但就地域来讲，最北端也不过到达河北、山西、甘肃一线。饱受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的东北大地从地理上对我来说，还真是一块神秘的土地。听到的只是东北如何冷，能冻掉鼻子，冻掉耳朵之类。为了做好赴东北出关作战的准备，我通过一二九师的同志，了解有关东北各方面的情况。
我了解到东北当时是我国重工业最集中的地区，我军占领东北不仅可以直接得到苏联人民的支援，而且也可使我党我军拥有大型工业和重工业做基础的战略根据地。一些熟悉的同志告诉我，晋绥解放区、晋冀鲁豫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有很多同志接到了去东北的命令。延安由中央党校、抗大等人员组成的干部团也在兼程北上。听到这些消息，我再也呆不下去了，和邓飞同志商量，立即出发，争取早日到霸县与其他同志会合。
我去和老首长、当时的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同志告别。邓政委爽快地对我说:“我本来是不同意放你走的，我这里也缺干部呀!但中央已经决定了，我们也只能服从决定。我已安排了，最近一两天请几位老同志、老战友来，咱们一起吃顿饭，也算是大家为你离开一二九师送行吧!”
我诚心诚意地对小平同志说:“政委，吃饭就免了吧!现在形势发展很快，邓飞、光汉同志又带着孩子，我们还是早点动身吧!”
小平同志呵呵一笑，说到:“你还是那个急性子，好吧。经济上有什么困难，我给你解决。”就这样，第二天，我们就离开太行山经冀东南根据地向北出发了。
当时，由于形势发展很快，从冀南到冀中仍有部分据点为日军和伪军所盘踞。一些新解放区的治安也比较复杂。我们未带警卫部队，只有几个警卫员，为了安全，在有敌人的地区，我们一直在敌伪空隙中穿行，有时露宿在野外。进入冀中地区后，治安形势有所好转，路上的人马也越来越多，而且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出关到东北去。我们一行人也越走越快。
一到冀中军区司令部所在地霸县，当时任冀中军区政委的林铁同志就向我和邓飞同志转达了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指示中明确提出:“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东北已成为我军同国民党反动派激烈争夺的地区。为实现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决策，除林彪外，中央已决定派遣彭真、陈云、罗荣桓、李富春、陶铸等领导同志和11万军队、2万名干部挺进东北，会合东北抗日联军，消灭日伪残余，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地方各级政权，开创东北解放区。此刻，我隐约感到，在东北我们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霸县是冀中军区所在地，又地处交通要道，去东北的部队大部在此集结后，分批通过平津铁路封锁线。因此，在霸县，我们每天都可看到从华北、华中和山西、陕西等地抽调的大批干部和部队正不分日夜地向东北挺进，大路小路上都是奔涌的部队和人流。有的部队牲口马匹都走垮了，可战士们还在走，还在跑，大家只有一个信念，赶在敌人到达之前占领东北。
我和邓飞同志到达霸县时，邓华同志还有林彪等已先期到达。随后，陶铸、莫文骅、聂鹤亭等同志也先后到达霸县。两天后曹里怀同志带一个团从淮阳昼夜兼程赶来。林彪、陶铸等人商议后，决定由曹里怀和旷伏兆同志所带的部队担任掩护，已在霸县集中的同志，立即行动，通过平津铁路封锁线。
在临动身的前一天晚上，我和大家一样，都在忙着收拾行装，我的马却不知被哪个日夜兼程极度疲劳的同志“牵”走了。当时路过的部队和单位很多，那一两天主要是文年生同志率领的三五九旅和陕甘警备一旅及五干队的同志，特别是三五九旅，一直在跑。我曾亲眼看到他们队伍中的骡马跑着跑着就倒在路边，战士们卸下牲口背上的驮子继续前进的情景。
牲口没有了，只要在我们部队上，不管是哪个单位，都是为革命出力。可没有了马匹，我就无法和大家一起行动。
为解燃眉之急，我只好求助于当时任冀中军区副政委的王奇才同志。
王奇才同志是我在红军时期的老战友，我任红十一师总支书记，他是师卫生队政委。那时，我们经常在一起研究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问题。一见面，也顾不上说什么客套话，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王政委，我的马在你的辖区内被盗了，这个损失和责任可要由你来负哟!’’
王奇才同志听完我的话，明白了事情的经过，不禁哈哈笑了起来。他也开着玩笑说:“这种案件最近屡有发生，你也不是第一个受害者了。但老战友既然有困难，这个忙我还是要帮的。”
这样，从王奇才同志处临时抓了一匹牲口，我才得以跟上大家一起行动。我们从霸县出发，经固安越过平津铁路封锁线至玉田然后到山海关。在山海关换乘火车继续出关北上。
这次乘坐的是那种40年代木制客车车厢，但比起8年前在山西第一次坐火车时乘的那种煤车不知要好多少了。
10月上旬我们到达关外第一站锦州。
原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同志此时任锦州行署主任。锦州城一片忙碌景象，从关内来的部队和干部都要在锦州领取被装。在李运昌同志的亲自安排下，我们一行人基本上没有停留和等待，很快就补充了冬装，换乘火车北上沈阳。
到达沈阳后我见到了先期到达的彭真、陈云、伍修权、程子华、林枫等同志。成立不久的东北局的同志一般都住在原市府大楼和张作霖的大帅府两处地方。我们到达后不久，东北局又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会议分析了东北形势和首要任务，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接收日伪武装，团结抗联同志，扩大人民武装，力争独占东北，建立战略根据地的方针。
会议还决定，成立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4个卫戍司令部，沈阳卫戍司令部由邓华任司令员，长春由曹里怀任司令员，哈尔滨由聂鹤亭任司令员，齐齐哈尔由我任司令员。
由于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再加上丰富的资源和雄厚的工业基础，因此蒋介石一方面企图从苏军手中和平接收东北，另一方面在美国的支持下，动用飞机、军舰将他的部队由大西南运往东北，武装抢占东北。此时，宣布投降的日伪军中的顽固分子仍在暗中活动，各种土匪更象是泛起的沉渣，不仅多如牛毛，而且活动猖撅，因此东北的形势极其复杂。我党这时在东北只有人数不多的抗日联军和少量先期到达东北的关内部队。虽然大批部队和干部日夜兼程赶赴东北，但是群众未发动，政权未建立，又面临着天寒地冻，真是困难重重。
为了迅速掌握形势，站稳脚根，东北局会议只开了1天多的时间。会议一结束，林彪就立即把我叫去。
在沈阳张作霖的大帅府西楼，我见到了林彪。屋子里不冷，但他仍然披着一件缴获的日军大衣。见我进来，他没有让座，而是开门见山地说:
“吴富善同志，现在东北的形势很复杂，变化也很快。东北局会议研究决定，成立齐齐哈尔卫戍司令部，由你担任司令员。名义上是卫戍司令部，实际上相当一个军区的性质。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立即赶到那里，利用抗联和我军先期到达的部队为基础，迅速扩充部队，站稳脚跟，最好能利用靠近内蒙的条件，发展一些骑兵，要注意加强与苏军的联系我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坚决完成任务。
林彪满意地点点头，又对我说:“彭真同志马上要去长春，你就搭彭真同志的飞机走吧。具体事情请伍修权同志帮助安排一下。”
我找到伍修权同志，在他的关心和帮助下，李榕和我一同搭乘飞机去长春。
午饭后，我与一些从陕北、华北来东北工作而又比较熟悉的同志和战友匆匆告别后，乘苏军汽车到沈阳机场。延安那时有机场，飞机我见过，但从来没真正乘坐过。在机场，我见到了彭真同志。在延安时我就认识彭真同志，当时他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为工作问题同我谈过话。现在他穿上了一身厚厚的冬装，显得身材更加魁梧。我向彭真同志敬礼打招呼后，伍修权同志又向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乘坐飞机事项，我们便登机了。
飞机是双翼小型运输机，螺旋桨在机头，机身是绿色的，大概是安2运输机的最初机型。舱门很矮，进飞机后沿两侧舱壁有些折叠的小椅子，但由于机舱壁是弧型的，所以坐下后直不起腰，也抬不起头。伍修权同志告诉我们，这种飞机虽坐着不舒服，但最大优点是安全，只要有条大路或平地就可降落。
在飞机上坐定以后，我才看清小小的飞机舱内，除彭真同志外，还有陈云同志，新任哈尔滨卫戍司令员聂鹤亭同志等人。不一会，飞机的螺旋桨带着巨大的轰鸣和震动转动起来，飞机开始滑行起飞了。不知是第一次坐飞机心情紧张还是别的原因，我只觉得大地在下沉，心在往上提。看看身边的李榕，我小声问她:“怎么样，头晕吗?”她只摇摇头，不知是因为飞机声音大，她听不到，还是紧张不愿说话。
飞机飞行高度也就约2000多米，颠簸得很厉害，加上巨大的机器噪音，使我觉得乘坐飞机并不舒服。透过机舱边小窗，可以看到地面爬行的火车和象小盒子一样的住屋。东北大地，已经被初冬的几场白雪盖得严严实实，从飞机上望去，显得格外的辽阔宽广。
天黑后，飞机在长春机场降落。彭真、陈云同志坐一辆吉普车在苏军的护卫下先走了。我们几个人坐进一辆篷布围得严严实实的卡车进了城，住在当时在苏军中任职的卢冬生同志处。
卢冬生同志原来在贺龙同志的部队中工作过，当时在苏军驻长春一个部队中任上尉职务。他那里更确切地讲，是东北抗联和我党在长春的一个接待站和办事处。由于那时社会上活动的各类人员成份复杂，我们穿的又都是灰粗布服装，加之又不是当地口音，因此规定我们一行人在长春不公开露面，具体事宜由鹿冬生同志派人或亲自联系。
自从离开延安，一个多月了，我还没有理过发，头发已经很长了。我这个齐齐哈尔的卫戍司令员总不能蓬头垢面地去上任吧!于是抽了个空，我跑到街上去理发。
从小时算起到延安，30多年来，理发对我来说就是请人用剪子或什么工具把头发剪短一些。到理发馆去理发，这还是头一遭。用理发推子理发要比用剪子理发舒服多了，但理完发后，我突然觉得头上和脖子后面热呼呼的，扭头一看，理发师傅正用热风机给我吹头。我不禁大叫起来:“你怎么用烧红的东西烫我呀!”搞得理发师傅莫明其妙，我也气呼呼地离开了理发室。后来我才明白，理完发后是要吹风的。特别是东北的冬季，不吹干头发，湿头发很快就冻硬，使人非常不舒服。而我第一次进理发店，就出了个不大不小的笑话。
两天后，经卢冬生同志安排，抗联的同志为我们安排了一名向导和一名翻译，并带上东北局和周保中同志签的介绍信等证件及由苏军签发的护照，乘火车前往哈尔滨。
东北的铁路在当时全国来说，是最发达的。但此时也可能是全国最乱的铁路。每个车站都乱哄哄的，挤满了苏军的各种部队、抗联人员以及我们新从关内到达的部队，甚至还有日伪原铁路管理人员，也搞不清该听谁的指挥。再加上苏军一些部队的组织纪律性差，个别苏军四处乱窜几找什么日本女人，结果使许多中国妇女遭到强暴。因此一些零星的工作人员和后勤、机关等单位的同志，都不愿单独乘坐火车北上。
火车上有一半以上是苏军士兵，在翻译的安排下，我和李榕坐在一排4人座的里边两个位置上，外面2个位置上坐的是两位苏军上校，因此一路还算顺利。
到达哈尔滨后，我们由东北抗联在哈尔滨的负责人李兆麟安排，在原松江省政府省长办公室的沙发、地板上过了一夜。第二天，大约是11月2日，我和李榕及翻译、向导等人在两名苏联警卫人员的陪同下，转乘火车西行，前往西满重镇齐齐哈尔。
